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交給市場”？這條輿論邪路，蘇聯(lián)曾經(jīng)走過
原創(chuàng) 歐洲金靴2023-05-18 云阿云智庫•輿論斗爭
導讀：還要將“言論交給市場”嗎？事實上，“言論交給市場”這條輿論與意識形態(tài)的邪路，三十余年前的蘇聯(lián)早已走過……
文 / 歐洲金靴
文藝承擔著成風化人的職責。立德樹人的人，必先立己；鑄魂培根的人，必先鑄己。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社會形象與作品的社會效果統(tǒng)一起來，堅守藝術理想，追求德藝雙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質兼美的作品，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
文藝要通俗，但決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藝要生活，但決不能成為不良風氣的制造者、跟風者、鼓吹者。文藝要創(chuàng)新，但決不能搞光怪陸離、荒腔走板的東西。文藝要效益，但決不能沾染銅臭氣、當市場的奴隸。
創(chuàng)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實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質，名聲要靠德藝。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會影響，認真嚴肅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
一個文藝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會接受，時代也不會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歌頌真善美、針砭假惡丑。要弘揚行風藝德，營造自尊自愛、互學互鑒、天朗氣清的行業(yè)風氣。
—— 2021年12月14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暨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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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50年代，艾倫·杜勒斯針對蘇東陣營有過這樣的作戰(zhàn)方略，后被收錄至美國《戰(zhàn)后國際關系原則》：
所有這些東西應該用巧妙的和不易察覺的方式加以培養(yǎng)，使之開出閑言的花朵。只有少數(shù)人才能猜測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發(fā)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們將設法使這些人處于無能為力的地位，使他們成為大眾嘲笑的對象，我們一定能夠找到誹謗他們和宣布他們成為社會渣滓的方法。
我們要他們嘲笑誠實和正派，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誰也不需要的愚蠢東西，成為過去時代的殘余。要促使社會主義國家變成‘粗野、撒謊、酗酒和吸毒的國家’，要促使（他們）相互之間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復無常，民族主義和各族人民相互敵視，首先是對本國人民的敵視和仇恨等等。
美國應消除（他們）文學和藝術的社會本質，使（他們的）藝術家疏遠這些，使他們不想去描寫和了解人民群眾內部發(fā)生的事情，讓（他們的）文學、戲劇和電影都來表現(xiàn)和頌揚人的最鄙劣的感情；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支持和鼓勵那些往人的意識里灌輸崇拜暴力、色情和叛賣行為的思想，簡而言之，灌輸崇拜各種不道德行為的思想的所謂藝術家。
美國要在（社會主義國家）播種下混亂的種子，應該在他不知不覺中把他們有價值的東西換成贗品，并使他們相信這些假的東西。美國一定能在他們國內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幫手和盟友，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馴服的人們，一場接一場地演出自身滅亡及其自我意識不可逆轉地完全消失的規(guī)模極其巨大的悲劇。
2001年7月，香港《廣角鏡》月刊曝光了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針對蘇東陣營所制定的“十條誡令”，隨后新華社《參考消息》于2001年7月24日第15版對其進行了整體刊載，這讓中情局在戰(zhàn)后對蘇對華的輿論顛覆戰(zhàn)略面世：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chǎn)主義教育。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二、一定要盡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tǒng)引開來。讓他們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性犯罪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shù)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qū)，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中間只在新仇舊恨，這時完全不能忽略的策略。
五、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fā)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我們都要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的手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八、要以我們的經(jīng)濟技術優(yōu)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yè)。只要他們的工業(yè)。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表明上非常慈愛地區(qū)幫助和援助他們，只要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tǒng)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一擊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我到現(xiàn)在都記得，戴旭前幾年就網(wǎng)絡輿戰(zhàn)和文藝生態(tài)說的一句話：
上甘嶺已危，十五軍安在？
說起十五軍，其實在當時名氣不算大，在我軍厚重的戰(zhàn)功簿上或許只是個“小字輩”，但是自1952年3月起，正是這支隊伍一直擔負著守衛(wèi)五圣山和西方山一線的任務。
他們面對的是美軍第七師三十一團和南朝鮮軍第二師三十二團及十七團1個營，在300余門火炮、27輛坦克、40余架飛機支援下，分6路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發(fā)動猛烈進攻……
其中堅守1號坑道的正是電影《上甘嶺》中的原型——三四團八連，前身是的第一二九師警衛(wèi)營三連，素以作戰(zhàn)勇猛著稱。
在美軍進攻1號坑道后，他們用無后座力炮轟、堆放炸藥包炸、往洞里扔手榴彈、P-51型強擊機俯沖掃射，一個班接一個班地向坑道里沖擊，打得坑道里濃煙滾滾，山崩石裂。
八連在洞口狹窄、射界受制的環(huán)境里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極限抵抗，一個個戰(zhàn)土縱身跳出，端起沖鋒槍與美軍面對面射擊…只要有人倒下，就會有又一個戰(zhàn)士沖出坑道…沖出去的戰(zhàn)士再次倒下，后面的戰(zhàn)士繼續(xù)往外沖……
僅597.7高地1號坑道里，平均每天就有一個班的兵力消耗。八連最多時補充到120多人，最少時只有5個戰(zhàn)斗員，這就是所有堅守坑道部隊的一個縮影，也是志愿軍的縮影，也是人民軍隊的縮影。
到11月5日黃昏，美韓聯(lián)軍再無力進攻597.9高地，這個標高已被炮火削去兩米的山頭使他們望而生畏，完全失去爭奪的意志。
正如第十五軍所編撰的那本沉如秦磚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中話所描述的：
上甘嶺戰(zhàn)役中，危急時刻拉響手雷、手榴彈、爆破筒、炸藥包與敵人同歸于盡，舍身炸敵地堡，堵敵槍眼等，成為普遍現(xiàn)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哪支部隊敢像十五軍這樣自豪地宣稱此類驚天動地的壯舉為‘普遍現(xiàn)象’呢？
這就是2013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被正式提出的“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yōu)良”其精神內涵的來源之一。
八年后，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法，明確軍人的榮譽和名譽受法律保護：
軍人獲得的榮譽由其終身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經(jīng)法定程序不得撤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詆毀、貶損軍人的榮譽，侮辱、誹謗軍人的名譽，不得故意毀損、玷污軍人的榮譽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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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笑果文化不可原諒；
毋庸諱言，這是一場輿論戰(zhàn)役——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家中橫掛“東亞病夫”：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公開物化女性：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參與節(jié)目《奇葩說》捧紅“跨性別者”、“性別模糊人士”姜思達：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參與節(jié)目《奇葩說》捧紅港獨分子邱晨：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參與節(jié)目《奇葩說》捧紅馬薇薇（力挺港獨分子邱晨和淫亂罪犯吳亦凡）：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參與節(jié)目《奇葩說》邀請反華人士高曉松：
笑果文化股東李誕參與節(jié)目《奇葩說》其搭檔馬東2020年2月7日凌晨微博內容（自行體會）：
笑果文化藝人楊笠成為女拳運動興起主力：
笑果文化藝人孟川公開發(fā)表反華言論被禁言：
笑果文化藝人卡姆吸毒被捕：
笑果文化藝人張博洋公開支持張文宏：
笑果文化解聘藝人池子赴北美大演反華脫口秀：
笑果文化《脫口秀大會》邀請知名精日分子羅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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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場上的上甘嶺，志愿軍在戰(zhàn)壕里挨著美軍遠遠高于二戰(zhàn)彈藥傾瀉量的轟炸，山崩地裂的熱浪把整個人震得七竅流血、雙耳失聰，都能守住一座山頭。
但是輿論的上甘嶺，在和平年代，在這些奉行新解構主義的資本財團與右翼媒體（人）面前，人民軍隊的生命重量早已成了模糊的灰燼而已。
所以，還要將“言論交給市場”嗎？
事實上，“言論交給市場”這條輿論與意識形態(tài)的邪路，三十余年前的蘇聯(lián)早已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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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至1986年3月，戈爾巴喬夫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lián)黨政機關，對新聞媒體說：
在當今社會發(fā)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
閘門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
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
《人民友誼》雜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這部被稱為“文學炸彈”的作品一經(jīng)刊登，發(fā)行量即突破百萬份。
俄羅斯作家聯(lián)盟莫斯科市主席、歐亞作家協(xié)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后來這樣評價：
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產(chǎn)黨員，在推行‘公開性’后，他捕捉到時代已經(jīng)開始發(fā)生了變化，即決定自己也要跟著變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了解剖臺，在那個時期只要能寫幾筆的人都在涂抹斯大林。
在那個時候，誰先沖上去，誰首先反對斯大林，誰就是英雄。
戈爾巴喬夫后來承認，這些作品的公開出版或放映是經(jīng)他本人點頭的，他甚至充滿感慨地說：
真可惜，在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
大批文學作品的解禁，其時被稱為繼赫魯曉夫的“解凍”之后的“第二次解凍”……
《新世界》雜志1989年借刊登Солженицын反映勞改營和流放地的小說《古拉格群島》，發(fā)行量從42萬份猛增至250萬份。
此后，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登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
1990年上半年，蘇聯(lián)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
1990年6月12日，《蘇聯(lián)出版法》正式頒布，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
蘇共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失去了主導權，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黨的思想被搞亂，蘇聯(lián)人民的思想被搞亂：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lián)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遠，要求回到沙俄時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景時說：
在六年當中，報刊實現(xiàn)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xiàn)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不僅報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電視臺也不甘落后。
隨著“公開無限制”方針的推行，一股氣勢洶洶的否定蘇共和蘇聯(lián)歷史的虛無主義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學界、理論界、思想界，到80年代后半段于蘇聯(lián)社會形成一場反思歷史、重評歷史的運動。
境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追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論調，從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入手，進而攻擊、誹謗列寧和十月革命，再進而否定整個蘇聯(lián)和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
這真是應了毛主席在那半個世紀之前的判斷：
投降是時局最大的危險，反共是投降的準備步驟。
俄中友協(xié)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曾這樣分析：
在列寧斯大林時代，廣大知識分子能與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與人民群眾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現(xiàn)象加劇，部分知識分子的權力逐漸擴張。但當時蘇聯(lián)的國內環(huán)境仍在壓縮著知識分子自由化的空間，于是企圖謀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國外，通過內外勾結推動蘇聯(lián)解體，進而攫取俄羅斯更多的資源，從而成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巔覆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一個極為特殊的階層。
著名的“意識形態(tài)剪刀手”雅科夫列夫還公開宣揚共產(chǎn)主義是烏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數(shù)暴徒發(fā)動的政變”，是“魔鬼之歌的序曲”。
他還重拾早就被粉碎的謠言，攻擊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xiàn)，列寧是接受德皇資助從內部瓦解沙皇統(tǒng)治的德國秘密代理人等等等等。
包括“民主聯(lián)盟”主要成員尤·阿法納西耶夫也宣稱：
整個蘇聯(lián)的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
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擺脫控制和剪輯。幾位年輕記者在電視一臺創(chuàng)辦了直播政論性節(jié)目“視點”、“第五車輪”，公開抨擊和批判蘇共。
1989年春天，根據(jù)修改后的憲法，全蘇進行人民代表選舉。反對派抓住競選活動這個機會，通過電視直播，合法地將各種反蘇反共的聲音傳遍全國。
實際上已呈壟斷之勢的所謂開放傳媒和自由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并由此成為政治上和組織上全盤否定蘇共的開端。
蘇聯(lián)知識界也呈現(xiàn)出一片混亂，原先所謂“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所謂“極權主義”的斗士；蘇聯(lián)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激進思潮”急速蔓延；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全國眾多的科學共產(chǎn)主義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基地。
相當一批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俄羅斯的歷史和現(xiàn)狀心存不滿；其中少數(shù)的知識精英成了瓦解蘇共、摧毀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鋒隊”。
1988年中期，蘇聯(lián)出版了一本由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主編、以倡導西方政治經(jīng)濟體制為主旨的政治論文集《別無選擇》，當時在蘇聯(lián)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
這部風行一時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蘇聯(lián)知識界的名人，他們中有經(jīng)濟學家波波夫，政治學家布爾拉斯基，哲學家弗羅洛夫等。
這些知識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lián)的制度和體制，把從西方所謂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過來，推進著蘇聯(lián)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那些僅能說出英文或幾句晦澀難懂西方辭藻的人，往往被捧為知識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體的推崇，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實驗室主任一躍成為人民代表乃至部長、副總理。
1975年，《赫爾辛基協(xié)定》簽訂，西方國家利用條款，給予蘇聯(lián)“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所謂“道義”的。
1977年，卡特總統(tǒng)上臺，其上臺不久就接見了反共作品《古拉格群島》的作者Солженицын；他還親自致信蘇聯(lián)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表示美國：
將繼續(xù)履行在國外促進人權的堅定諾言。
1979年4月，美國用它所拘捕的兩名蘇聯(lián)間諜，交換了金斯伯格等五名持不同政見者，以此聲援和鼓勵在蘇聯(lián)出現(xiàn)更多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
198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爭取民主贈款法》；六年后，國會僅撥給“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的款額已達2500萬美元，這筆資金主要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lián)“發(fā)展民主”和支持反對派。
西方利用意識形態(tài)滲透和“人權”攻勢，并投入巨額資金，支持那些對蘇共不滿的人，幫助他們建立各種非政府組織，資助他們出版各種宣傳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出版物和電視節(jié)目，并鼓勵他們向蘇共展開奪權斗爭，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
隨著80年代后期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進，非正式組織和形形色色宣傳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的發(fā)展起來。
戈爾巴喬夫完全屈服于美國的“人權”攻勢和壓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是為最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的恢復名譽。
1989年3月，薩哈羅夫競選蘇聯(lián)人民代表失敗落選，戈爾巴喬夫立即給蘇聯(lián)科學院增加名額，幫助他成功當選。
后來，薩哈羅夫成為蘇聯(lián)人民代表大會中強烈反對蘇共的“跨地區(qū)議員團”的領導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規(guī)定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在蘇聯(lián)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的《蘇聯(lián)憲法》第六條，并親自擬定《憲法》，取消了原蘇聯(lián)國名中“社會主義”一詞。
1989年12月，薩哈羅夫因病去世，戈爾巴喬夫曾表示無限悲痛，聲稱：
這是重大的損失。
由于戈爾巴喬夫這一“鮮明”立場與態(tài)度，蘇聯(lián)更多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便很快公開化、合法化了。
面對以非正式組織面目出現(xiàn)的政治反對派，蘇共聽任和放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猖狂進攻。
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現(xiàn)，它值得大力支持”。
1989年7月18日，戈爾巴喬夫又說：
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積極的，是與改革目的客觀上相符，應同它們對話協(xié)作。
戈氏不僅允許成立各種各樣的非正式組織，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組織的基礎上成立反對黨、實行多黨制，直至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聽任讓反對派奪取一系列地方政權。
1987年12月28日，《真理報》的社論披露，當時蘇聯(lián)的非正式社團已經(jīng)有三萬多個，這些組織通過各種報刊和電視節(jié)目，肆無忌憚地宣揚反蘇反共觀點，鼓吹成立反對黨，并插手蘇聯(lián)的民族問題、破壞蘇聯(lián)的民族關系。
1986年蘇聯(lián)改革開始不久，一些美國議員就跑到拉脫維亞挑撥蘇聯(lián)民族關系，公開宣布美國從未承認蘇聯(lián)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占領”，波羅的海人民有權決定是否獨立。
1989年春，當波羅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勢如潮涌之時，美國駐蘇大使出面接見當?shù)胤至褎萘Φ拇�，了解他們的活動意圖和計劃，對他們表示支持，從而直接促成了波羅的海沿岸兩百萬人手牽手的“波羅的海之路”運動，大大強化了當?shù)胤至阎髁x勢力的意志和決心。
1989年12月1日，美蘇兩國元首在馬耳他會晤，布什向戈爾巴喬夫施壓，警告蘇聯(lián)不得用武力對付波羅的海的三國民族運動。否則，反蘇情緒就會席卷美國。
布什還多次會見波羅的海沿岸分裂運動領導人，向他們表示聲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勢緊張時，美國立即發(fā)表聲明，譴責蘇軍“挑釁”，要求蘇聯(lián)“回到談判中來”，同時通過各種外交渠道，向蘇方表達強硬立場。布什本人親自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發(fā)密函，要他履行不對波羅的海國家動武的承諾，否則就將停止對蘇援助。
在美國的高壓下，作為蘇聯(lián)總統(tǒng)的戈爾巴喬夫，于1月30日下令將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勢的空降兵部隊和內務部隊撤出立陶宛，同時向美國人保證，在堅持憲法的道路上推進政治進程，愿同波羅的海分裂勢力進行對話。蘇聯(lián)中央政權從此失去了對這3個共和國的控制。
波羅的海三國分裂勢力的得手，最終推倒了蘇聯(lián)解體的多米諾骨牌。
2021年3月2日戈爾巴喬夫生日時，剛就任美國總統(tǒng)不久的拜登向他祝喜壽辰：
我代表美國人民祝賀您90歲生日快樂，這是您傳奇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感謝您對自由的忠誠，以及您數(shù)十年前做出艱難決定的勇氣，世界已變得更安全，這至今仍然是靈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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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一個政權、分裂一個國家，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從矮化乃至污化它的軍隊，尤其是辱沒其立國之戰(zhàn)開始。
1945年，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fā)表演講，杜魯門也在場。演講包括以下內容：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將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地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jīng)過偷換的價值觀念。
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蘇聯(lián)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賭注壓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fā)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能做到！
這就是「白蟻戰(zhàn)略」。
在輿論戰(zhàn)場上，放出一只猛虎的成本、動靜都太大，而放出一撮撮白蟻，才是經(jīng)濟實惠的摧毀一座大廈的良策。
80年代之前，在蘇聯(lián)人民心中，斯大林和蘇共是火紅的旗幟。其人民信仰的塑成并不是天然而就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來源于蘇共的軍隊打贏了衛(wèi)國戰(zhàn)爭這場蘇聯(lián)立國之戰(zhàn)。
蘇聯(lián)人民不會忘記，在衛(wèi)國戰(zhàn)爭中斯大林作為國家元首和軍隊最高統(tǒng)帥，決然地把自己心愛的兒子雅科夫送上了最前線——1941年7月，雅科夫在作戰(zhàn)中被俘，希特勒提出愿意以釋放雅科夫為條件，交換德軍將領保盧斯——但是斯大林的回答是：
我不會用一名將軍去交換一名士兵。
結果，雅科夫死在了納粹集中營。
可是斯大林的這句話卻印在了蘇軍每一個士兵和蘇聯(lián)每一個人民的心中。
蘇聯(lián)紅軍和蘇聯(lián)紅軍用打贏衛(wèi)國戰(zhàn)爭所帶來的最大政治紅利，就是蘇聯(lián)人民對蘇共這個政權的信仰和凝聚。
因而，對于外部勢力而言，想要瓦解蘇聯(lián)人對蘇共的信任和依托，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利用蘇聯(lián)社會的那些反動精英，通過攪動輿論、制作反動文藝作品來煽動洗腦蘇聯(lián)人，重新解釋、侮辱踐踏那場光輝神圣的衛(wèi)國戰(zhàn)爭。
從80年代中期開始，反共反蘇勢力發(fā)動報刊把批判矛頭指向蘇共領導的軍隊。
他們污蔑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比如蘇聯(lián)作家格·弗拉基莫夫的作品《將軍和他的部隊》。
歐洲方面聞到味，立刻給了他一個大獎：布克文學獎，狗糧一萬英鎊。
斯大林的烈士兒子雅科夫，被說成“上戰(zhàn)場打納粹，是為了鍍金接班”；
蘇聯(lián)女英雄卓婭，被一些蘇聯(lián)三流作家說成“偷稻草的竊賊”；
用身體堵槍眼的戰(zhàn)士馬特洛索夫，被說成“其實是死于流彈”；
斯摩棱斯克戰(zhàn)役中著名的女后勤兵 妮基季齊娜，90多歲右手殘疾、住在簡陋的平房里無人問津，被親西方的蘇聯(lián)人士傲斥：“她活該”；
截肢后依然重上戰(zhàn)機、與納粹空軍搏斗的蘇軍“無腿飛將軍”阿列克謝•馬拉斯耶夫，其受到攻擊更令人發(fā)指：他的殘疾缺陷被蘇聯(lián)的文化精英、自由派媒體編成段子，帶領全蘇社會哄然大笑——人們竟然質疑這位截去雙腿的英雄的事跡是造假的！
你想到了什么？
我們的立國之戰(zhàn)，我們的英雄，我們的烈士，不也在21世紀被人說成“鍍金”、“炒蛋炒飯”、“壁爐烤鴨”；不也被人質疑“怎么可能臥倒在火堆里一動不動？肯定是假的”；不也被人立場反動地嘲諷“向我開炮”是“對美軍的不講人道主義”………
直至今天的笑果文化，可以毫無顧忌地踐踏紅線、潑污抗美援朝上甘嶺戰(zhàn)役與人民軍隊。
而當那些關于蘇軍的謠言，統(tǒng)統(tǒng)被戳破揭穿，當俄國的群眾百姓重新認識到蘇軍是一支多么輝煌偉大的人民軍隊時，蘇共這個政權、蘇聯(lián)的這個國家卻早已不復存在了。
解體之后，如烏克蘭，赫赫戰(zhàn)神庫茲涅佐夫、朱可夫們的被砸毀的雕像，也不會有人再有興趣去重新扶起。
1987年之前，蘇聯(lián)的電視主要有三套節(jié)目：中央電視臺一套、二套、莫斯科電視臺，內容均衡平和。
而進化到了2000年，俄羅斯收視率最高的已經(jīng)是獨立臺HTB和TV6——媒體已經(jīng)完全被資本控制了。且節(jié)目內容六成以上都是政治：仇共反共的政治。
這樣的媒體怪獸，正是興起于前文所述戈爾巴喬夫與雅科夫列夫的“多元化”與“私辦媒體自由”。
它們通過信息轟炸，全天候引導了蘇聯(lián)人對衛(wèi)國戰(zhàn)爭和蘇聯(lián)紅軍的信仰，進一步瓦解了蘇共的領導力。
1987年7月，《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lián)過去的中小學歷史教材，認為以前的歷史教科書中“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
1988年6月，蘇聯(lián)教育主管部門做出決定，取消當年中小學歷史課的考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lián)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新修訂的課本中，對衛(wèi)國戰(zhàn)爭的篇章做了尤為顛覆性的修改。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蘇聯(lián)與東歐國家事務委員會”主任約翰·連喬夫斯基曾說：
在新聞媒體中，對蘇聯(lián)政治劇變進程產(chǎn)生影響最重要的武器，是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視臺和自由等電臺。
80年代末，西方各國針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大功率廣播電臺每天用六種語言傳播“國際以及蘇聯(lián)和東歐國內發(fā)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英國BBC和德意志電波電臺每天甚至用四十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
這些大型電臺擔負著向蘇聯(lián)灌輸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重任，其歷史題材的廣播節(jié)目占到三分之一。
對于二戰(zhàn)中蘇聯(lián)軍隊的地位、作用、評價，這些電臺全數(shù)以西方冷戰(zhàn)式的思維和立場去向蘇聯(lián)聽眾灌輸，如“蘇聯(lián)也是侵略者之一”、“美國才是二戰(zhàn)領導者”、“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意義比不上諾曼底登陸”……
在那一時期，西方資本影響下的蘇聯(lián)文化精英與知識分子們，極度熱愛聲稱：
今天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衰退，其原因是因為軍隊這只怪獸吸干了國家的血汗！
這樣的社會輿論聒噪，加上西方輿論集團對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一事的攻擊（這場不義戰(zhàn)爭倒確實屬于蘇聯(lián)領導集團自己給西方遞刀子），便造成了蘇聯(lián)民眾戰(zhàn)后幾十年來，第一次對蘇聯(lián)軍隊產(chǎn)生了厭惡和反感。
1989年春天，蘇聯(lián)大學生發(fā)起了一場全國性的“請求暫緩征兵運動”，在資本和媒體的煽動下，又爆發(fā)了所謂“士兵母親運動”。這種西歐味兒十足的社會聚眾行為，把蘇軍的社會威信打到了谷底。
一時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加盟地區(qū)紛紛出現(xiàn)難以計數(shù)的“反征兵組織”。到1989年春季，波羅的海的征兵工作只完成了20%，蘇聯(lián)國防部不得不延長一個月。
至1990年春天，逃避服兵役現(xiàn)象更加嚴重，這次有7個加盟共和國未能完成任務：格魯吉亞（27.5%）、亞美尼亞（7.5%）、立陶宛（33.6%）、拉脫維亞（54.2%）、愛沙尼亞（40.2%）、烏茲別克（87.4%）和吉爾吉斯（89.5%）。
當時蘇聯(lián)的年輕人普遍打著標語：“我們不要和一支破壞文明的軍隊為伍”——所謂的“破壞文明”，指的就是西方媒體對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的污蔑性解構。
反蘇反共勢力的無端攻擊、歪曲和詆毀，也使蘇軍內部廣大官兵理想信念發(fā)生動搖，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的思潮迅速泛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的官兵關系緊張。
同時，軍隊構成也日益復雜，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也日趨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稱是“非正式組織”成員的占到13%，同年軍人入黨人數(shù)下降21%，一年后則達到23.3%。
軍隊中退黨和交黨證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逃兵更是時有發(fā)生，僅1990年就有三萬余人。
隨著衛(wèi)國戰(zhàn)爭以及打贏這場戰(zhàn)爭的軍隊，在蘇聯(lián)社會中不斷地被輕視、辱沒，這支由列寧親手締造的歷經(jīng)無數(shù)戰(zhàn)火考驗的強大武裝，已由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堅強后盾，變成搖搖欲墜的“泥足巨人”……
5
現(xiàn)代世界，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生態(tài)，國與國之間戰(zhàn)斗愈發(fā)“去核武化”，如人與人之間爭鋒愈發(fā)“去拳頭化”。
從七十余年前杜勒斯為美國制定“白蟻計劃”以來，和平演變取代海陸空作戰(zhàn)，在七十余年時間里，其位于對外戰(zhàn)略的地位逐年提高。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個高潮，2010年前后又是一個高潮。
而在每一個高潮之間，事實上策變從未停止。
比如，由“言論交給市場”戰(zhàn)略而誕生的「七人集團」。
七人集團，狹義上指的是在蘇俄經(jīng)濟轉軌中迅速憑借美國扶植而崛起的、在90年代的俄羅斯社會中最有政治經(jīng)濟文化影響的七大金融財團。
具體包括：
① 別列佐夫斯基的羅卡瓦斯-西伯利亞石油集團；
② 波塔寧的奧涅克辛姆銀行-諾里爾斯克鎳業(yè)-辛丹卡集團；
③ 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梅納捷普-尤卡斯集團；
④ 古辛斯基的橋-集團
⑤ 阿文和弗里德曼的阿爾法-集團
⑥ 斯摩棱斯基的首都儲蓄銀行-農(nóng)工銀行
⑦ 阿列克別羅夫的盧卡伊爾-集團。
這七大頂級私有財團幾乎控制了解體后的整個俄羅斯，從左右總統(tǒng)競選，到包攬金融信貸和境外資本入持，再到一手遮天地統(tǒng)治俄羅斯的輿論媒體、操縱著俄民眾的價值觀……
在普京上臺之前，俄羅斯幾乎成了這些（能源/金融/傳媒）寡頭們的天下。
1996年10月，別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就明目張膽地直言：
我們控制了50%的俄羅斯經(jīng)濟，和絕大部分的俄羅斯傳媒。
七人集團中，除阿列克別羅夫的盧卡伊爾集團經(jīng)營范圍主要集中在石油產(chǎn)業(yè)外，其他六個集團均有自己的私家銀行。
在當時全俄2000多家商業(yè)銀行中評選出的最大的100家銀行排行榜中，波塔寧的奧涅克辛姆銀行，為全俄最大的私人銀行，僅次于俄國家儲蓄銀行和俄國家外貿(mào)銀行，在商業(yè)銀行中排行第三（1996年9月其銀行資產(chǎn)為15.1萬億盧布，所吸存款額9萬億盧布，其最大股份10%又歸波塔寧）。
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梅納捷普銀行則位列第六，在私行中排行第三，位奧涅克辛姆銀行和俄國際商業(yè)銀行之后。
在私有化中，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梅納捷普集團，建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將銀行和多個工業(yè)部門的數(shù)十家企業(yè)聯(lián)合為一體的“私人金融工業(yè)混合體”，即所謂的金融工業(yè)集團。
梅納捷普集團和它的控股公司——“俄羅斯工業(yè)”包括30多個子公司，擁有超過14萬職員，下轄9個部門管理局，含石油、紡織（管理9個股份公司，其中包括紡織業(yè)巨頭“俄羅斯紡織”和紡織科學研究院）、食品工業(yè)、化學、有色冶金、輕金屬、礦石工業(yè)用化工制品、建材和商業(yè)。
古辛斯基的“橋集團”更是在1996年末控制了超過50家俄羅斯民營企業(yè)。
相比于其他六位寡頭，古辛斯基更擅長在傳媒方面統(tǒng)治俄羅斯。
1993年，古辛斯基的“橋銀行”成立了所謂的“獨立電視臺”，橋銀行持有獨立電視臺77%股份。
之后又由橋銀行發(fā)起，聯(lián)合了具有強烈自由化傾向的報紙《今日報》，共同買下了原本國有的“莫斯科回聲”電臺，并隆重發(fā)行了《7日報》。
古辛斯基打造的這份《7日報》，后來與美國的《NEWSWEEK》周刊共同出版了著名的反共反俄刊物：《總結》。
1997年時，古辛斯基又提出擴大自己信息帝國的計劃，葉利欽執(zhí)掌的克里姆林宮便大手一揮、滿足了他這方面所有的政策性需求。
在1997年，古辛斯基大幅度增加了獨立電視臺的播出時間，該臺從早到晚都有政論性節(jié)目，內容多為“反思蘇聯(lián)歷史”和吹捧西方體制。
同時，古辛斯基的新聞團隊還制定了頻道的“全球計劃”，打算在五個頻道同步播送名為“獨立電視－增加”的衛(wèi)星電視。
1987年之前，蘇聯(lián)的電視主要有三套節(jié)目：中央電視臺一套、二套、莫斯科電視臺，內容均衡平和。
但進化到了2000年，俄羅斯收視率最高的就已經(jīng)是獨立臺HTB和TV6——古辛斯基的輿論地盤，全天候向俄羅斯人民傳遞反國有化、反集體制的、推崇極端市場經(jīng)濟的政論內容。
若問源頭在哪里？則是1991年由葉利欽親自簽署的《俄聯(lián)邦大眾傳媒法》，取消了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新聞審查，給親西方、鼓吹自由化的輿論風浪拉開了閘門。
作為“對立面”，著名的《星火》雜志開始衰落，從1992年開始《星火》改為了不定期出刊，到1994年，直接從1992年的44萬閱讀份訂閱量驟降至不足1萬份。
最終，《星火》雜志走到了寡頭們想要看到了的結局里：被別列佐夫斯基私有化了。
除了古辛斯基，斯摩棱斯基同樣對控制傳媒、把握輿論有著濃厚興趣。
這很好理解，在媒體戰(zhàn)的時代，對于資本寡頭而言，維護壟斷的一個必要抓手就是使壟斷的合法性在民心層面得以塑造，如此一來，其在法律層面的非法性也就不值一提了。
說白了，培育更多的“精神資本家”，讓俄羅斯群眾在報紙、電臺、電視的瘋狂洗腦之間，逐漸地相信“寡頭可以比政府更能帶領這個國家實現(xiàn)強大、實現(xiàn)民眾的富�！�。
斯摩棱斯基與古辛斯基同是《今日報》和獨立電視臺電視公司的奠基人，他本人還是俄羅斯自由派媒體《新周報》和《商業(yè)日報》的參股人。
而且，他與別列左夫斯基還一度共同主持過俄羅斯“公共電視臺”的董事會，并持有該公司頻道5%的股份——別列佐夫斯基在俄羅斯公共電視臺的這5%股份，其實也就是構成其金融帝國的一部分。
俄羅斯公共電視臺是根據(jù)總統(tǒng)令于1995年建立的，國家控制其股份的51%，49%的股份拍賣給私人公司（從一開始就是個寡頭媒體怪胎）。
其最大的份額由“羅卡瓦斯”（16%）取得，別列佐夫斯基是公共電視臺的實際控制者。
俄國家杜馬曾力圖確立對公共電視臺的控制，但未能取得成功。
在1996年大選前的宣傳運動中，公共電視頻道也像其它國家和私人的電視頻道一樣，都是為親美的葉利欽工作的。
“言論交給市場”？你交給的不是市場，而是茹毛嗜血的野蠻人。
看看那些被資本扶植的文藝人的筆觸和鏡頭，仿佛他們才是主宰一切的指揮棒。
所以在歷史面前，他們比大爺還大爺，比太上皇還太上皇。
面對志愿軍烈士的長碑，極不耐煩的他們不但大搖大擺、輕蔑地背起雙手，甚至恨不得要吐一口痰：“沒有老子給你們拍電影，你們算個啥？”
畢竟在他們這群人眼里，志愿軍有什么可拍的？在新自由主義受眾和境外資本那里搞不好要被當做“主旋律喉舌”，只有拍《八佰》那才是標新立異、卓爾不群，才能遠離“此岸”、討到“彼岸”的青睞……
6
我必須提醒一下：笑果文化背后有華人文化的影子。
華人文化這家投資機構，曾與谷歌執(zhí)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支持創(chuàng)辦的「Raine基金」達成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其戰(zhàn)略目標是：
為中國和西方媒體思想領袖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
施密特曾與美國政府達成共識：
讓傳媒成為美國輸出民主運動的工具。
施密特也確實在世界各地煽動動亂，其領導的谷歌與CIA有密切合作，谷歌創(chuàng)建的背后本就是由CIA種子計劃資助，行動則聽命于NSA（美國國家安全局）。
前CIA官員大衛(wèi)·斯蒂爾甚至毫不掩飾：
我們CIA內部就有谷歌的聯(lián)絡人，瑞克·史坦賽爾，效力于CIA研究發(fā)展辦公室。
以2011年的埃及動亂為例，時任谷歌CEO的施密特直言：
埃及境內的某些媒體和勢力和美方里應外合，通過在FB和TT上散布信息、煽動推翻穆巴拉克。
彼時還有一句口號作為行動圖騰：
我們都是哈勒德·薩伊德！
同時，施密特還曾高調預計：
中國未來數(shù)十年內將發(fā)生某種（顏色）革命。
2013年底，黎瑞剛（華人文化創(chuàng)始人）攜華人文化重金控股國內的知名右翼媒體——財新傳媒（此前，華人文化一直是投資娛樂影視，并不涉及媒體業(yè)）。
施密特還曾一手扶持 “中國媒體領袖”李KF，后者因政治因素于2013年離開大陸；2015年，李KF回到大陸。當年4月，財新網(wǎng)開始對李KF進行大規(guī)模宣傳和洗白。
就在同一時間，飲料企業(yè)加多寶推出侮辱烈士邱少云的營銷活動，大肆宣傳作業(yè)本、李KF等人。
看，又是涉及抗美援朝這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zhàn)，這不是巧合。
2013年初，也就是華人文化與Raine基金達成戰(zhàn)略合作前后，加多寶的廣告營銷開始頻頻介入政治話題，而加多寶的策劃團隊正是來自華人文化和施密特。
2015年3月29日，加多寶集團品管及資源管理總經(jīng)理龐振國，在參加由財新傳媒主辦的嶺南論壇上發(fā)言談及營銷時，唯一提及的案例就是加多寶冠名《中國好聲音》——這又恰恰是黎瑞剛和他的華人文化重點打造的品牌娛樂節(jié)目。
真的以為歲月靜好嗎？
在美國，在線時代華納、華特迪士尼、維亞康姆集團、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紐豪斯集團、華盛頓郵報、CNN……無一例外受制于外交關系委員會，通過不設上限的資本滲透，籠絡各國媒體與文人：俄羅斯地鐵爆炸案、巴林騷亂、委內瑞拉動蕩、乃至去年中國年初的疫情，看到的太多了吧？
90年代通過法律途徑、使美國各大新聞集團一夜之間成為戰(zhàn)爭武器，是“大勢所趨”還是“人為” ？還真的是后者：布什政府聯(lián)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兒子，邁克爾·鮑威爾，親自批準法令，將原本標榜“自由”的美國媒體融合成陣，開火全球，其戰(zhàn)爭形象從幕后走到臺前。
另外，2018年7月時，華人文化獲得100億規(guī)模的投資，由馬云的阿里巴巴投資……
其背后，是猶太國際資本。
猶太資本，這又是另一條歷史脈絡。
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進入了蘇共最高核心圈層，并且當時他已經(jīng)同美國總統(tǒng)里根建立了良好關系。
俄羅斯歷史學家О.А.普拉托諾夫曾在《俄羅斯荊棘之冠：Freemasonry歷史1731-1995年》一書中揭露了大量關于20世紀中后期大量蘇共高管加入Freemasonry、并最終引導蘇聯(lián)解體的史實。
該書第25章中有文，自1945-1994年，原蘇聯(lián)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Freemasonry或隸屬Freemasonry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領導人如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均是Freemasonry會員。
這老幾位，都是把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攪得一團亂麻的主兒。
尤其是雅科夫列夫，被指控在加拿大擔任蘇聯(lián)大使期間即被策反。
1988年，也是戈爾巴喬夫親自將堅持馬列原則、原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調整為主管農(nóng)業(yè)，取而代之的就當時的是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
從此，蘇聯(lián)的輿論陣地徹底失控、失守。
該書還披露，上世紀中葉一大批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蘇聯(lián)實習生（后被稱為“二十大產(chǎn)兒”），其中包括未來的“改革”領導人雅科夫列夫、O.卡盧金等，其資金提供方并非蘇聯(lián)政府，而是CIA。
前蘇聯(lián)克格勃特工克留奇科夫在蘇聯(lián)解體后曾悲哀地指出：
1990年，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情報和反間諜機構，從幾個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關于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極為擔憂的情報。根據(jù)西方特工部門的評價，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場，可靠地抵御著蘇聯(lián)的‘保守’勢力，在任何形勢下都可以堅定地寄希望于他。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tài)部部長亞·謝·卡普托也有披露：
在1988年就能明顯地看出，在蘇共中央內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員是反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戈爾巴喬夫以年齡過高為借口，開列了150人的所謂反對派名單，在一次中央全會上把他們清除了出去。
雅科夫列夫那一時期對蘇聯(lián)主要報刊和新聞媒體的領導班子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公然排斥堅持原則、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的共產(chǎn)黨人，并把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親信安排在各個重要領導崗位上，從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輿論界的領導權。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預和影響下，《真理報》、《莫斯科新聞》、《消息報》、《文學報》、《共青團真理報》等中央報刊主編遭撤換，十種主要大型文學雜志中有七種雜志的主編被更換，一大批主張西化的編輯記者被起用。
至于戈爾巴喬夫，有關他加入Freemasonry的消息，早在1988年2月1日德國的一份發(fā)行量不大的雜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就有過揭露。
類似消息也披露在紐約的報紙《新俄羅斯言論》（“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期）上，該報甚至刊登了一幅照片，圖中美國新任總統(tǒng)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島上見面時，互相做出典型的Freemasonry密語手勢——此前，戈爾巴喬夫1985年在日內瓦峰會上與里根見面就已做過的手勢。
那本書還提到，自1989年開始，F(xiàn)reemasonry還發(fā)動了一場廣泛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公開的宣傳其思想和在俄羅斯招募新成員的運動，即所謂“外在化”運動。
在這一運動的框架內，F(xiàn)reemasonry在俄羅斯境內的大禮堂、報刊、廣播和電視上頻繁舉辦講座、做報告。
隨之而來的事實就是：
一，蘇聯(lián)國土上出現(xiàn)了第一個正式的Freemasonry機構：國際猶太Freemasonry分會“圣約信徒會”，又叫“圣約書神廟”。該分會是根據(jù)亨利·基辛格的請求建立，并得到戈爾巴喬夫本人的批準；
二、在蘇聯(lián)解體的過程中，葉利欽順從了Freemasonry的旨意，任命三個猶太人副手：丘拜斯、涅姆佐夫、 基里延科。這仨猶太人又在私有化改革中將蘇聯(lián)國有資產(chǎn)賤賣給一幫猶太商人：霍多爾科夫斯基、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普羅沃羅夫、阿布拉莫維奇。
1990年，戈爾巴喬夫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是Freemasonry給他的褒獎。
還是如前文所述：“言論交給市場”？你交給的不是市場，而是茹毛嗜血的野蠻人。
跋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有言：
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xiàn)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chǎn)階級一家，資產(chǎn)階級一家。
或者是無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
共產(chǎn)主義世界觀就是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它不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
1963年12月，毛主席又對《戲劇報》作了一段尖銳的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shù)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啊…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
許多共產(chǎn)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豈非咄咄怪事！
彼時，他已經(jīng)開始不斷追問有沒有“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因為蘇聯(lián)文藝界的亂象他看的一清二楚。
早在建國后不久，蘇聯(lián)有位名作家叫格羅斯曼，曾于1952年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yè)》，把斯大林時代歌頌為“沒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據(jù)新的領導集體的風向轉變，格羅斯曼的畫風開始跑偏。后來僅僅不到十年，經(jīng)受了蘇共二十大洗禮的他就于1961年寫成《生存與命運》，書中宣稱：
衛(wèi)國戰(zhàn)爭是兩個極權主義之間的斗爭……蘇聯(lián)不但稱不上正義，甚至極權主義的程度較之希特勒更勝一籌……
除了前文的格羅斯曼，擅于隨風舞動的蘇聯(lián)“藝術家”、“知識分子”們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shù)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里豐諾夫；
比如在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贊美斯大林和蘇聯(lián)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擔任《新世界》雜志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lián)國營電影制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蘇修當局都是門清兒。
而藝術家們的創(chuàng)作更是輿論戰(zhàn)中或雷霆萬鈞、或潤物無聲的重彈。
他們向來都是「無冕之王」。
而我們更加追問的是：文藝的臺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即文藝的幕后，又是什么呢？
比如，有人鼓吹：
解放軍要保衛(wèi)的是改革開放的中國。
很顯然，這既是變更和割裂了我人民軍隊的建軍興軍歷史，也是扭曲了解放軍從來未曾歪化的政治使命。
解放軍要保衛(wèi)的，就是領袖2017年8月1日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
人民軍隊要堅決維護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整治自媒體之前，能不能先整治“官媒”？
原創(chuàng) 申鵬 平原公子 2023-07-13
前幾天，有人告訴我，要整治“自媒體亂象”，要加強對自媒體的管理。
我說很好，就該整治，總不能放任那些造謠的肆意橫行，咱們自媒體人，舉雙手贊成刀刃向內，自我革命。
但問題來了，這些“亂象”，真的是從自媒體開始的嗎？
當年那些寫出《殺人者，父親》，《尋找湯蘭蘭》、《給產(chǎn)婦縫上肛門》、《大學生掏鳥窩被判10年》這些經(jīng)典文章，給犯罪分子洗地，網(wǎng)暴受害者，用謠言煽動社會撕裂的，可不是自媒體人，那都是科班出身、新聞專業(yè)畢業(yè)的“官媒”記者。
幫大家回憶一下，《大學生掏鳥窩被判10年》，和今天的《大善人造浮橋一家18口被判刑》有異曲同工之妙，明明是不法分子盜捕保護動物、售賣猛禽受到法律懲處，居然被說成“大學生掏鳥窩被判十年”，明明是黑惡勢力非法采砂、攔路收費，居然被說成是“大善人造福鄉(xiāng)里，修橋鋪路無尸骸”.....
“無冕之王”是真的狠，“第四權”是真的厲害！
遠的不說，最近兩年的“治沙圣人孫國友”、“造橋圣人黃德義”、“整頓職場陳志龍”、“34億干掛大理石”，這些經(jīng)典謠言，難道是自媒體首先傳播的嗎？還不是XX都市報 、XX日報們不調查不研究，堂而皇之先發(fā)出來的？全國各地的日報們紛紛轉載，才能形成那樣的輿論風暴。
網(wǎng)絡輿論在初期之所以一邊倒，還不是因為人民群眾信任“官媒”的權威？某些反動勢力甚至借助官媒的“權威”，來打壓認真調查、冷靜質疑的網(wǎng)友！
別的不說，就說最近這個“造橋圣人黃德義”事件，連普通人都能看清楚，在一個20戶的小村莊，動用18口人24小時輪流看守收費的人，一個可以在橋頭安裝100噸地磅給過往車輛稱重的人.....絕非善類。但某些專業(yè)新聞媒體依然嘴硬，依然把他塑造成造福鄉(xiāng)里不求回報的大善人，他們不覺得自己的立場和判斷都是有問題的嗎？
不得不承認，在這些事件中，大量自媒體借助網(wǎng)絡的便利紛涌而上，胡編亂造、以訛傳訛、不顧事實真相，煽動輿論獲取流量收益，這些是需要被嚴懲的。但他們的影響，遠遠比不上一個掛著藍色官方認證的“官媒”的千萬分之一。
如果一個“官媒”，不調查不研究，只顧蹭熱度，趕流量，以訛傳訛，那么危害是巨大的；更可怕的是，某些官媒的專業(yè)新聞人士，他們是有自己立場的，有自己價值判斷的，他們是故意偏聽偏信，只采訪自己想采訪的人，只發(fā)出自己想發(fā)出的消息，故意帶節(jié)奏、引導輿論，那么對整個輿論生態(tài)會產(chǎn)生毀滅性的災難。
“官媒”和自媒體不同，“官媒”有新聞采編資格，記者受到法律保護，各大日報、都市報、新聞社都有經(jīng)費，記者們本應深入一線，去調查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坐在家里抄網(wǎng)絡段子、根據(jù)自己的臆想編故事......
現(xiàn)在有的報社和記者，只是電話采訪一下當事人，就自以為得到事情的真相了，他們甚至不肯去現(xiàn)場看一下地形地貌，調查一下周圍的相關人，聽一聽多方面的意見和說法！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到駱駝說馬腫背，一點生活經(jīng)驗和邏輯推理能力都沒有，我不知道是什么新聞專業(yè)的老師，教給他們的“專業(yè)技術”？
采訪是個技術活兒，絕不是簡單地聽人說話，以剛出學校的小記者們的水平，很容易就被社會上的各種老油條牽著鼻子走，加上小記者們心中幼稚的“理想主義”，你只能得到片面的信息，根本不可能接近真相.......采訪之外，你得親自去現(xiàn)場看一看，去實地調查研究，去對比衛(wèi)星地圖，去找一找和當事人有沖突和矛盾的人，多方印證！
這些事情都是你們有采訪資格的“記者”們該做的事情，輪不著我一個土木工程出身、不入流的小自媒體人來指手畫腳.......你們學校里都學了些什么？
不要苛求自媒體人不去現(xiàn)場調查，因為自媒體人不拿工資，沒有經(jīng)費，所有的收入全靠自己辛辛苦苦寫文章掙廣告費自給自足，而“官媒”的大記者們是有經(jīng)費有后勤有報銷的！
整治“自媒體”很容易，刪文、封號，一連串來的很快。
而“官媒”該如何整治？那些第一時間造謠傳謠、傳播不實新聞、造成輿論混亂的“官媒”，在事件反轉之后，我從未看到哪位記者編輯被開除，也從未看到那家報紙被關停，別說懲罰，連道歉都沒有！難道有丹書鐵券、免死金牌不成？
再看看網(wǎng)絡上橫行的自由派公知、恨國黨反賊、謠棍、甚至是某些間諜，有幾個是自媒體出身？王志安、羅昌平、仇子明、董郁玉、柴靜、閭丘露薇、成蕾、袁莉.....他們大多數(shù)都是當年各大“官媒”報社、電視臺的大記者、大主編、評論部主任��！
自媒體的影響力，和他們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
“整治亂象”，要從根子上整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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