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宏良 發(fā)布時間：2020-07-04 來源：民族復興網
——兼評“虛高塌方”式中國版金融危機的到來和對策
2017年7月30日
自中國左翼運動興起以來，左翼愛國力量的命運就和祖國息息相關，每一次左翼愛國力量遭到打壓處于低潮時，都會成為國內外資本盛大的節(jié)日。目前大規(guī)模的資本套現(xiàn)和資本外流，就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繼去年以來李嘉誠套現(xiàn)700多億之后，萬達的王健林套現(xiàn)630多億，地產界的潘石屹套現(xiàn)230多億，樂視網的賈耀庭套現(xiàn)超過百億……與此同時，股市的套現(xiàn)同樣瘋狂，繼2014年減持2509億元，2015年減持5477億元，2016年減持3609億元后，2017年上半年僅重要股東就減持3341億元，幾乎趕上了2016年全年的減持金額，日均套現(xiàn)18億元。億晶光電老板荀建華一個人上半年就套現(xiàn)15億元……這還是在今年證監(jiān)會三令五申、不斷出臺一系列限制套現(xiàn)的嚴格政策的情況下呈現(xiàn)出的套現(xiàn)大潮，倘若是在正常監(jiān)管條件下，估計套現(xiàn)金額將以萬億來計。總之，不論是新經濟代表的樂視，還是傳統(tǒng)經濟代表的萬達，或者地產界的代表李嘉誠、潘石屹等，全都不顧一切地在進行資本套現(xiàn)和外流。
資本這種大規(guī)模套現(xiàn)和外流的瘋狂現(xiàn)象，大概只有在1949年國民黨撤退大陸前夕和宣布香港回歸前夕曾經出現(xiàn)過。顯然，這種瘋狂現(xiàn)象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覺，于是在本月中旬召開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商討和制定相應對策。與以往金融工作會議不同的是，這次金融工作會議不是由政府總理主持，而是由中央總書記主持，會議采納左翼多年的呼吁，成立了中央直接領導的金融安全機構，提出要加強黨對金融組織的領導。在對外發(fā)布的金融工作會議通報中31次使用了“風險”這個概念，可見本次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風險的重視和警惕程度。
但是，在現(xiàn)有的法律、政策和思維等多種框架的約束下，中央政府對金融資本的約束和金融風險的規(guī)避，將很難達到目的。
其一，資本套現(xiàn)和轉移是法律賦予資本的權利，只要堅持依法治國，中央政府對資本的套現(xiàn)和轉移就無可奈何。這也是中國極右勢力和資本集團千方百計捍衛(wèi)“依法治國”這個口號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現(xiàn)有的外匯管制措施，只能管住一般老百姓的外匯兌換，對大規(guī)模資本套現(xiàn)和轉移根本不起作用。況且2016年西方襲擊俄羅斯金融市場失敗的經驗表明，“詩法在詩外”，防范和戰(zhàn)勝金融危機的措施并不在金融市場本身，而在金融市場之外。
其二，現(xiàn)代金融市場的各種衍生品金融杠桿，本身就是為了規(guī)避政府監(jiān)管而產生的，政府對此完全是狗咬刺猬無從下口，莫說是我們還不熟悉這些東西，就是對此監(jiān)管經驗極為豐富的美英等國，也仍然是無可奈何。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更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現(xiàn)有的金融監(jiān)管體系對金融衍生品市場根本就不管用。
金融大鱷索羅斯之所以單槍匹馬能夠打敗一個國家和地區(qū)，如英國、日本、東南亞等，就是鉆了政府無力監(jiān)管這個空子。這里說的政府無力監(jiān)管，并非是因為政府無能，而是法律和監(jiān)管的滯后性，造成了當今政府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監(jiān)管專門為規(guī)避政府監(jiān)管而產生的現(xiàn)代金融市場。所以才出現(xiàn)了可以允許安邦集團花140億美元合近千億人民幣購買全球最大的喜達屋飯店，而不允許老百姓換匯幾百幾千美元購買境外一個小木屋的荒唐監(jiān)管現(xiàn)象。
由于大資本不受監(jiān)管而只受法律保護——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法律，都是為保護市場規(guī)則而設立的，而這些市場規(guī)則恰恰是由大資本制定的，所以大資本只受法律法規(guī)保護而不受法律法規(guī)監(jiān)管——這就必然會給國家埋下巨大隱患，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房市、股市、匯市和貨幣市值都嚴重虛高的國家來講，災難的威脅更加巨大�？梢哉f，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文明深厚的大國來講，可怕的不是偶發(fā)事件的“黑天鵝”，而是見怪不怪的“灰犀�！�，是那些大家都能看到或者一點就通但卻就是不以為然的巨大危險。
中國資本的套現(xiàn)和外流，以及將會由此而形成的絕大多數窮人的徹底絕望和財富的突然塌方，就是這樣一頭大家見怪不怪的“灰犀�！�。目前中國資產市值已有上千萬億元，其中房地產市值400萬億，就是套現(xiàn)10%(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房地產價格虛高絕不止10%)，就是100萬億。100萬億是個什么概念?2016年中國貨幣發(fā)行總量150萬億，國內生產總值74萬億，全國財政收入15萬億，全國居民家庭儲蓄扣除家庭貸款(主要是房貸)26萬億，這就意味著只要套現(xiàn)10%，中國老百姓創(chuàng)造的全部產值和全部儲蓄，就會被席卷而去，洗劫一空。
可見，把中國資產的市值推高一個不可思議的虛高程度，然后再通過資本套現(xiàn)和財富轉移來制造經濟塌方和民眾絕望，以此來終結中國的民族復興道路，才是國際壟斷資本為中國準備的“灰犀�！�，而絕不是外匯市場上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的“黑天鵝”。所以，今天中國把防范系統(tǒng)風險的落腳點放在外匯管制方面，完全是一種誤判，是以往金融危機模式在人們頭腦中造成習慣性思維的結果。雖然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是由金融市場上的偶發(fā)事件“黑天鵝”造成的，但是，歷史絕不會簡單地重復，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包括俄羅斯金融洗劫，絕不會簡單地在中國重復發(fā)生，而肯定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目前可以初步斷定的是，把財富市值推高到天文數字后再大規(guī)模套現(xiàn)，將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為中國安排的悲劇陷阱。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中國不及時覺醒和轉向，繼續(xù)把防范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的重點放在匯市上，將很有可能會死于“灰犀�！钡莫毥侵�。
如果說推高市值是財富向富人手里積聚的第一過程，那么資本套現(xiàn)則是聚集起來的財富向海外轉移的第二個過程，這兩個過程將不可避免地把中國推向危機和動蕩。我們暫且把這樣一個兩步走的危機模式稱為是“虛高塌方模式”。可以說這個“虛高塌方模式”，是專門為中國設計的，用現(xiàn)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危機模式。
首先，只有中國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大國體制，才有可能把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無限量發(fā)行貨幣，無限制提高財富市值。并且這個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迅速提高財富市值的過程，也是一個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加劇的過程，必然會為今后矛盾爆發(fā)埋下導火索。
其次，中國是均貧富思想最強烈的國家——這個思想也是當代最先進的大眾民主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導思想——無論當初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實現(xiàn)共同富�！钡某兄Z是真是假，但是老百姓卻記住了這個承諾，盼望著能夠實現(xiàn)共同富裕。所以，只要財富還在中國，鍋里的肉沒有撈干凈，老百姓就還有共同富裕的指望。可是一旦財富套現(xiàn)和外流引起經濟塌方，老百姓共同富裕的夢想就會完全破碎，就會因絕望而矛盾爆發(fā)。
可以斷定，如果說在此之前的金融危機是通過制造恐慌而形成的話，那么中國將要面臨的金融危機則不會是制造恐慌，而肯定是制造絕望，唯其如此，才更加可怕。道理很簡單，只是一直被大家所忽視，就是中國財富的虛增市值越高，資本套現(xiàn)和流失的財富就越多，國家的財富損失就越大，老百姓自然就會越絕望。如同夫妻離婚共有一套房子200萬存款，離家的一方給對方留下多少錢財，完全取決于房子的市值。如果房子市值100萬，離家的一方會給對方留下一套房子和50萬存款;如果房子市值200萬，則200萬存款全部帶走，只給對方留下一套房子;如果房子市值300萬，得房者還要欠離家者50萬。可見房子市值越高，離家一方帶走的錢財就越多，留下來的就越貧窮，這就是房價漲到天文數字后套現(xiàn)會使老百姓陷入絕望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因素把中國資產市值推高到了天文數字的程度?答案很簡單，就是中國天文數字的貨幣發(fā)行量。目前中國貨幣發(fā)行量已達到160萬億，160萬億是個什么概念?縱橫比較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先從縱向比較來看，毛澤東從建國到逝世一輩子的貨幣發(fā)行量只有700多億人民幣，差不多相當于現(xiàn)在一天(工作日)的貨幣發(fā)行量，目前貨幣發(fā)行量是毛澤東時期的兩千多倍，如此巨量的貨幣發(fā)行，必然會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市值虛高。再從橫向比較來看，美國2011年GDP總量15.5萬億，貨幣發(fā)行量8.4萬億，占GDP比重54%，由于美元60%在海外流通，國內美元流通量只有3.4萬億，占GDP比重21%，只相當于中國貨幣發(fā)行量占GDP比重200%的十分之一，這就是美國越來越物美價廉而中國則物價越來越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對價格的控制，目前金融資本的高度發(fā)達，再加上完善的金融杠桿體系，已經完全控制了商品市場價格，商品市場價格已經不再由供求決定，而是由資本的盈利為目的所決定。所以中國左翼愛國力量才一直反對把價格交給市場來決定。把價格交給市場決定，等于是把消費者交給了資本任意宰割，勢必會把價格抬到天上。只是這個問題不屬于我們今天的討論范圍，以后將專文論述，讀者也可以參閱以前我們對此的相關論述。
雖然巨量貨幣發(fā)行火箭般推高了資產市值，但是并沒有給老百姓帶來相應的財富增加。因為資產市值推高的過程，是一個財富由多數人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的過程，結果只能是造成極少數人暴富，而不可能造成多數人共同富裕。對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資產市值的推高不僅不會帶來相應的財富增長，甚至還會帶來實際財富的減少。房地產市值推高的結果就是典型。根據東方財富提供的數字，中國居民住房貸款已經占據了收入的68.3%，2/3的收入轉手又還給了國家和企業(yè)。居民住房貸款已占到GDP的60%，約44萬億，扣除掉這44萬億貸款，居民存款還剩26萬億。雖然表面看上去現(xiàn)在居民70萬億存款，相當于1978年210億存款的三千多倍，但是扣除掉上述44萬億的貸款(毛澤東時代居民沒有貸款)，增長只有一千多倍，才相當于貨幣增長幅度的一半。貨幣發(fā)行量增長兩千多倍，居民存款增長一千多倍，你說居民存款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在此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是這增幅不到貨幣發(fā)行量一半的居民存款，也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根據《招商銀行2015年私人財富報告》提供的數字，目前中國55%的家庭幾乎沒有儲蓄；35%的中產家庭占整個居民儲蓄的25；10%的富人家庭占整個居民儲蓄的75%！大家可以想一下，在財富市值增加數千倍，貨幣發(fā)行量增加數千倍，居民存款增加數千倍的情況下，一多半老百姓居然沒有存款，還要拿出收入的2/3去償還因通貨膨脹、資產市值虛高而造成的欠款，一旦發(fā)生因資本套現(xiàn)和外流而造成的財富市值迅速縮水(欠款卻不會相應縮水)的經濟危機，原本就已經十分尖銳的貧富兩級分化的矛盾能不爆發(fā)?社會能不陷入動蕩?
或許有人會說，也確實有人在用這種理論誤導決策層，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老百姓也沒有存款，同樣一貧如洗，但是并沒有出現(xiàn)造反和動蕩。這種說法與幾十年來負面引進西方經驗一樣，完全是不顧事實、以偏概全的說法。實際情況是，正是因為美國一部分老百姓一貧如洗，靠舉債度日，所以美國才通過制度設計把老百姓排除在市值變化的風險之外，無論華爾街老板怎么折騰，資產市值怎么變化，風險都不會落到老百姓頭上，不會影響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被稱為是百年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可是美國老百姓該吃的吃，該喝的喝，福利保障一分不少，超市里依然物美價廉，金融危機對老百姓最大的影響，就是每天喝著啤酒開著電視，看華爾街的老板跳樓自殺。道瓊斯指數從14000點一個跟頭扎到6000點，跌去一大半，可是破產自殺的只是投資機構和莊家，沒聽說有哪個老百姓因此而跳樓。這就是2008年大危機超過1929——1933年年大危機，卻沒有出現(xiàn)二三十年代西方社會大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中國則不同，每一次股災的浪頭都是打在老百姓頭上，如果發(fā)生因市值虛高而造成的經濟塌方，災難肯定會打在老百姓頭上，因為此時的富人早已經連人帶財產轉移到了西方。
既然危機正在一步一步到來，西方傳統(tǒng)的防范措施又不管用，那么當今中國怎么辦?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發(fā)動群眾!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防范和制勝的方法。馬克思曾經指出，矛盾的性質決定了解決矛盾的方法。既然金融危機是通過制造民眾恐慌情緒實現(xiàn)的，正在打造的中國版金融危機也是企圖通過群眾的絕望情緒來實現(xiàn)，那么中國應對的方法也只有通過發(fā)動群眾，提振民眾對政府對未來的信心才能解決。
看到這里，肯定會有許多人已經腦袋搖得像個撥浪鼓一樣地加以否定了。這主要是人們對發(fā)動群眾已形成偏見，把發(fā)動群眾固化為文革一種模式的結果，一提發(fā)動群眾，就認為是貼大字報和開批斗會。其實，發(fā)動群眾有多種方式多種模式，既有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模式，也有拿破侖的軍事組織模式，還有普京的經濟保障模式，目前中國同樣可以有集各種模式之所長的新型模式。
就拿普京來說，普京之所以能夠戰(zhàn)勝西方壟斷資本的第二次金融襲擊，避免了俄羅斯遭受第二次金融洗劫，所依靠的就是發(fā)動群眾。只是普京發(fā)動群眾的方式不同于毛澤東，不是通過大眾政治和大眾民主運動讓老百姓起來造反，以此來約束和整治官僚，而是在經濟上守住免費醫(y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免費水電氣等民生保障，將每年社會生產的70%的財富用于民生，剩下30%由國家(官僚集團)和企業(yè)(資本集團)來支配，這就保證了民眾不僅是財富創(chuàng)造的主體，同時也是財富消費的主體。這種與毛澤東的大眾政治殊途同歸的大眾經濟，使俄羅斯民眾對普京和政府產生了無條件信任，而這種無條件信任就是戰(zhàn)勝金融危機的最根本法寶。
所以，在西方對俄羅斯發(fā)動第二次金融襲擊，盧布一夜之間貶值47%的情況下，俄羅斯市場沒有任何恐慌，老百姓該上班的上班，該上學的上學，面對西方記者關于貨幣貶值一半是否心痛害怕的間問，老百姓十分淡定地回答說，只要有普京在，相信貶值的貨幣很快就會再升起來。由于金融襲擊成功的前提就是民眾恐慌，面對俄羅斯老百姓的平靜情緒，西方金融資本只能承認失敗，悄然撤離了俄羅斯金融市場。當然，其間也與普京對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的警告有關，普京當時警告說，如果金融市場繼續(xù)惡化下去，將采用非經濟手段來解決。而普京這個用非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就是近年來我們對中央政府的建議是那種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
剛才我們說發(fā)動群眾有各種各樣的模式，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發(fā)動群眾的模式，當今中國領導人同樣可以有與國情和時代相適應的發(fā)動群眾的特殊方式。就目前中國而言，發(fā)動群眾的最適合模式，就是走黨群一體化道路，通過支持左翼愛國力量，把廣大群眾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以避免和戰(zhàn)勝將要到來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除此之外，我們幾乎看不到其他任何更好的選擇。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中國是打響“顏色革命”第一槍的地方，可是“顏色革命”幾乎推翻了所有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國家，卻唯一推不翻的就是中國，中國成為全世界能夠戰(zhàn)勝顏色革命的唯一國家。奧秘在哪里?就在于中國擁有一個強大的左翼愛國力量。
就拿以往幾次阻擊資本套現(xiàn)和財富外流的斗爭來說，幾乎都是左翼愛國力量率領群眾發(fā)起的。2006年賤賣銀行股造成的大規(guī)模資產流失，就是左翼愛國力量率領民眾掀起了鋪天蓋地的網絡抗議浪潮，最終推動國家調整了相應的外資政策。2008年至2010年美歐先后爆發(fā)百年來最大金融危機，這本來是中華民族崛起的絕佳時機，至少是解決臺灣問題和周邊問題的絕佳時機，可是有人卻提出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自己”的主張，中國制定了中央政府投資4萬億，地方政府投資18萬億的拯救歐美計劃，這個計劃同樣是遭到了中國左翼愛國力量率領民眾的強烈抗議，由此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運動。
中國左翼愛國力量之所以會成為極右勢力和資本集團的政治克星，并非是中國左翼愛國力量有什么特殊的法寶，而是由當今中國天理和權力的特殊較量環(huán)境決定的。資本主義只講權利，不講天理，套現(xiàn)和外流是法律賦予資本的天然權利，只要講法治，就不能侵犯這一權利，國家對資本就無可奈何。這就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管住資本，都只能不講天理的原因所在。但是人類社會是一個講天理的社會，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包括社會主義革命和現(xiàn)在的大眾民主革命，其本質都是要追求天理。而當今社會這個天理，就是左翼愛國力量所表達的99%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愿望。左翼愛國力量可以通過現(xiàn)代網絡瞬間把群眾發(fā)動起來，形成強大的網絡輿論，迫使資本不得不顧及天理的壓力。特別是中國資本有一個不同于西方資本的特點，西方資本不講天理只是禍害其他國家，中國資本不講天理則主要是禍害本國。所以一旦遇到左翼的揭露和批判，不但會遭到民眾的反對，同時也會帶來國家的干預，形成民眾和國家的雙重壓力，從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這就是中國左翼愛國力量往往會成為資本集團克星的重要原因。
許多人總是把中國對顏色革命的免疫力，歸之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給老百姓帶來經濟實惠的結果，拒不承認中國左翼愛國力量的作用，甚至把左翼愛國力量看作是與“顏色革命”一樣的異己力量和顛覆因素。可以說，如果沒有八十年代末那場風云和中東地區(qū)的“阿拉伯之春”，這個說法或許能夠成立，而上述兩個事件，則徹底粉碎了這個說法。
八十年代末，是中國老百姓得到經濟實惠最多的時期，那時老百姓既享有舊體制的免費住房、免費醫(yī)療、免費教育等福利保障，又享有新體制的獎金、工資外收入等物質刺激，并且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沒有形成懸殊的兩極分化，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找不到社會陷入動蕩的經濟因素，可是動蕩卻恰恰發(fā)生在那個時期。中東地區(qū)則更是如此，中東的經濟改革成果并不亞于中國，在民生方面更是遠超過中國。“埃及大餅”50年不漲價，利比亞的免費教育，不僅從小學到大學不要一分錢，包括出國留學的費用國家都報銷。但是這些給老百姓帶來實惠的改革成就，并沒有避免埃及民眾把穆巴拉克總統(tǒng)被裝進鐵籠子審判，沒有避免利比亞民眾把卡扎菲亂槍打死在街頭。由此可見，“顏色革命”與改革是否給老百姓帶來實惠根本無關。
在此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把穆巴拉克裝進籠子里審判的埃及穆兄會，把卡扎菲亂槍打死街頭的利比亞伊斯蘭革命組織，并非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培植的“第五縱隊”和極右勢力“帶路黨”，而是長期堅持反美立場的民族主義力量，是堅定捍衛(wèi)國家利益的左翼力量。他們發(fā)動“顏色革命”，顛覆政府，不是要實行“自由民主”的西方價值觀，而是不滿本國政府“全盤西化”的親美政策。由于他們顛覆本國政府的行為符合美國搞亂中東的戰(zhàn)略利益，因而得到了美國的軍事支持，就像當年日本為肢解中國而全面支持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一樣，從而使中東地區(qū)這些典型的民族主義左翼力量，在客觀上變成了“左派帶路黨”。
也正是因為美國十分清楚他們的民族主義左翼立場，所以在利用他們實現(xiàn)了“顏色革命”的戰(zhàn)略目標之后，便兔死狗烹，幾乎殺光了這些民族主義左翼力量。埃及一年之內進行了三次廣場大屠殺，將穆兄會的骨干全部殺光，最后又把逮捕的穆兄會600多名中層干部和130多名高層干部全部判處死刑。利比亞伊斯蘭革命組織，同樣也是在替美國推翻了卡扎菲政權后，被美國重新宣布為是恐怖組織，遭到全球追殺�？v觀人類古今革命，恐怕最為怒目蒼天、含恨而亡、死不瞑目的，就是中東地區(qū)發(fā)動“顏色革命”的“左派帶路黨”了，中東“左派帶路黨”在21世紀初上演了一幕慘絕人寰的千古悲劇。
可見，無論從正反兩個方面任何一個方面來看，美國等西方國家顛覆其它國家的“顏色革命”最終成敗與否，最終都是取決于左翼力量的歷史選擇。中國左翼愛國力量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做出了 “寧上風波亭，不做帶路黨”的悲壯選擇，甘愿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為避免中國再次出現(xiàn)歷史上反復出現(xiàn)的動蕩和分裂，避免中國成為第二個血流成河的悲慘中東，而無怨無悔地走上自我犧牲道路。多少年來許許多多左翼愛國人士，都是前腳剛剛走出拘留所和監(jiān)獄，后腳就又投入到捍衛(wèi)共產黨領導的偉大而悲壯的事業(yè)中去。
自毛主席逝世后40年如一日堅持紀念毛主席誕辰和忌日的河南省張正耀葛麗英夫婦，曾經因在廣場公開紀念毛主席而被判刑入獄，身戴手銬腳鐐的張正耀在法庭上豪邁而深情地說：“我是一個普通工人，今天我的名字能和毛主席連在一起，我感到無比自豪。我沒有罪，我不后悔，將來出獄后我還是會年年紀念毛主席。”就在數月前，為支持習主席，捍衛(wèi)共產黨，扭轉一些人的糊涂認識，他們自費印制了《習主席系列講話摘錄》的學習材料，準備寄給全國各地的左翼網友。當他得知省公安廳要去沒收習總講話時，不顧一切趕往印刷廠，不料路上突發(fā)心梗，這位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中原漢子，如同山墻倒塌般倒在了地上。在被搶救醒來后第一句話就問“習總講話拿到了嗎?”；幾年前同樣因紀念毛主席而被羅織罪名判刑的沈陽企業(yè)家王新年，面對兩年冤獄，資產一空的悲慘結局，這位性如烈火的東北漢子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為了不給習總添亂，我暫不申冤”。轉身又投入到了為復興社會主義，創(chuàng)建公有經濟的偉大事業(yè)中去。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全國各地比比皆是。他們?yōu)樯鐣髁x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yè)增添了十分感人的歷史一幕。
這就是為黨和人民利益甘愿犧牲自我的中國左翼人士，這就是為民族大義不僅能夠犧牲生命還能夠犧牲榮譽的毛派共產黨人!雖然每一個階級都有甘愿為理想而犧牲的英雄，但是其它任何一個階級的英雄充其量只是能夠犧牲生命，唯有毛派共產黨人才不僅能夠犧牲生命，而且還能犧牲榮譽。這就是毛派共產黨人同其他階級的英雄根本不同的地方。無論中華民族將來遭遇如何，當今中國左翼愛國人士的悲壯行為，都會被載入史冊寫進教科書，成為后人景仰的對象，哪怕是不同階級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后人，也都會景仰他們，就像不同階級不同國家的人們，都在景仰俄國12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一樣。后來的人們可能會不贊成他們的政治立場，但是一定會景仰他們偉大的人格力量和道義形象。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左翼愛國力量不同于其他國家左翼力量的偉大獻身精神，經過大眾民主運動鍛煉的覺醒的中國人民，并非是歷史自發(fā)形成的，而是毛主席生前布局結果。毛主席的整個后半生特別是晚年，都在思考和布局如何防止剝削階級復辟，避免中華民族再次陷入動蕩分裂的深淵。所以才甘冒黨內空前孤立的危險，發(fā)動大眾民主運動，鍛造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力量以及背后已經覺醒的偉大人民�？梢哉f，今天毛主席留下的這樣一個誓死捍衛(wèi)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愛國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幸運；毛主席通過大眾民主運動鍛煉出來的這個已經覺醒的偉大人民，是領導中華民族復興的當今中國領導人的幸運。一個軍隊如果沒有甘愿自我犧牲的戰(zhàn)士，就不可能戰(zhàn)勝任何敵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甘愿自我犧牲的政治力量，就不可能實現(xiàn)崛起。當年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自我犧牲精神，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今天如果沒有中國左翼愛國力量的自我犧牲精神，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相信歷史將會證明這一點。
今天，我們說只有通過發(fā)動群眾，才能避免危機，實現(xiàn)民族復興，并非是說一定要像毛主席那樣發(fā)動群眾造官員和老板的反，也并非是一定要像普京那樣把絕大部分財富分配給民眾，但至少應該實行在法律和政策上“窮人富人一律平等”。比如我國法律規(guī)定，窮人經濟適用房的增值部分，套現(xiàn)后差價歸國家所有；而富人資本的增值部分，套現(xiàn)后差價則歸個人所有。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在法律面前窮人和富人不平等的現(xiàn)象。特別是對中國來講，富人資本獲得國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遠遠超過對窮人經濟適用房的支持，所以套現(xiàn)后差價更應該歸國家所有。所以，當今中國無論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來講，還是從人類文明的歷史要求來講，以及從防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要求來講，都應該實行資本增值部分歸國家和全體員工所有的政策。目前連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實行資本增值部分歸全體員工所有的員工持股制度改革，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方文明大國，更應該順應歷史和人民的要求，將資本增值部分歸國家和人民所有。
可以說，當今社會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全體員工共同創(chuàng)造的企業(yè)，國家耗費巨大資源扶持的企業(yè)，其增值部分完全歸老板個人所有。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不公平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中國政策和法律的主要任務，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全力扶持企業(yè)的發(fā)展，如提供廉價土地和經濟資源，對企業(yè)實行各種巨額補貼，嚴禁罷工和自發(fā)建立工會，實行暴力拆遷等等，正是因為國家的全力支持，中國的富豪增長速度才會世界第一，超過西方國家?guī)装倌甑呢敻环e累速度和規(guī)模。所以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富豪的資本增值部分，更加應該歸國家所有，歸全體人民所有。所以我們建議中國法律應該規(guī)定：資本套現(xiàn)的增值部分，大部分應該歸國家所有;資本沒有套現(xiàn)的增值部分，應該歸全體員工所有，實行員工持股制度，或者是更加完善的股份合作制。這將會從根本上解決資本套現(xiàn)和外流的問題。
總之，大道至簡，大道在正義，大道在人心。只要實行“法律面前貧富平等”的現(xiàn)代文明法則，并以此來改革和調整現(xiàn)有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我們就一定能夠化解和戰(zhàn)勝任何危機——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其它內外危機——平穩(wěn)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多年來我們一直堅持的那個觀點，中華民族走到了崛起或毀滅的十字路口，距離崛起的目標只有幾步，距離毀滅的目標也只有幾步。道理很簡單，最后登頂的階段也是最危險的階段。為保證中華民族選擇好和走好這崛起或毀滅的最后幾步，中國左翼愛國力量一定要拿出自我犧牲精神和擔當精神來，以不愧為毛派共產黨人這個偉大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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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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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良：金無怠-中國特工的絕命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