青年毛澤東闖蕩北京，見識色彩斑斕的大都市
環(huán)球人物 2023-05-03 云阿云智庫•領(lǐng)袖未來
導語：五月四日是中國青年節(jié)。當年，青年毛澤東作為實實在在“北漂”人，在那里不斷尋求探索前方之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讓開！讓開！讓開一點！”毛澤東還是沒聽見。他在狹窄、喧囂的人行道上看書入了迷，被人拽到一邊才反應(yīng)過來。
抬起頭，這是1918年的北京，街道并不寬敞，卻十足嘈雜：穿滿清服飾的婦女慢悠悠走著，著新潮大衣的外國人談笑拍照，手藝人在城墻下擺攤吆喝，黃包車在大街和胡同里奔馳，前門西單鼓樓前，首飾店、布店、飯莊、金店、古玩行、果品店、文房四寶堂、鼻煙鋪、戲園子、當鋪……各色店鋪生意興隆。
有人形容，這是“一個有著地道中國風味的、別具一格、宏大無比和色彩斑斕的大都市”。
一、見識這座色彩斑斕的大都市
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目的是組織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他是向朋友借錢來的，衣食起居難免有些局促。
現(xiàn)在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號院保留了原來的格局，站在院門外，《環(huán)球人物》記者伸開雙臂比劃一下，胡同兩三米寬，汽車是開不進來的。院門刷了朱紅的新漆，也窄得很，兩個人很難并排走進去。這就是年輕的毛澤東在北京的若干暫住地之一。
當時屋內(nèi)陳設(shè)很簡單，毛澤東與同學蔡和森等擠在一個大炕上睡覺，人多炕窄，毛澤東想要翻個身，先得同兩旁的人打招呼。其他人亦然。
毛澤東的身高即使在北方青年中也很出挑，以他的高個子和急性子，從小院快步走20多分鐘，穿過幾個胡同，就到了北京大學紅樓圖書館，這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在圖書館一層的第二閱覽室里，負責登記整理新到的報刊，記錄閱覽者姓名，每月能領(lǐng)8塊大洋。與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120塊大洋、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塊大洋的月薪相比，這不算高，但算算當時的物價，“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這個薪酬也算不錯。
毛澤東對這份工作很滿意的一點是，閱覽室書報資源豐富，如北京的《國民公報》，天津的《大公報》，上海的《神州日報》……有時他讀書入了迷，耽誤了書報整理的本職工作，看書的人就有意見，找到毛澤東，指責說：“你干什么呀？亂七八糟地放！”毛澤東從容地答：“書在乎人看，整理好了你就不會看了�！�
當時的北京是中國最大的社會政治活動中心，北大又是新文化運動中心，人才濟濟，頭面人物云集。毛澤東是帶著斗志來北京的，那年4月，好友羅章龍籌到路費準備東赴日本，毛澤東寫了首詩送他，“年少崢嶸屈賈才”“鯤鵬擊浪從茲始”，豪情盛氣撲面而來。
在閱覽室工作，毛澤東能沾一個便利，就是主動去結(jié)交北大的知名人士。他們也要來閱覽室借書的，也得登記姓名。比如，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和羅家倫，兩人都是學生運動領(lǐng)袖，組織了新潮社，創(chuàng)辦了《新潮》月刊，羅家倫參與翻譯的《玩偶之家》在《新青年》雜志發(fā)表，引起很大反響，“娜拉出走”是青年們街頭巷尾議論的話題。還有學成歸國的胡適，27歲就已是北大文科知名教授，他發(fā)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毛澤東抱著極大興趣走上前去跟傅斯年和羅家倫打招呼，結(jié)果卻不太理想，他甚至頗感沮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shù)都不把我當人看待�！�“我曾試圖同他們交談?wù)魏臀幕瘑栴}，而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边�有一次，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看到毛澤東只是一位沒有注冊的學生，便拒絕回答。
當然，能識別這個南方青年獨特見識的也大有人在。李大釗的辦公室也在一層，毛澤東的這份工作就是他介紹的。在北大，李大釗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平日里，他總是笑呵呵的，風度優(yōu)雅，戴金屬框眼鏡。工作之余的交流中，李大釗發(fā)現(xiàn)毛澤東思維異常敏捷，銳氣畢露。毛澤東提出問題，李大釗作答，兩人能就此暢談許久。
1918年11月15日，為慶祝新生的蘇俄作為協(xié)約國在一戰(zhàn)中取勝，李大釗昂首闊步登上在天安門前的講臺，慷慨演講：“這回戰(zhàn)勝的，不是聯(lián)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毛澤東就站在學生工人涌動的、熱烈的人潮中，望著臺上的守常先生（李大釗字守常），思考良多。
毛澤東還參加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與人稱“亂世飄萍”的學會導師邵飄萍有了接觸。
邵飄萍曾為《時事新報》《申報》《時報》撰稿，后來又創(chuàng)辦了《京報》。在北京，上至總統(tǒng)總理，下至仆役百姓，邵飄萍都靠得攏、談得來。夜探總理府，虛訪美使館，他總能拿到獨家新聞。他本人也風流倜儻，慷慨豪爽，重交情，講排場，在酒樓飯館宴請賓客，在談話之中捕捉信息。
毛澤東聽邵飄萍講課，也到邵飄萍家里拜訪，與他深談多次。因為邵飄萍，毛澤東對未來的職業(yè)有了新想法，他說：“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書，一是新聞記者�！�
在北京，除了因職務(wù)之便和師生之便拜訪名流學者，毛澤東也主動登門，拜訪北大校長蔡元培、北大文科教務(wù)長陶孟和，也第一次拜會了陳獨秀。次年，他到上海送新民學會同學出國留學又專門拜會了在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毛澤東曾說，“他（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他談“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guān)健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chǎn)生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北大發(fā)生了很多事：陳獨秀又創(chuàng)辦了一本新雜志《每周評論》；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預言“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魯迅發(fā)表國內(nèi)首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風起云涌，人杰匯聚，各方呼嘯。
青年毛澤東一頭闖進了這個見識最廣博、思想最激蕩、交鋒最活躍的場域里，在這些先生們身邊走動，他站著、坐著、聽著、問著、看著、想著，他在汲取知識，探索方向。也是在那一年，毛澤東戀愛了。
二、愛情的甜蜜與離別的哀愁
“你最近自學如何呀？《新青年》看了沒有？”毛澤東先開了口�！懊科诙甲x了，里面好多文章好極了，我?guī)缀跄鼙诚聛��！睏铋_慧答。
“我寫了好幾封信給你，收到了嗎？”毛澤東又問。“收到了。你的信寫得真好，我當文章讀呢。媽媽還要了你的信去看哩�！睏铋_慧面帶笑意。
這是毛澤東到北京后與楊開慧第一次見面。17歲的楊開慧還保持著原來在長沙的打扮，粗衣布裙，梳著蝴蝶頭，但毛澤東忽然發(fā)覺，小師妹出落成溫婉淑慧的大姑娘了。
鼓樓后豆腐池胡同9號院門外掛著一塊銅牌“板倉楊”，這是楊昌濟在北京的住處，他于1918年6月被聘為北大文科教授。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剛到北京就落腳老師家，住在南房靠院門的單間里。
一到周末和節(jié)假日，小院里特別熱鬧，楊昌濟講解哲學、倫理學，毛澤東、蔡和森等學生聽完課就展開討論，楊昌濟的獨生女楊開慧也在一旁聆聽。那一年，小院里栽了一棵小棗樹，楊開慧常為小樹培土、施肥，毛澤東幫著澆水，兩人之間交談也越來越多了。
毛澤東和同學們不久就搬去了三眼井胡同。從楊宅到三眼井胡同有5里地，楊開慧走過去要半小時。她一到，同學們就開始起哄，蔡和森說：“霞仔（楊開慧號霞，毛澤東稱她霞姑）是來看潤之的吧！”楊開慧有點不好意思，說：“我是來看大家的，爸爸問你們在北京有什么困難，盡管說，不要客氣�！辈毯蜕侄核骸拔覀兊睦щy，潤之一概全知，讓他出去告訴你吧。”毛澤東于是帶著楊開慧出了門。
“在公園里，在故宮廣場上，我看到了北國之春，看到了堅冰覆蓋著北海時，潔白的梅花在怒放。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從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這一寫景的名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shù)不清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賞�！�在毛澤東心中，那年的北京如此之美，“就是在這里，我遇上并愛上了楊開慧”。
但兩人都把愛藏在了心里，沒有開口。楊開慧說：“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驕傲脾氣，那時我惟恐他看見我（愛他）的心。”“他因此懷了鬼胎，以為我是不愛他。但他的驕傲脾氣使他瞞著我一點都沒有表現(xiàn)……”
很快，離別到來。1919年3月，毛澤東離開北京轉(zhuǎn)道上�；睾稀７謩e后，兩人以不同的方式追求進步。
楊開慧不再滿足于在家跟父親學習國文和英文，積極去北大旁聽，《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以及英文版《布爾什維克》《奧維克》都是她的必讀刊物。楊昌濟的好友夸獎她說：“開慧志向尤大，舉止溫婉，中文亦好，殊屬難得。”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毛澤東在湖南組織學生響應(yīng)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7月14日，湖南省學聯(lián)刊物《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毛澤東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為創(chuàng)刊號撰寫創(chuàng)刊宣言以及長短文章20余篇。
在北京，楊開慧讀到這些文章。“世間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lián)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彼惺艿叫碌牧α俊扇送ㄐ胖T多，在信中，開始以“潤”“霞”稱呼對方。
1920年12月18日，毛澤東再赴北京，進行轟轟烈烈的驅(qū)張運動。他與楊開慧再見面了，但此時恩師楊昌濟突然病重。毛澤東常常是匆匆趕來病房，又因驅(qū)張工作需要匆匆趕回。
一天晚上，毛澤東又趕來病房，楊昌濟示意他坐下，顫抖著從身上掏出一塊懷表遞給他，說：“潤之，這塊表跟我多年，在日本、英國一直戴著，送給你作個紀念吧。”毛澤東雙手接過，熱淚盈眶。楊昌濟又說：“你和開慧的事我全知道，開慧年輕幼稚，你要多照顧她……”“老師，請放心！”毛澤東忍痛起身，向恩師和師母深深地鞠躬。
100多年過去了，記者佇立在豆腐池胡同9號院前，院門緊閉著，但門外一左一右兩棵棗樹發(fā)了新芽，星星點點的綠色與紅的院門相互映襯。此情此景，不由讓人想起毛澤東多年后懷念霞姑的那句詩：“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年衣�！�
三、在“混亂”中走向馬克思主義
不少人有過這樣的疑惑：毛澤東為何始終沒有報考北大？在羅章龍的記憶里，毛澤東有自己的想法。“他根本不贊成進北京大學的，（他覺得）北京大學好像舊式大學的氣氛很多，不是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應(yīng)該是好一些，所以他就不去考北京大學�！�
年輕的毛澤東很有主見，不追求潮流，即使那潮流是新式的、前沿的。比如報考北大，比如出國勤工儉學。
1919年3月，毛澤東到上海參加環(huán)球中國學生會召開的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送別湖南學生赴法。在這之前，不少同學期盼著他一同赴法�！皾欀职。∧闶且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quán)且努力于研究學問的事呢？弟近來想及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學，學他十年八載。異日回國……各抒所學以問世，發(fā)為言論作社會之喚醒提倡者。”羅學瓚在信中說得這般懇切，毛澤東還是沒去。
中共黨史專業(yè)博士、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博士后鄭寧波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去與不去，毛澤東有過一番思考，在一封信中，他說明了為何要留在國內(nèi)�！�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致周世釗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他還寫了在國內(nèi)研究的幾種好處：“1.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2.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nèi)，要占個半壁的地位……吾人似應(yīng)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3.吾人如果要在現(xiàn)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guān)于這地盤內(nèi)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diào)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guān)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xiàn)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jīng)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資比較�！�
“我們不難體會到青年毛澤東的非凡見識。”鄭寧波說。“面對紛紛出國的同學，毛澤東另辟蹊徑地選擇留在國內(nèi)。他很善于逆向思維。他的學術(shù)研究不囿于書齋，具有很強實踐意識和濃厚現(xiàn)實關(guān)懷。對于留學的利弊，他的分析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較、理論與實踐關(guān)系的高度，極為通透。也許，這也是他以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思想因子之一�！�
在北大，毛澤東只是一個不知名的南方青年，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他從未中斷思考。在跟隨楊昌濟學習《倫理學原理》時，毛澤東曾在書上批注了這樣一句話，“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這種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全部國家制度的一概否定，正是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理論主張。
當時的北大圖書館里也陳列著不少無政府主義的書刊，如《晦鳴錄》《法律與強權(quán)》等。毛澤東回憶當時的狀態(tài)說：“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xù)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說，我還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guān)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的中國前景�！�毛澤東口中的那位朱謙之同學，當時已是無政府主義派的代表人物了。
回湖南后，毛澤東發(fā)表了《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在《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中，人們還能讀出他對無政府主義的青睞。他寫道：“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他們要聯(lián)合地球做一國，聯(lián)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lǐng)，為一個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笨唆斉萏亟鹫嵌韲鵁o政府主義運動最高精神領(lǐng)袖和理論家。
到《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三）》發(fā)表時，他的思想已轉(zhuǎn)變，旗幟鮮明地肯定俄國十月革命和歐洲革命運動。“俄羅斯打倒貴族，驅(qū)逐富人，勞農(nóng)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xié)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lián)合，我們應(yīng)該積極進行！”革命在于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針對舊的國家制度，他發(fā)出的不是“廢棄國家”的呼聲，而是“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的吶喊。他開始朝馬克思主義方向走去。
當然，轉(zhuǎn)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今，我們只能想象著他探索之路上的點滴：
也許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的臺燈旁，他與李大釗激烈暢談，晚上回到三眼井胡同后，有了新想法；也許在天安門前聽完李大釗的演說，他一個人走在街道上思索良久；
也許是第二次回北京后，鄧中夏、羅章龍談?wù)撈鹉切┧褜さ降膶氊悤�，那些為�?shù)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chǎn)主義書籍，他感覺到很興奮；
也許是在某個夜晚讀陳望道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后，他徹夜無眠，堅信了馬克思主義。
在痛苦呻吟的中國土地上，一個青年終將找到他的路，并且準備好了，大踏步地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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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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