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zhí)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fā)展的重要原因。大會根據(jù)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xiàn)、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關于單純軍事觀點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fā)展。其表現(xiàn)如：
(一)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
(二)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仿佛，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xiàn)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三)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fā)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
(四)同時，在宣傳工作上，忽視宣傳隊的重要性。在群眾組織上，忽視軍隊士兵會[1]的組織和對地方工農群眾的組織。結果，宣傳和組織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狀態(tài)。
(五)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
(六)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群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
(七)有少數(shù)同志囿于四軍的局部環(huán)境，以為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斗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余。
(八)不顧主客觀條件，犯著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干，充滿著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余[2]。
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傭軍隊的思想。因為歷次作戰(zhàn)俘虜兵甚多，此種分子加入紅軍，帶來了濃厚的雇傭軍隊的思想，使單純軍事觀點有了下層基礎。
(三)因有以上兩個原因，便發(fā)生第三個原因，就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
(四)黨對于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原因。
糾正的方法：
(一)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點的理論根源，認清紅軍和白軍的根本區(qū)別。同時，還要肅清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殘余，打破四軍本位主義。
(二)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特別是對俘虜成分的教育要加緊。同時，盡可能由地方政權機關選派有斗爭經驗的工農分子，加入紅軍，從組織上削弱以至去掉單純軍事觀點的根源。
(三)發(fā)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
(四)黨對于軍事工作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去執(zhí)行。
(五)編制紅軍法規(guī)，明白地規(guī)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tǒng)和政治工作系統(tǒng)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士兵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
關于極端民主化
紅軍第四軍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極端民主化的現(xiàn)象，減少了許多。例如黨的決議比較地能夠執(zhí)行了;要求在紅軍中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項錯誤主張，也沒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減少，只是一時的和表面的現(xiàn)象，還不是極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肅清。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對于決議案的執(zhí)行，表示種種勉強的態(tài)度，就是證據(jù)。
糾正的方法：
(一)從理論上鏟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zhàn)斗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斗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
1 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2 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
3 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zhí)行。
4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其辦法是開活動分子會，或開支部以至縱隊的黨員大會(須看環(huán)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報告。
5 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于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并決定對它的執(zhí)行方法。
關于非組織觀點
四軍黨內存在著的非組織的觀點，其表現(xiàn)如下：
甲 少數(shù)不服從多數(shù)。例如少數(shù)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zhí)行黨的決議。
糾正的方法：
(一)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fā)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少數(shù)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shù)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乙 非組織的批評：
(一)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zhàn)斗力的武器。但是紅軍黨內的批評有些不是這樣，變成了攻擊個人。其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也毀壞了黨的組織。這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糾正的方法，在于使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加黨的戰(zhàn)斗力以達到階級斗爭的勝利，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二)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這是因為一般黨員還不懂得黨的組織(會議等)的重要，以為批評在組織內或在組織外沒有什么分別。糾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
關于絕對平均主義
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fā)展得很厲害。例如：發(fā)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fā)給。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擔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
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yè)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糾正的方法：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xiàn)時斗爭環(huán)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斗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于斗爭有妨礙的。
關于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于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證據(jù)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于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至于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lián)系，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fā)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jù)，批評要注意政治。
關于個人主義
紅軍黨內的個人主義的傾向有如下各種表現(xiàn)：
(一)報復主義。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打罵就是報復的一種手段。在黨內也尋報復;你在這次會議上說了我，我就在下次會議上找岔子報復你。這種報復主義，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fā)，不知有階級的利益和整個黨的利益。它的目標不在敵對階級，而在自己隊伍里的別的個人。這是一種削弱組織、削弱戰(zhàn)斗力的銷蝕劑。
(二)小團體主義。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紅軍中歷來小團體風氣很盛，經過批評現(xiàn)在是好些了，但其殘余依然存在，還須努力克服。
(三)雇傭思想。不認識黨和紅軍都是執(zhí)行革命任務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不認識自己是革命的主體，以為自己僅僅對長官個人負責任，不是對革命負責任。這種消極的雇傭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這種雇傭革命的思想，是無條件努力的積極活動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傭思想不肅清，積極活動分子便無由增加，革命的重擔便始終放在少數(shù)人的肩上，于斗爭極為不利。
(四)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于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qū)域里工作。
(五)消極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極起來，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zhí)行紀律不適當。
(六)離隊思想。在紅軍工作的人要求脫離隊伍調地方工作的與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個人的，尚有一，紅軍物質生活過差;二，長期斗爭，感覺疲勞;三，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zhí)行紀律不適當?shù)软椩颉?/span>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再則處理問題、分配工作、執(zhí)行紀律要得當。并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時機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質條件。個人主義的社會來源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當進行教育的時候必須說明這一點。
關于流寇思想
由于紅軍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數(shù)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游民群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思想表現(xiàn)在：一，不愿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jù)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并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wèi)隊[3]、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斗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xiàn)，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zhí)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4]、李闖[5]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huán)境所不許可。
糾正的方法：
(一)加緊教育，批評不正確思想，肅清流寇主義。
(二)對現(xiàn)有紅軍基本隊伍和新來的俘虜兵，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三)爭取有斗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的成分。
(四)從斗爭的工農群眾中創(chuàng)造出新的紅軍部隊。
關于盲動主義殘余
紅軍黨內對盲動主義已經做了斗爭，但尚不充分。因此，紅軍中還有盲動主義思想的殘余存在著。其表現(xiàn)如：一，不顧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執(zhí)行得不充分，不堅決。三，軍紀松懈，特別是打敗仗時。四，還有某些部隊有燒屋行為。五，槍斃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帶著盲動主義性質的。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
糾正的方法：
(一)從思想上肅清盲動主義。
(二)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盲動的行為。
【注釋】
[1] 見本卷《井岡山的斗爭》注〔5〕。
[2]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的短期間，在共產黨內曾經出現(xiàn)一種“左”傾盲動主義傾向，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因而不肯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錯誤地使用命令主義的方法，企圖依靠少數(shù)黨員和少數(shù)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許多的地方起義。這種盲動主義的行動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過，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漸漸地停止了下來。但有些黨員也還存在著這種情緒。盲動主義就是冒險主義。
[3]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注〔9〕。
[4] 黃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人，唐朝末年農民起義領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干符二年，黃巢聚眾響應王仙芝領導的起義。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殺后，黃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為領袖，號“沖天大將軍”。他領導的起義隊伍，曾經多次出山東流動作戰(zhàn)，轉戰(zhàn)于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陜西等省。公元八八○年，黃巢攻破潼關，不久占領長安，建立齊國，自稱皇帝。后因內部分裂(大將朱溫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軍及諸道軍隊的進攻，黃巢被迫退出長安，轉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東，于公元八八四年失敗自殺。黃巢領導的農民戰(zhàn)爭持續(xù)了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農民戰(zhàn)爭之一。它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受到貧苦農民的擁護。由于黃巢起義軍只是簡單地進行流動的戰(zhàn)爭，沒有建立過比較穩(wěn)固的根據(jù)地，所以被封建統(tǒng)治者稱為“流寇”。
[5] 李闖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陜西米脂人，明朝末年農民起義領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禎元年，陜西北部形成農民起義的潮流。李自成參加高迎祥的起義隊伍，曾經由陜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陜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為闖王。李自成在群眾中的主要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同時他不準部下擾害群眾，曾經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的口號，來約束自己的部隊。因此，擁護他的人很多，成為當時農民起義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沒有建立過比較穩(wěn)固的根據(jù)地，總是流動作戰(zhàn)。他在被推為闖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陜南，經湖北又入川，又經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陽、安陸等地，再經河南攻陜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經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聯(lián)合進攻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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