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仁偉|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來源：觀察者網
由復旦大學與中聯部“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主辦、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三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于18日-19日在復旦大學舉辦。觀察者網作為本次會議的四家主要支持媒體之一，將全程參與報道。
自2017年起，“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國際論壇已經成功舉辦了兩屆，論壇以高規(guī)格匯聚國內外政商學界精英，共商“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問題，也成為國際社會全面深入了解中國發(fā)展、傳播中國故事的重要窗口和平臺。本屆會議的主題將聚焦“共建‘一帶一路’：從倡議到實踐”，觀察者網對此專訪了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詳細解讀本次論壇的主題、亮點，中國目前在“一帶一路”實踐中面臨的挑戰(zhàn)及應對策略。
【采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黃院長您好，首先能否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本次“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論壇的基本情況，將會有哪些重量級的嘉賓參會？有哪些新的亮點？
黃仁偉：本次論壇總的結構是“一個大會，四個特別會，六個分論壇”，十一個內容組合成一個大的活動。其中十八日下午是重頭，是最重要的內容，有六個大會主旨演講和六位專家組成的高端圓桌，一共十二個人，這十二個人都是國際和國內具有相當地位的人物。
其中有中信集團原董事長、中信改革發(fā)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孔丹，他一般不在公開場合發(fā)表講話，這次將參會并發(fā)表主旨演講，這是非常罕見的。原科技部副部長張景安將會介紹科技創(chuàng)新和“一帶一路”，現在很多人會講“一帶一路”都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但是關于科技的內容很少有人講。此外，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王戰(zhàn)也會用他獨到的戰(zhàn)略思維論述一帶一路。
東華大學副校長陳南梁將出席下午的圓桌會議，東華大學原名華東紡織工學院，接收了大量亞洲和非洲的留學生，這些國家大多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批學生中的許多人已經成長為本國經濟界、企業(yè)界有影響力的人物，在各自的國家積極響應“一帶一路”的領軍人物。
外國專家方面，參會的英國投資銀行格里森皮克公司（Grisons Peak）主席、首席執(zhí)行官亨利·蒂爾曼（Henry Tillman）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的“一帶一路”專家。他掌握了中國“一帶一路”好幾千家企業(yè)的數據，通過這些數據分析了中國企業(yè)在“一帶一路”上的結構、產業(yè)分布等等，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國內學者還沒有能夠超過他的。這反映出一個現象，就是目前國際上大量的專家學者在研究“一帶一路”，其中很多人比我們自己研究還要好，還要扎實，這些來自外國的研究者之所以對于“一帶一路”的研究如此熱情，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個倡議有潛力、有發(fā)展，未來肯定大有前途，現在早點研究就可以早點投入進去，晚了就來不及了，機會就沒了。
另一位與會的外國專家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威廉·奧弗霍特（William Overholt），他對中國非常友好，也非常愿意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這在美國的精英學者圈是非�？少F的。美國目前的現狀是，有的人不贊同特朗普但也不愿意站出來幫中國說話，至于同意特朗普的就更不會幫我們說話了，還有比特朗普更壞的極右，而Overholt則是會站出來非�？陀^地講中國。
尤素�！ね吣系希↗usuf Wanandi）是印度尼西亞戰(zhàn)略研究中心原主任，現在的副主席，他是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國最資深的專家，而印尼和一帶一路的淵源也非常深，我們在印度尼西亞有雅家達-萬隆高鐵，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也是最先在印度尼西亞提出的。
另外，我要著重介紹一位非學術圈的嘉賓——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政府州長衛(wèi)崗。德宏州是中緬邊境邊界線最長最重要的地區(qū)，是中緬經濟走廊的必經之路，德宏州內的邊境小城瑞麗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現在變成了中緬經濟走廊的樞紐，發(fā)展飛速，大量企業(yè)在那里投資，大量緬甸人也在德宏經濟迅速上升的過程中前來務工，在瑞麗就有10萬緬甸務工人員，我們的投資和他們的勞工在瑞麗結合，形成了一個新的經濟模式，中緬經濟走廊的雛形已經顯現。衛(wèi)崗這次來，就是講他們的故事，講述瑞麗從一個典型的中國邊陲小鎮(zhèn)，向一個新興工業(yè)中心或者經濟中心發(fā)展的方方面面。
“一帶一路”今后這樣的地方會很多，縱觀世界歷史，大商路的改變，都會引起一批新城市的崛起，像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緬甸的皎漂港，將來都會作為海陸交通樞紐迅速崛起，就如同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上海，改革開放后的深圳一樣。這就是歷史上的一瞬間，實際過程可能只有10年20年，就完全不一樣了，超過了旁邊所有的城市。因為這些地方有地理優(yōu)勢，是新的商路和航路的必經之處，是各種要素匯集的地方，就會成為新的經濟中心。所以講德宏的故事，實際上是講中國的邊疆的地區(qū)，正在通過“一帶一路”成為新的“中心”，所以這是本次論壇需要關注的一個很大亮點。
觀察者網：從您剛才的介紹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隨著初步的成果逐漸顯現，“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是不是意味著“一帶一路”大家庭會吸引更多的新成員加入，這種趨勢是否會體現在本次論壇上？
黃仁偉：是的。比如這次將在大會發(fā)表主旨演講的新西蘭前副總理，新西蘭-中國關系促進委員會主席唐納德·麥金農（Donald Mckinnon)，他將介紹新西蘭提出的一個“南太平洋連接”方案，就是把新西蘭作為中國“一帶一路”連接拉丁美洲在太平洋上的樞紐和中轉站——飛機上海到奧克蘭十二小時，奧克蘭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是十二個小時，新西蘭正好位于中間，一般的飛機飛十二小時必須停，兩邊的輪船，航運也是這樣，所以航運、航空在他那里都可以停留，新西蘭都可以做中轉站。這對于新西蘭來說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機遇，如果沒有“一帶一路”新西蘭的地理位置就是一個死胡同，如果加入了“一帶一路”新西蘭整體就“活”了，一躍成為了貿易的重要樞紐，它在整個世界上的地位也就不一樣了。
因此，這個倡議是新西蘭自己提出來的，我們復旦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和新西蘭中國委員會聯合在新西蘭開了首屆南太平洋連接的論壇，現在這一議程已經進入新西蘭外交部，正在通過新西蘭大使館和中國外交部在把它正式變成“一帶一路”的一部分。其實，這個構想也在我們中國的計劃當中，但是用新西蘭的名義做會更好，因為它是西方盟國，由它提出，美國人再要反對就比較困難。這也是我們倡導的一種形式，即把“一帶一路”轉化為別的國家的某種方案，但做的是“一帶一路”的內容，這樣“一帶一路”就有許多不同的載體，是多元化，多邊的。
另外，這次由國際亞洲共同體學會會長、“一帶一路”日本研究中心首席代表進藤榮一帶來的日本即將參與“一帶一路”的內容也非常重要。從整個日本貿易、物流產業(yè)的成本來說，“一帶一路”可以幫助他們省掉百分之幾十的物流成本，他們走歐亞大陸橋和他們走大西洋、好望角相比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時間，所以日本如果不和“一帶一路”結合，他們的貿易成本就非常高，如果和“一帶一路”結合就只有四分之一的運輸成本。現在這個趨勢應該非常清楚，去年安倍和李克強簽署的協議中提到“中日第三方合作”，實際上這個“第三方合作”就是“一帶一路”合作，今年大阪安倍和習近平簽的十點共識，其中有一點就明確提到“一帶一路合作”，雙方把第三方合作已經正式具體到了“一帶一路”，這個變化是很大的。
觀察者網：這次論壇的全稱是“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您如何理解“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
黃仁偉：全球治理首先是應對全球的問題，目前全球的問題難以解決大多數情況是因為缺乏治理，因為這些問題不是一個國家可以治理的。在解決“一帶一路”問題的過程中，其實就是一個開始全球治理的過程。因為“一帶一路”面臨的許多問題是跟全球治理直接相關的。比如說全球的貧困問題，因為貧困問題就有難民問題，就導致國際犯罪問題，這個要連在一起，如果地區(qū)發(fā)展解決了貧困，那么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治理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也解決了全球的產業(yè)鏈的問題，全球的經濟的平衡發(fā)展問題，全球的資金流向問題，等等。
“一帶一路”的治理模式和現有的全球治理不同，它是從微觀往上走；而聯合國、WTO這些大的國際組織引領的全球治理是從宏觀往下走�！耙粠б宦贰笔窃诰唧w的一個國家，一個領域，具體的治的過程中，形成“一帶一路”的聯合體共同體，然后再在一個大的區(qū)域范圍內，共同治理，再上升為全球治理和現在的聯合國體系的全球治理，上下補充。全球治理真要做難度很大，很多宏大的主題不知道哪天能真的做成，但是在一個小的范圍內，有些治理問題可能比較短的時間就做成。所以在區(qū)域治理的范圍內，“一帶一路”就可以實現全球治理做不到的一些事。
比如讓全世界棘手的毒品問題，我們知道原來世界有三大毒品產地：阿富汗、哥倫比亞和金三角地區(qū)。金三角所在的湄公河瀾滄江流域原本毒品犯罪非常猖獗，就是因為他們利用了河流流經各個國家，旁邊又是叢林，所以沒法管管不住，而現在由于“一帶一路”進入了這個地區(qū)，瀾湄流域實現了六個國家共同打擊毒品的區(qū)域制度——上游發(fā)現了，馬上報告下游具體信息，下游的國家開始堵截，這樣上下一起聯動，金三角的毒品就很快控制住了，現在那里已經不是世界最大的毒品產地了，東南亞地區(qū)的毒品生產和交易已經大大減少。
那么，如果瀾湄流域可以做，它的模式，它的經驗就可以被很多區(qū)域借鑒了——很多國家都有共同的河流，共同的山脈，共同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所以說，全球治理是個大概念，它最后要通過區(qū)域治理來實現。每一個區(qū)域的條件不一樣，發(fā)展程度不一樣，不能等到所有的區(qū)域都一個水平再治理，“一帶一路”提供了這樣的治理的多樣性和不同步的發(fā)展方案。所以有了“一帶一路”，全球治理就可以一個領域一個領域、一個區(qū)域一個區(qū)域來推進。
以前的全球治理就是“西方治理”，甚至于就是“美國治理”。目前這一套西方治理或者美國治理，不僅已經不太符合全世界總的平衡，而且連發(fā)達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自己也在退出去。所以全球治理以西方治理美國治理為主的時代正在過去——它已經承擔不了全球發(fā)展的需要，所以“一帶一路”它代表著非西方的全球治理。西方治理的下降和非西方治理的上升，這種“此消彼長”就是全球治理的一對矛盾，剛才說的是“上-下”，這里是“東-西”，所以“一帶一路”代表著一個全球治理的方向，一個趨勢，一個未來。
觀察者網：您說到了“一帶一路”將改變全球治理的趨勢，在這方面東西方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也注意到隨著“一帶一路”效應的初步顯現，近年來西方媒體帶領輿論發(fā)起了很多針對“一帶一路”的批評，讓外界很多人開始質疑“一帶一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黃仁偉：這種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國家不愿意看到“一帶一路”取得成功。他們知道這個倡議不是他們提出的，也不是他們做的，所以如果中國提出來并且做成功了，這對于整個西方秩序是一個很大的沖擊和挑戰(zhàn)，他們寧可看到你做不成，所以他不會站在正面來講“一帶一路”的成功。因此他們會格外關注“一帶一路”產生問題，然后把這些問題盡量放大，盡量把它們渲染成“一帶一路”的主要議題，主要內容：“中國人‘一帶一路’最后要黃了，失敗了，你們誰跟著他走，最后都是浪費時間浪費金錢。”“一帶一路”這么大的項目不免會有失誤，不免會有中國缺乏經驗造成的不成功，所以只要抓住一個不成功，他們就把所有的其他的案例都覆蓋掉，造成了一個大的氛圍，于是就圍繞“一帶一路”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
我們現在最常聽到的一種批評就是“債務陷阱”，此外還有諸如中國的“一帶一路”是為了地緣政治，為了建立新的霸權，為了改變世界上的西方秩序，為了建立勢力范圍。另外，他們說中國也開始干涉各國內政了，因為“一帶一路”深入到各國，然后中國以“一帶一路”輸出意識形態(tài)，輸出中國模式，會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權等等。
所有這些有三點最基本的東西可以駁斥，但是很可惜我們國內的許多學者沒有抓住。
第一就是所有這些西方的論調都是推測，都是根據他們西方幾百年的發(fā)展經驗和邏輯，認為“我們曾經這樣做了，輪到你們的‘一帶一路’肯定也是這么樣的”——這是西方幾百年邏輯的繼續(xù)。更有甚者，西方的這段歷史已經上升為一整套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的理論，這套理論也被包括中國許多學者接受了。他們用了這套理論來判斷來檢驗，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得被動進入這個邏輯里頭。
第二，他們沒有充分的數據和事實，往往只是抓住其中的一個片段，以偏概全。不管有意無意，只要抓住一塊就說是全部。所以什么債務陷阱，還有什么破壞生態(tài)，他沒辦法拿出“一帶一路”的整體數字，而是抓住其中一個案例一個項目，就說“一帶一路”就是這樣，這是他們最常用的手法。
第三種情況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給他們提供的炮彈。很多中國人自己沒自信，在那里說我們的“一帶一路”是“亂撒錢”，是“浪費資源”，“我們最后一定支撐不下去了，我們的財政也沒那么多錢，我們要完蛋”。中國人自己否定“一帶一路”的言論變成了西方攻擊我們的炮彈，這些加起來會讓人覺得聽上去很有道理。
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有理有據地把問題說清楚。我在國際會議上已經講了很多次，可以說是講一次成功一次，到現在為止沒有駁倒我，都是我把人家說服的，所有他們提的問題我都可以給他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確的回答。舉一個簡單例子，最早發(fā)起“債務陷阱”這個話題的就是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和《金融時報》，我最近跟英國金融時報的副主編直截了當地說，你們講的“債務陷阱”的“債務”概念，根本是錯的。
以巴基斯坦為例，“一帶一路”中國官方和中國企業(yè)過去的資金是200億美元，可以說不少。然而西方媒體把這200億美元統(tǒng)統(tǒng)說成是巴基斯坦欠中國的債務，但是事實告訴我，我們這200億美元里頭有5%是官方援助，是不需要償還的，這不是貸款，不是債務，援助就是援助。另外有15~20%是貸款，但是這些貸款里頭有無息貸款，有低息貸款，有將來可以分期付款的貸款，還有我們有可能取消的貸款——轉變?yōu)樵�。所以這個百分之15%到20%的貸款，是債務但是是不同程度的，更不是高利貸，是建立在他償還能力基礎上的借款。剩下還有75~80%，是中國企業(yè)在巴基斯坦的投資——投資不是債務，投資是由企業(yè)自己承擔自己負責任，未來自己通過回報把它收回來的，你怎么能把投資都叫成債務呢？現在你把200億都算作債務統(tǒng)統(tǒng)加在一起，除以巴基斯坦政府現在的財政收入，而且這個200億它是未來20年30年以后償還的，到20年30年以后，巴基斯坦的國家財政收入也會提升，會比現在高，現在你西方媒體把我們的所有錢都叫債務，然后把巴基斯坦的償還能力限定在最低水平上，然后去除，最后得出結論說100年也還不完——拿了一個最大的分子，去除一個最小的分母，然后得出一個聳人聽聞的數字。
但是很多不會分析的人聽著就覺得很合理，覺得200億的“債務”巴基斯坦只有2億一年的償還能力，要100年才能還清，巴基斯坦還不起怎么辦？就會拿主權作為代價，這個國家就沒有主權了，就變成中國的附屬國，新的殖民地，所以這是債務陷阱，后面就跟著“新殖民主義”這個邏輯過來了。所以我就說，《金融時報》、《經濟學家》雜志，你打的是經濟學的專業(yè)的報紙，專業(yè)的雜志，卻連什么是債務，什么是貸款，什么是援助，什么是投資都不分，而且對一個國家的償還能力，用他的現在的低水平去講30年以后，難道一個國家就永遠不發(fā)展了？它永遠是這么一年2億美元的償還能力了嗎？
另一個斯里蘭卡的例子，還是剛才我提到的日本“一帶一路”中心首席代表進藤榮一在國際會議上反駁西方的。有多少中國資金進入斯里蘭卡？100億美元。這個結構就不分析了，就像我剛才講的巴基斯坦，有貸款有投資有贈與。就算它有100億，然而在中國的100億進去之前，斯里蘭卡已經欠了西方300億美元的債務了——這300億存在的時候，沒人講過債務陷阱，中國的100億進去了斯里蘭卡就陷入債務陷阱了？何況就像我剛才分析巴基斯坦的例子一樣，這100億不是完全的債務，債務只占一小部分，但是那300億可是西方國家貨真價實的債務��！是他們多少年積欠的，于是西方媒體的輿論就不攻自破了——債務陷阱是西方的，不是中國的，你把他們欠西方的錢不說，把中國的錢統(tǒng)統(tǒng)變成債務陷阱，真相是中國的錢是幫助他們發(fā)展的，發(fā)展了以后他才更有能力償還西方讓他們欠下的債務。
除了債務陷阱，還有一種說法，說中國人叫這些國家的人去建設的項目，其實是超越了這些國家發(fā)展的需要，也超越了他們這種消費能力的，所以這些項目都是“大躍進”，不必要投這么多錢，最后投了，浪費了很多資源，還使這些國家陷入債務。我就拿幾個鐵路的例子來舉例，其中最大的項目就是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高鐵，從萬隆到雅加達叫“雅萬高鐵”，其實長度不長，全程200多公里，但這是中國在海外建的第一條真正高鐵。
那么這個高鐵到底怎么樣了？我今年7、8月份去看了，非常好，因為印尼有2億多人口，整個東盟人口印尼占了一半。印尼的2億人口里頭，1.5億在抓哇島上，3/4的印尼人口在一個島上，我們雅萬高鐵就在爪哇島上建了這么一段——1.5億人的市場，消費這么200公里的高鐵，裝得滿滿登登。雅萬高鐵的時刻表和價格表都已經出來了，明年年底通車，一天要開30個來回，怎么會賠呢？而且因為第一段修好之后，接著還有600公里的第二第三段，馬上就要跟進，這樣爪哇島整個就打通了。
西方國家的邏輯是：我們都沒有高鐵，你要搞高鐵，這不是超越階段嗎？這么窮的國家搞這么好的高鐵干什么？——西方沒有，發(fā)展中國家都不應該有。然而，這就是我們的“一帶一路”，它可以帶動一些國家跨越式發(fā)展，彎道超車，就是把中國的趕超的經驗，在更多地發(fā)展國家中實現。
我們在東非的鐵路，從肯尼亞到埃塞俄比亞400公里，還正在往里建，還有一千幾百公里——加起來要建2000公里的東非鐵路。這條東非鐵路修成以后，整個東非的經濟和世界市場就完全連成一體。現在400公里已經完全建好，上面的工作人員、駕駛員、服務員、站臺管理90%是當地的非洲人，中國人只有10%在那里，非洲的工作人員到中國的高鐵上進行兩年的實習，實習到跟中國服務員完全一樣的質量，再回去。所以現在東非鐵路的速度、管理服務都是一流的，比西方國家水平還要高。這就駁斥了非洲永遠不可能有高鐵，非洲的鐵路永遠是全世界最落后的論斷。
上海到北京才一千零幾十公里，2000公里的鐵路相當于上海到北京的兩段這么長，這個鐵路把非洲東邊連起來，全世界哪個國家能做到，我們做到了，人家要罵，但做到以后整個非洲經濟就會崛起，就將會整個改變大陸的面貌，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yè)！所以就是說如果我們帶入很多案例，有數不盡的案例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所以，最后歸結到，我們應該在“一帶一路”的宣傳中講好“中國故事”，多說案例、多講事實，少講大道理，才能將這一偉大的事業(yè)持續(xù)推進下去、克服困難、獲得世界人民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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