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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熙:10年前,中投在金融海嘯中出海
   日期 2019-3-16 

來源: 經濟網-中國經濟周刊 孫庭陽

11年前的2007年9月29日,中投成立,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開始出海投資歷程。但正好趕上美國金融海嘯,對于當年所經歷的狂風巨浪,時任中投副總經理汪建熙現在還記憶猶新。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孫庭陽|北京報道

責編:周琦 本文刊發(fā)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38期

11年前的2007年9月29日,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投)成立,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開始出海投資歷程。但正好趕上美國金融海嘯,對于當年所經歷的狂風巨浪,時任中投副總經理汪建熙現在還記憶猶新。

11年后的2018年9月,中投11周歲前夕,汪建熙在長安街邊上一間非常簡約的辦公室里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這個下午,北京的天氣晴朗祥和。

沖破阻截

“我們一開始就遭到阻截。”汪建熙這樣描述中投成立時遇到的國際阻力。

實現中國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投資,并獲取風險調整后更高的長期回報,這是中投成立的初衷。雖然主權財富基金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也很少引起社會公眾和監(jiān)管機構的關注,但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成立卻受到美國的阻截。

汪建熙介紹說,比較早成立主權財富基金的國家是科威特。1953年,科威特政府在倫敦成立了科威特投資委員會,將大量石油出口收入交給這個委員會,對外進行投資。1982年,科威特投資局(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成立,將不穩(wěn)定的石油資產轉換成分散化、資產相關度較低的資產組合,以防不測之需。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科威特700多口油井被焚毀,依靠石油為生的科威特三年間石油收入為零,但因為有了科威特投資局,從國外投資的收益中調回800多億美元資金,為科威特戰(zhàn)后重建立下汗馬功勞。

2007年前后,中國外匯儲備陡然增加,每月外匯儲備數十億美元增長,除滿足國家國際外匯收支平衡的正常儲備需求之外,外匯儲備規(guī)模已經過大。反映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就是外匯占款過多,央行需要采用提高存款準備金和發(fā)行央票的方式予以對沖,回收過多的人民幣流動性。但如此所為不僅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實施構成嚴重干擾,而且治標不治本。所以,中國政府需要想辦法如何更有效使用外匯儲備,使其對中國經濟發(fā)揮積極作用,而不能是一味購買美國債券。當時看,美國國債流動性好,安全性也好,但收益性過低。將一部分過剩的外匯儲備拿出來進行多元化投資, 可謀求更長遠的、更高的收益。

為盤活外匯儲備,也為解決中國自身急需解決的國有金融機構改革的問題,中國政府破天荒地以外匯儲備向工、農、中、建四大銀行注入資本金。其后,時任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提出了建立獨立的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建議,即財政部代表國家發(fā)行1.55萬億元特別國債,通過商業(yè)銀行向央行兌換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以此為資本金成立中投公司,對外進行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投資。

牽頭組建中投的就是樓繼偉。2007年2月,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其主要職責就是組建中投。大約在5-6月,中央確定了中投管理層,頭一屆9個人,之后就陸陸續(xù)續(xù)做起來”。汪建熙回憶說:這9人中,包括中投首任總經理高西慶,樓繼偉親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2004年離任中國證監(jiān)會主席助理的汪建熙,此前任中央匯金公司任副董事長,中投成立后又有了新的職位——中投副總經理。

2007年9月29日,中投正式成立。早在中投成立之前美國政府官員就高調質疑,如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助理的克萊·樓瑞在2007年5月舊金山聯儲舉行的亞太地區(qū)金融研討會上公開發(fā)難,指責主權財富基金缺乏透明度,投資過程中有可能蘊含政治動機。美國政府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為主權財富基金制定規(guī)矩,包括增加主權財富基金的透明度。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qū)的著名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2016年12月被特朗普任命為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負責人的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也是非常典型的質疑者。他認為,完全有必要對中國的舉動提高警惕。他說,中國有如此多的錢可以用來購買美國的公司,更危險的是中國能掠奪這些公司包括工作、科研及開發(fā)、技術。雖然現在還沒有任何證據或理由去相信真會這么做,但到將來清楚的時候就已經很危險了。

汪建熙回憶,直到2008年10月,包括中投在內的26家主權財富基金,共同簽署了“圣地亞哥原則”,承諾:主權財富基金在實現預期的長期資產配置和制定相應的業(yè)績評估標準之后,披露相關信息。所以,中投成立后的每份年報都作了公布,供任何人查詢。

中投成立后的所有運作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2007年11月底,樓繼偉第一次以中投董事長身份出訪,拜會主要發(fā)達國家。此行的目的是去告訴國際社會,中投的投資是分散、多元化、持股比例低的、基于商業(yè)目的的投資,中投是審慎、穩(wěn)健的長期投資者,是負責任的國際公民,是有價值的合作伙伴。汪建熙和中投私募部總監(jiān)胡冰也都在陪同樓繼偉出訪的隨行人員中。

不過,汪建熙在此次行程準備從英國去法國之時被改道,因為樓繼偉指示汪建熙和胡冰,立即飛往美國去做投資項目的盡調和談判。

首單出海

2007年12月,紐約很冷,汪、胡二人飛往美國的目的是“商談入股摩根士丹利事宜”,就此揭開中投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商業(yè)投資談判。我們住在華爾街的酒店,就在美林總部對面,摩根士丹利在紐約中城。每天上午我們去美林做盡調,下午再去摩根士丹利做盡調”。汪建熙對11年前的事仍記憶深刻。那時,美國金融危機實際已經發(fā)生,次貸債券價格的不斷下跌,使得摩根士丹利形成大量資產減值,急需資本金補充,于是他們找到了中國。

如果注資摩根士丹利,必須先要對它進行估值。這是一項浩大且十分專業(yè)的工作,且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按照國際慣例要聘請外部財務顧問進行盡調和估值,汪、胡首先想到的就是請久負盛名的高盛擔任財務顧問。高盛?摩根士丹利打死也不同意,因為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華爾街上的老對頭,把摩根士丹利所有的賬目給高盛看,那摩根士丹利出什么招兒高盛都知道,等于把底牌亮給了競爭對手”。無奈之下,只能換一家,最后找了一家中型投行做了這次交易的財務顧問。

根據財務顧問提供的信息,摩根士丹利當時已經計提了約95億美元的壞賬,中投希望能注銷掉105億美元,這樣公司未來包袱會更小。摩根士丹利表示,無論怎樣的會計處理,最后都是要經過外部審計師的審計,注銷105億美元壞賬,外部審計難以通過。經過非常艱難的談判,最后達成一致,中投買入摩根士丹利“有期限的強制可轉換債”。對于轉換為普通股的時間點,雙方爭論過很長時間。摩根士丹利向“強制可轉換債”支付利息,要將利息做現金流貼現折算為現在的估值,還有強制轉換的周期雙方也有爭議,是加一周、還是減一周,都會影響入股價格。雙方斗智斗勇,最后達成一致要在2年8個月零3周內轉成普通股。

“經過艱苦的談判,轉股價定在48.07~57.684美元之間。摩根士丹利負責談判的人拍著桌子、瞪著眼睛說:“我們從來沒有過這么低的價格!汪建熙回憶當時的談判場面時說,交易雙方的氣氛有點劍拔弩張的味道。最終,中投斥資56億美元入股摩根士丹利。在金融危機嚴重時,中投又以較低的價格購入一些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加上持有可轉債期間收到的債息,中投持有摩根士丹利的平均股價在30多美元。當然,還有一道躲不過去的關卡,那就是美國政府是否批準這次交易?為此中投通過各種關系,做了美國政府和重要國會議員的工作。為規(guī)避占總股本10%的這道紅線,中投持有摩根士丹利的股份比例略低于10%。

“與摩根士丹利簽約之后,我們對美林的盡調也已完成,我們開始與美林談判注資的問題。當時美林已經接受了淡馬錫的注資!蓖艚ㄎ醺嬖V《中國經濟周刊》,中投評估認為,美林財務狀況比摩根士丹利還差,所以美林的估值也應該再低些,中投能出的價格要比淡馬錫低。美林希望能同時引進中投、淡馬錫兩個戰(zhàn)略投資者,但兩筆投資間隔時間這么短,后來者出價低于先來者,淡馬錫不會接受。正因如此,中投與美林失之交臂。

經歷雷曼破產

2008年9月13日—15日正是中國的中秋節(jié)三天假期,但在難得的團聚之時,每天都在和美國金融市場打交道的中投人卻沒有放假,大洋彼岸發(fā)生的事情時時刻刻都在牽動著他們的神經。

2008年9月15日凌晨1點,負債超過6100億美元(約4萬億人民幣)、美國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正式宣布申請破產。但在此前,雷曼兄弟有可能破產的事情早已在華爾街傳開。9月14日,汪建熙恰巧見到高西慶時,他一直在打電話,后來高西慶告訴汪建熙,他連續(xù)在電話線上快24個小時了。

周一,中國還是假期,看到了雷曼破產,中投風控部工作人員,挨個打電話給自己的分布在全球的投資經理,尤其是幫助中投管理貨幣市場基金的經理,詢問在他們的投資組合里,是否有雷曼的債券?果然,Primary的基金經理回復,他們資產池中有4%的倉位在雷曼債券上。該基金全稱Reserve Primary Fund,在其持有人名單上,中投公司旗下的Stable Investment是最大持有人,持有份額折合市值約54億美元。

當時曾有媒體報道,“Reserve Primary Fund基金648億美元資產中逾60%遭到投資者贖回,在債券上的虧損迫使其跌破面值至0.97美元,該基金隨后宣布停止贖回”,逾60%贖回、跌至0.97美元,中投是否因此而虧損?據汪建熙透露,9月15日美國當地時間一開市,中投立刻問Primary:如果贖回怎樣?對方答:贖回價還是1美元。中投立即下達指令:贖回。每份1美元,保住了本金。而在當地時間早晨8點,中投以1美元價格發(fā)出贖回指令,之后的下午1點鐘,基金凈值就下跌,0.99美元、0.97美元,停止贖回。就在那個北京的晚上(是美國的白天),有1500億美元規(guī)模的資金逃離美國的貨幣市場基金。

后來,美國財政部責備中投帶頭贖回貨幣基金,引起市場恐慌。但中投反駁說,雖然中投確實贖回了貨幣基金,但我們的錢并未離開美國市場,而是放到了美國國債基金。

親歷金融危機的殘酷

當被問及身在華爾街時是否意識到正在經歷一場大的金融危機,汪建熙說:“我們從未經歷過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盡管我們也從事過國際金融業(yè)務,但畢竟時間較短,經驗不多,對國際金融領域出現的問題還是比較生疏,敏感性不夠。就當時情況而言,國內金融界大多數人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感覺這是國際金融危機,有多大的破壞力,直到雷曼破產,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即使是身在其中的華爾街人,也輕視了這次金融危機的破壞性。比如,雷曼破產那一周,摩根士丹利董事長麥克(JOHN MACK)打電話給樓繼偉說:雖然市場情緒比較緊張,但摩根士丹利不會倒下,因為摩根士丹利手中有三張好牌:一、季度業(yè)績是盈利的;二、資本充足率是達標的;三、手中握有1000億美元的流動性!麥克沒有把具體盈利數據告訴樓繼偉,中投持股雖不到10%,但已是它最重要的大股東之一了,那也不能透露內幕信息,必須等周四閉市后公布季報信息。麥克告訴樓繼偉,他可以在公布前半個小時告知大股東,那時市場已經閉市,早知道者也不能因此獲利,所以這是合規(guī)的!蓖艚ㄎ醺嬖V《中國經濟周刊》。

9月16日周二,摩根士丹利股價下跌10.84%,周三下跌24.22%,摩根士丹利決定提前釋放利好消息,所以原定于周四出爐的公告被提前到了周三,但市場根本無視這樣的利好。麥克再次給樓繼偉打電話,這次已經沒有上次的信心滿滿,而是告訴樓繼偉:我們撐不住了,能不能繼續(xù)向摩根士丹利注資?

再好的機會也要謹慎小心

2018年10月,高西慶飛抵美國,與摩根士丹利商討二次入股事宜,樓繼偉率隊在北京支援前方的談判。汪建熙介紹,當時中投有關高管和投資部門的總監(jiān)、副總監(jiān)們開始一天24小時運轉模式,“晚上不能回家,要看市場的形勢。高西慶在前線談判的時候,樓頭兒(樓繼偉的昵稱)帶著部門總監(jiān)、副總監(jiān)都在中投總部伺候著,收集信息為前方的判斷提供依據”。

做投資的人,看到風險同時,也要看到機會。如能此時再次入股摩根士丹利,價格必定會比第一次更加便宜。中投的計劃是:由中投對摩根士丹利再次注資,同時請工商銀行對摩根士丹利提供流動性支持。汪建熙回憶說,這個方案確實有點太大膽了,主管金融的時任副總理王岐山同志深思后給出意見:中國這么大,四大國有銀行在中國要做的事還有很多,何必現在到國外去發(fā)展?“我們十分理解領導同志的考慮,當時市場的不確定性的確太大,選擇保守和穩(wěn)健應當是上上策!弊詈竽Ω康だ邮芰巳毡緰|京三菱銀行的注資,中投對摩根士丹利二次注資之事就此擱淺。

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時,汪建熙回憶,2008年,中國舉辦了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有204個國家和地區(qū)派隊參加,冰島總統奧拉維爾·拉格納·格里姆松也率隊來到北京。但他可不只是為了奧運而來,而是要順便拜訪中投。

冰島總統見到樓繼偉,兩個人相談甚歡,甚至講到了高原牧草的種植。樓繼偉在任財政部副部長時專門研究過西藏高原植被的問題,冰島的氣候和青藏高原有些類似。奧運會結束后,冰島三大銀行(Landsbanki、Glitnir和Kaupthing)出現問題,冰島總統派大使到中投商談,希望中投出手救助。按汪建熙的回憶:冰島大使當時告訴汪,“老朋友(指英、法、德等國)都不管我們了,只能求助新朋友了”。還有巴基斯坦等許多國家那時都希望得到中國救助。怎么辦?2008年10月9日,世界銀行和IMF“2008年年會”在華盛頓召開,這次會議上做出一個決定,所有在金融危機中存在問題而需要救援的國家,都應當通過IMF多邊機制尋求解決方案。

汪建熙說,這是一種比較恰當的救助方式。實際上,遭受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各有各的問題,外人很難搞清楚,一旦陷入其中,很難脫身。但多邊機制就不一樣了,通過IMF不僅可以平添一道安全保障,同時還可以通過“多對一”救助機制,分散資金提供國的救助風險。汪建熙在IMF工作過,而這場金融危機過程中的救助問題,基本都是IMF牽頭處理的,與過去不同的是,到2013年時,IMF前五大債務國全部是歐洲國家,這是IMF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單一個希臘就需要消耗上千億美元的救助資金。

路遙知馬力

中投2007年的兩筆重要投資:31億美元投資黑石,56億美元投資摩根士丹利,開始幾年被市場議論頗多,現在看來,雖有波折,各自結果及后續(xù)合作都“挺像樣子”。今年4月份,已經退休多年的汪建熙在美國看到摩根士丹利股價已上漲很多,想起當年平均30多美元的入股成本,不禁感慨良多。如果不是早早退出而拿到現在,那該是一筆可觀收益。

投資黑石也遭遇了不小波折,除了趕上美國金融危機,它還經歷了美國對這類機構的稅收政策改變的影響。2007年,美議會認為私募基金資本利得稅率過低,類似于前段時間中國對私募基金管理人征收20%、35%這類事件,較為嚴重地影響了黑石當時的股價。“實際上,黑石給中投很多幫助。黑石給中投培訓了私募投資團隊,替中投管理著多只私募基金,投資收益很好;黑石發(fā)現的好項目,中投也會跟投,方方面面對中投幫助很大”。如汪建熙所介紹,站在長遠利益角度的投資決策,也許并不適合以一時利弊加以權衡。直到2014年,黑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zhí)行官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公開表示,在7年時間里“我們的股票為中投創(chuàng)造了35%的總體回報(包括所支付的股息)”。

“美國公司對債權人的重視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8年10月的一個下午,摩根士丹利臨時派人來京要見汪建熙,但由于汪已經安排好當晚日程,遂約于第二天以早餐會方式見面。第二天一早,摩根士丹利一位董事總經理居然帶來了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尼爾·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原來,卡什卡利要向中投通報美國對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兩家公司的重組操作和政府注資的情況,以及他們這么做的原因。美財政部聘請了摩根士丹利作為外部財務顧問,以優(yōu)先股的方式向兩房注資,目的是保證債權人的利益,但也不得不犧牲普通股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他們說,他們一行人前一天已經見了國家外匯局的相關負責人,從中投離開后,還要去中國銀行,然后趕緊飛去日本繼續(xù)通報兩房重組的情況,讓債權人放心。

汪建熙感慨道:“你能看到美國債務人對債權人非常在意,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說美國怎樣為中國人好,而是為了美國利益。因為美國作為一個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國家,政府長期靠借債來維持其運營。一旦美國政府或政府機構出現債務違約,就很難再向別人借錢,或者債務成本要大幅提高!

“我們這代人的命運一直和國家的命運緊緊地粘合在一起,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有很多事情是親身經歷的,覺得非常榮幸。”汪建熙用這句話為中投出海、為自身經歷作總結。

金融危機過后的2009年、2010年,中投連續(xù)兩年凈收益率都是11.7%,作為如此體量的資金,這樣的業(yè)績著實讓人羨慕。據中投年報,截至2017年底,中投境外投資累計年化凈收益率為5.94%,公司總資產已經超過9400億美元,累計年化國有資本增值率為 14.51%。今年6月,中投員工總數644人,其中境外投資團隊191人,有82%以上人員擁有海外工作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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