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2020-07-13來源：觀察者網
導讀
今年全國兩會，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提交一份建議，其中包括將個人電腦作為戰(zhàn)略必需品，出臺相應的促進消費以及財政補貼政策。
這一建議引起輿論嘩然，網友紛紛吐槽聯想電腦不符合戰(zhàn)略必需品，不應拿國家補貼。因為聯想集團的兩任主導者——柳傳志和楊元慶，沒有為國產電腦做出應有貢獻。
那么，在國產電腦六十多年的發(fā)展進程中，到底是誰有著卓越功勛？哪些電腦相關軟硬件設備，有著突出成就？且來看看，中國計算機事業(yè)先驅的十個“革命”故事。
【文/科工力量專欄作者 陳辰】
2001年底，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聲，干了一件轟動國內IT圈的大事：在北京市政府采購中，全部采購紅旗Linux操作系統(tǒng)、方舟1號芯片等國產軟件，把微軟整個踢出局。
事出有因，除信息安全問題外，微軟還在協商中強硬表態(tài)：必須網上激活Windows XP；要捆綁購買Office；不能降價。這讓俞慈聲實在無法接受。另外，北京市科委也想扶植國內軟件。
東方平地一聲“驚雷”。微軟第三號人物克瑞格·蒙迪迅速趕到北京四處游說，試圖緩解局面；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寫信給北京市長劉淇，為微軟辯護，同時施壓處置俞慈聲。
當時，正值北京冬天最大的一次雪，十余位院士聯名上書朱镕基總理，為俞慈聲說情。其中，中國計算機事業(yè)奠基人、兩院院士張效祥中將第一個簽字，倪光南院士也簽了名。
據說朱總理看到十多位院士的聯名，一時動容。遙想十五年前，美國“星球大戰(zhàn)”計劃掀起全球軍事科技競賽時，也僅僅只有4位院士聯名上書啟動863計劃。
但接著，微軟撤掉中國區(qū)總裁高群耀，宣布唐駿“臨危受命”；然后基辛格訪華，與國家領導人握手。在中美《上海公報》簽訂30周年之際，他們的斡旋點不在北京市政府，而在更上一層。
最終，第二年6月，時任微軟CEO史蒂夫·鮑爾默來到中國，在唐駿的游說下，他與國家計委簽下62億元的合作大單。唐駿一時風頭無倆，媒體宣稱他“再造微軟中國”。
而第一個吃螃蟹的北京市政府，并不好受，Linux使用問題接踵而至。于是俞慈聲又分別啟動“揚帆計劃”、“起航計劃”，來改善軟件的適配、移植和Office不兼容等問題。
在這場博弈中，盡管微軟在三年后“翻盤”，但俞慈聲代表首都政府的“掛帥”，以及兩項補救措施，構成了對微軟中國影響深遠的有力一擊，也鼓勵了國產操作系統(tǒng)和軟件的發(fā)展。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了這起“北京市政府采購事件”，在國內計算機事業(yè)開辟和發(fā)展的道路上，還有很多激情抗爭、艱苦卓絕和嘔心瀝血的故事。
01．周恩來總理與中國計算機事業(yè)奠基
冷戰(zhàn)初期，在西方國家政治、軍事、科技重重封鎖下，新中國“一五計劃”，以及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打下了重工業(yè)基礎。但是，科學技術還沒有獲得足夠重視和發(fā)展。
于是，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結合“三錢（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等中科院和蘇聯專家意見，開始主持編制《十二年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并推動“向科學進軍”成為全國行動口號。
然而，兩個月后，周總理接見受邀來華的16位蘇聯專家時發(fā)現，名單中有6人是從事新技術領域研究的，包括微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和通信等。這引起了他的思考。
在讓了解情況的兩位部長作了一份報告后，周總理得知，美國、蘇聯等國已將電子計算機，當做打造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裝備，而且在大力開發(fā)和應用這項技術。
當時，除了美國、蘇聯和英國已經試爆原子彈外，美國更將電子計算機運用在彈道飛行、飛機設計、電報密碼和經濟分析等多個軍民領域。而中國的計算機事業(yè)還是一片空白。
強烈的緊迫感來襲，周總理下定決心大力追趕。他指出“十二年規(guī)劃”仍偏重傳統(tǒng)產業(yè)的問題，同時選定計算機、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四項，作為科學規(guī)劃的“緊急措施”。
封面圖片|1956年，周恩來在中南海和著名教授馬大猷（右一）、梁思成（右二）、孟昭英（右三）討論科學規(guī)劃。
不過在內容修訂過程中，電子計算機項目一度因前景不明，引發(fā)爭議。當聽到有人說中國還做不了這項技術時，周總理斬釘截鐵的回復：集中全國力量，難道還做不出來嗎？
自此，中國計算機事業(yè)宣告啟動。但四項“緊急措施”的內容最初并沒有公開，直到1999年中科院“兩彈一星”工程相關資料陸續(xù)公布時，沉淀50多年的“秘密”才逐漸被人們知曉。
02．張效祥與104計算機
根據四項“緊急措施”的要求，1957年2月，中科院計算所派出了20人赴蘇進修隊，張效祥任隊長，主要學習蘇聯M-20計算機的技術資料以及制造技術，時間是一年。
當年底，中國科學代表團到訪莫斯科，洽談研制第一臺國產大型計算機。期間，中方認為要讓中國有能研制計算機的環(huán)境，于是拒絕了在蘇聯生產的提議，堅持在中國制造。
蘇聯最終同意，且允許進修隊延長學習半年。1958年8月，進修隊一返回北京，就立即投入了國產104計算機的研制。項目以蘇聯BESM-2計算機為藍本，由張效祥主持整體工作，蘇聯方面也派出專家輔助。
然而，接下來的兩大難題是：104機在國內加工、調試的工作量估算是7萬個工時，比在蘇聯要多3萬工時；原蘇聯的磁鼓、磁帶機和光電機等外圍設備圖紙，存在較多錯誤。
既要改動、重新設計，又要趕上時間進度，張效祥和許多同事，吃喝睡都在工作房里，每天三班倒。他經常晚上一點多睡覺，第二天早上5點半就起床上崗，然后就一直都沒停下休息。
在張效祥主持下，項目在計算所等10多個單位協同下進行。歷經約一年艱苦攻堅，104機宣告研制成功，并作為建國十周年獻禮。這臺計算機平均每秒運算1萬次，接近當時英國、日本計算機的先進指標。
通過104計算機的研制，中國具備了自主開發(fā)計算機的初步條件和配套隊伍。后來，許多重大科學課題紛紛上機運算，國內第一顆原子彈的相關科學計算，就是由104機實現的。
由于意義非常重大，104機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張效祥后來也被稱為“中國計算機事業(yè)的拓荒人”。而五十多年過去，他依然記得，那七八十位國內科研人員的名字。
03．超算與軟件破局
好景不長，就在中國剛剛開始在計算機研制等方面取得進展時，受“長波電臺”、“聯合艦隊”以及思想論戰(zhàn)等影響，中蘇兩國的關系急轉直下，甚至迅速惡化。
1960年，赫魯曉夫下令從中國撤走全部蘇聯設備和專家。許多國家都認為，中國的計算機事業(yè)發(fā)展將戛然而止。但是，由夏培肅自行設計、歷時兩年研制的107計算機，迅速打消了這些疑慮和蔑視。
107機是中國第一臺自主研制的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之后應用于多項科學計算任務。雖然比美國第一臺馮·諾依曼結構的通用計算機晚9年，但它的誕生標志中國計算機事業(yè)走向獨立發(fā)展。
夏培肅年少時就立志工業(yè)救國。當她目睹日軍侵華慘況后，便決心報考工科院校。后來她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交通大學研究院、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本碩博”期間，所學專業(yè)都涉電機系。
1951年回國后，夏培肅在清華大學電機系電訊網絡研究室任職。第二年，中科院數學所所長華羅庚選中她和閔乃大、王傳英三人，組建了中國第一個電子計算機科研小組。
不過，三人小組中只有夏培肅選擇了堅持，并奉獻了整整一生，成為“中國計算機之母”。另外兩人中，王傳英于1955年改行去蘇聯學習原子能，閔乃大在1958年移民到德國定居。
堅持不懈背后有難以名狀的心酸。夏培肅的丈夫從事核物理研究，兩人平時工作都很忙。第一個兒子，在她研制107機期間，出意外夭折；第二個兒子，也因為他們難以顧及，身體狀況一直不好。
但夏培肅苦心鉆研的107機創(chuàng)造了歷史，更重要的貢獻是，她協助設立和一手創(chuàng)辦的計算機科學院系、課程和教材等，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學生，奠定了中國計算機科學的基礎和未來。
后來，她的一位學生胡偉武，成為龍芯系列CPU的首席設計師。2002年，他為了紀念導師夏培肅從事計算機事業(yè)50周年，將中國首枚通用處理器“龍芯1號”，命名為“夏50”。
04．“中國巨型計算機之父”慈云桂教授
七八十年代，全球計算機發(fā)展迭代至超級計算機。雖然IBM的超算銷售給中國，但附加苛刻條件：計算機必須放置在獨立的“玻璃房”中，只準國外的工程師操作使用，“中國人不得入內”。
為了擺脫如此受制于人的局面，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愛萍上將，向中央請示研制巨型計算機。1978年，鄧小平在批示中指出：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不能沒有巨型機。
接著，已年屆60歲的國防科大計算所所長慈云桂，再挑重任。他說，豁出老命也要搞出巨型機，還立下了軍令狀：每秒一億次一次不少，六年時間一天不拖，預算經費一分不超。
但這談何容易？慈云桂之前為“遠望號”測量船研制的151機，每秒運算速度只有100萬次。而在“巴統(tǒng)”對中國高技術禁運下，運算速度想要一下突然提高100倍，難度可想而知。
然而，人心齊，泰山移。慈云桂把近200人的團隊，分成十多個小組逐個攻關。有的小組自然問題頻出，花幾個月才做出方案。但由于只能算“湊合”，慈云桂狠下心一口否決，然后帶領團隊研制更先進的方案。
另外，參與研制的李思昆教授曾回憶：那時加班費一晚上兩毛錢，我讓大家登記領錢，結果沒一個人愿意來領。大家心里想省下每一分錢。這樣的凝心聚力，想必加速了超算研制。
1983年12月22日，中國第一臺超算提前一年宣告研制成功，被張愛萍命名為“銀河1號”。它的誕生使得中國繼美國和日本之后，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可以自主研制超算的國家。
其實，從電子管計算機到晶體管計算機，再從集成電路計算機到超算，中國計算機的每一次升級換代，慈云桂都是主要推手之一。后來，他被稱為“中國巨型計算機之父”。
05．求伯君與WPS1.0
在國防科大發(fā)布“銀河1號”時，求伯君興奮之余，也在倒騰著另一件事。幾天后，“一個學生成功開發(fā)國防科大圖書館管理系統(tǒng)”的消息，被刊登在《長沙日報》上，他霎時成了“網紅”。
1984年畢業(yè)后，求伯君在無趣的河北徐水縣石油儀器廠基層工作，積累了一定的編程經驗。兩年后的春天，廠里來了五個深圳的大學實習生，他暗戀上了其中一個，但始終未能表白。
在決定追去深圳前，求伯君曾在北京、河北短暫逗留。期間，為解決一位老鄉(xiāng)計算機打印的難題，他花9天時間重寫了程序。后來經朋友引薦，北京四通花2000元買下了那套程序版權。
當求伯君在北京火車站準備離開時，四通公司來人，竭力挽留他加入團隊，并承諾“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調你過去”。于是，求伯君選擇暫時留在北京，后來結識了香港金山的老板張旋龍。
1987年，四通公司因“惜才”反悔，求伯君嚴正交涉后才輾轉至深圳四通，但負責的只是經營部業(yè)務。張旋龍深知求伯君的能力和志趣，于是拋出繡球，“來金山，我讓你專心搞軟件”。
加入香港金山時，求伯君的目標十分明確，取代WordStar。自1988年5月起，他把自己關在深圳蔡屋圍酒店房間里，只要醒著就不停地寫代碼，直到困得看不清屏幕了，才會瞇眼歇一會。
結果，僅僅過去兩個月，求伯君就因急性肝炎發(fā)作被送進了醫(yī)院。第二次復發(fā)時，醫(yī)生強制要求住院一個月，他就把電腦搬到病房里繼續(xù)寫。但出院沒多久后，又復發(fā)住院一次。
功夫不有心人。1989年9月，WPS1.0正式發(fā)布，填補了中國計算機中文字處理的空白。沒有發(fā)布會和廣告，WPS僅僅憑著口碑就迅速火了起來，在國內市場占有率一度高達90%，成為一個時代標志。
06．自主電腦芯片浮沉
九十年代，江澤民、李鵬等中央領導都曾指示“砸鐵賣鐵”也要把半導體產業(yè)搞上去，以糾正“造不如買”的錯誤路線影響。但在“908”、“909”兩項工程成效不大后，“18號”文件緊隨其后落地。
國內的政策補助以及開始活躍的經濟和科技發(fā)展，吸引了一批海外半導體人才回國，其中便包括李德磊。1999年，李德磊將他在國內的公司百拓立克進行“清洗”，同時搖身一變?yōu)橹行疚�，獲得500萬補助。
這時被聯想掃地出門的倪光南，依然鼓著勁要做自主芯片。他拒絕了一些慕名而來的企業(yè)，但在李德磊找上門來時眼前一亮：這支隊伍基本具備，研制自主嵌入式CPU的技術能力。
倪光南利用個人信譽背書，為中芯微四處奔找資金，以其晚輩劉強為首的研發(fā)團隊，也沒日沒夜的埋頭苦干。四海歸仁，眾擎易舉。2001年4月，中國第一片自主設計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號”橫空出世。
通過中國工程院的鑒定后，“方舟1號”獲得國家?guī)状蟛课闹С郑煌粕狭思夹g神壇。緊接著，為了推廣內嵌方舟芯片的NC（網絡計算機），俞慈聲首先“出手”，國內許多政企客戶跟進。
借著如日中天的氣勢，李德磊將中芯微改名為“方舟科技”，將原法人代表胡銘曾再送走。對于倪光南極力建議成立市場部，李德磊認為他：有官癮，非要做主管市場的副總裁。
接下來的變化或許出人意料。把控互聯網服務器端的微軟和英特爾，根本不支持NC內嵌的Linux工具軟件。因此，NC在互聯網環(huán)境下，一些正常使用也受到局限，早期入手的用戶叫苦不堪。
另外，李德磊眼里一直只容得下政府訂單，多次將倪光南請來的客戶踢走，導致失去了市場信任。而涉嫌挪用經費建樓、叫停CPU不履行863計劃義務等等，將方舟科技一步步拉向深淵。
最終，倪光南再次出局，向介入調查的科技部“負荊請罪”后，轉至CNET中國任副總裁。而自覺深受李德磊欺騙的劉強，帶著一批研發(fā)人員離開，與好友重新創(chuàng)立了芯片公司君正。
07胡偉武與“龍芯1號”
在“方舟1號”誕生前，曾有一些主流聲音認為：中國只能先從芯片封裝和測試入手，做“外圍”。然而，時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疾呼，“十五”期間應該花大力氣研制通用CPU，錯過這五年，以后就沒機會了。
2001年3月，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胡偉武主動請纓，組建一支通用CPU研制隊伍。一個月后，在李國杰等人支持下，龍芯課題組正式成立。胡偉武立下軍令狀：一兩年之內做不出來，提頭來見。
在龍芯項目正式啟動后，課題組獲得1000萬元研發(fā)經費，有一間50-60平米的實驗室，成員最初只有10來人。條件不夠，刻苦來湊。于是胡偉武一頭扎在實驗室，一邊當獵頭，盯著中科大、中科院的校友。
如果作一個對比，英特爾當時宣布將投入12億美元研發(fā)手機芯片，這幾乎是龍芯的一千倍。在經費有限，沒人教沒處學的情況下，胡偉武一個星期不回家，幾天不怎么睡覺，也是常有的事。
值得注意，年屆66歲的黃令儀也受李國杰邀請，為龍芯做物理設計。但她陷入害怕半途而廢，以及對計算所深厚情感之間的掙扎。猶豫一陣后，黃令儀最終帶著五位微電子所的同事，走進了龍芯實驗室。
為了以防萬一，課題組與黃令儀商量后，決定做兩款芯片。其中，黃令儀負責的1B為確保型，以打通全部流程為目標，要求不太嚴苛。另外，胡偉武主持的1C是力爭型，時序、面積等標準要求較高。
然而，1C在流片時掃描鏈沒有接出來，胡偉武迅速作出決策：人工修改。過程中，研發(fā)人員一個個疲勞得面色蒼白、眼睛充滿血絲，但在嘴唇還有一點紅色的情況下，依然抖擻精神“戰(zhàn)斗”。
研發(fā)芯片是一場長征，而長征需要信仰。胡偉武是毛澤東鐵桿“粉絲”，自稱“毛毛蟲”。他的上裝經常別著主席像章，會議室里放著主席塑像。他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搞研發(f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胡偉武的思想、行動和魅力感染著很多團隊成員。這使得幾十名年輕骨干懷著共同使命，激情燃燒。2002年8月，中國第一枚通用CPU“龍芯1號”成功發(fā)布，終結了計算機產業(yè)多年“無芯”的尷尬歷史，開啟新紀元。
08．中科紅旗與國產操作系統(tǒng)發(fā)展
在海灣戰(zhàn)爭和北約入侵科索沃時，美國的電子信息戰(zhàn)癱瘓了伊拉克、南聯盟幾乎所有網絡通訊系統(tǒng)。雖然沒有證據說明微軟等公司可能提供某些后門，但這種情形還是讓中國政府為之一震。
當時的信產部、科技部多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一旦與美國鬧掰，國家信息安全將面臨怎樣的威脅？中科院軟件所副所長孫玉芳也上書國務院，一再強調“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操作系統(tǒng)”。
2000年，在孫玉芳牽頭組織下，中科院軟件所和上海聯創(chuàng)，合資成立了中科紅旗公司，推出紅旗Linux操作系統(tǒng)。同時，他還創(chuàng)辦了紅旗中文2000，推出Red Office辦公軟件。
從布局的兩大產品來看，中科紅旗對標微軟的目的十分明顯。而僅僅成立一年時間，它不僅挖走了微軟和甲骨文的技術骨干，還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購中，一舉擊敗微軟拿下操作系統(tǒng)訂單，一戰(zhàn)成名。
緊接著，中科紅旗“趁熱打鐵”，在全國設立100多家培訓中心，培養(yǎng)出1000多名紅旗認證的linux工程師。另外，中科紅旗還與PC硬件廠商，達成超過100萬套供貨協議，一度成為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統(tǒng)廠商。
然而，就在孫玉芳多維出擊、風生水起時，紅旗Linux的一些軟件問題依然沒有太大改善。其中一個“要命的問題”是：基于Linux的國產辦公軟件，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與微軟文檔格式無法兼容。
此外，微軟放縱盜版軟件盛行，進一步導致紅旗Linux系統(tǒng)鮮有問津，在C端市場舉步維艱。雪上加霜的是，董事會要求孫玉芳在三年之內要有回報，但中科紅旗背景特殊，融資、上市均有限制。
2001至2003年，中科紅旗均未實現盈利。噩運接踵而至，孫玉芳在重壓下積勞成疾，于2005年突發(fā)腦溢血去世。隨后，公司連續(xù)曝出各股東意見不一、管理不善、資金鏈斷裂等一系列問題。
中科紅旗自此一蹶不振。2014年，大連五甲萬京接盤中科紅旗，價格是3862萬元。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孫凱歌說：紅旗是中國計算機操作系統(tǒng)的旗幟，不能倒。如果旗幟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將是對整個產業(yè)的信心。
09．孔金珠與銀河麒麟OS
隨著信息技術危機意識不斷加強，中國也致力于軍用操作系統(tǒng)研制。2001年，國防科大接到863計劃重大專項任務：開發(fā)國產操作系統(tǒng)。當時只是助理研究員的孔金珠，“死皮賴臉”跟上級申請，加入了項目組。
面對全球“群雄爭老二”的局勢，專家組最初難以定奪開發(fā)操作系統(tǒng)的路線。經過大半年討論，他們決定采用“四合一”技術，把Mach、FreeBSD、Linux和Windows的優(yōu)勢，互相整合在一起。
然而，一個系統(tǒng)內核平均就有400萬-500萬行代碼。為了把不同的技術架構做成一個系統(tǒng)，孔金珠和同事們拼了命，足足經歷四年“折騰”，才最終完成研發(fā)。由于系統(tǒng)“四不像”，專家組取名“銀河麒麟”。
不過，整合多個系統(tǒng)的弊端迅速顯現，適配新軟件和硬件的過程艱巨到難以想象，一些專家甚至有力也無處使。另外，FreeBSD日漸沒落，Mach微內核架構也被主流市場放棄，幾乎沒有社區(qū)幫助開發(fā)代碼。
這時孔金珠已成為銀河麒麟研發(fā)工程師，但十分憂慮“麒麟”的未來。2006年后，銀河麒麟歷經技術動蕩低谷，一些科研人員選擇離開。但孔金珠最初的熱情并沒有消退，依然選擇堅守陣地。
三年后，國家“核高基”重大專項啟動。麒麟系統(tǒng)項目獲得工信部支持，得以繼續(xù)迭代。在孔金珠等人的強力要求下，研發(fā)團隊選擇定調初鋒芒的Linux內核，并基于Linux內核迅速開發(fā)出了全新的銀河麒麟。
重要的是，孔金珠團隊在新銀河麒麟系統(tǒng)中，加入了多種獨立開發(fā)的組件，實施了自主可控的深度優(yōu)化，主流軟件只要稍微適配，就能以更快速的跑在系統(tǒng)上。用孔金珠的話說，“這就像上了高鐵”。
此前，中國政府已在嘗試大量進口系統(tǒng)的替代工作，但“四不像”的麒麟無法承擔這一重任。而在基于Linux的銀河麒麟發(fā)布之后，各個黨政軍重要機關，才真正開啟了操作系統(tǒng)國產替代的大潮。
10．操作系統(tǒng)國產替代
世紀之交，政府扶持國產操作系統(tǒng)時，也鼓勵民營企業(yè)開發(fā)拓展。1999年7月，信產部組織“Linux未來發(fā)展”研討會，決定加大力度推動Linux在中國的普及與應用。隨后，高峰期國內出現三四十家Linux開發(fā)公司。
當時剛大學畢業(yè)的劉聞歡（Deepin）和冷罡華（Hiweed），也想做出屬于國人自己的Linux系統(tǒng)。但劉聞歡認為開發(fā)環(huán)境還不成熟，而且自身資源有限。于是他跑到北京參與了創(chuàng)建綠盟科技，同時開始等待時機。
然而，冷罡華迅速沉醉其中，把市場上Linux發(fā)行版幾乎全摸索、套用了個遍。2004年，他利用工作之余，開發(fā)出中國第一個基于Debian的本地化版——Hiweed Linux，但在迭代五個版本后突然“消�！�。
機會屬于有準備的人。2008年，已經“不差錢”的劉聞歡歸來。他聯合冷罡華重新啟動了Hiweed Linux項目，并把項目名稱改為Linux Deepin。緊接著，他們在國內發(fā)布了深度（Deepin）操作系統(tǒng)第一個版本。
最初，深度系統(tǒng)有三個明顯特征，定位社區(qū)化公益項目；團隊成員基本都是兼職；研發(fā)資金一直靠劉聞歡自掏腰包。由于團隊只有投入沒有產出，以至于稅務機關一度懷疑他們涉嫌洗錢，而上門檢查。
為了將軟件做大做強，2011年，深度科技公司正式成立。這時王勇被劉聞歡“忽悠”到武漢，成為公司副總經歷及CTO。王勇是深度第一個“全職開發(fā)者”，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憑著喜愛和一腔熱血自學成才。
后來，年輕的深度隊伍付出很多。比如王勇，曾寫代碼累到要靠輸液，才能第二天繼續(xù)上班；長期睡在公司，妻子抱著孩子到樓下才能逼他回家。還有成員，每完成一項代碼就會大吼一聲，來釋放壓力下的喜悅。
隨著系統(tǒng)日益精進，深度也逐步實現商業(yè)化。2014年10月，公司獲得綠盟科技和360公司的8000萬元投資。另外，“棱鏡門”事件后，受益于國家政策推動，深度竟然進入中央政府采購名錄，而其余3家都是國資背景。
2019年，深度系統(tǒng)的用戶已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在Linux全球開源操作系統(tǒng)榜上排行前十，是排名最高的中國操作系統(tǒng)。更重要的是，深度已成國產統(tǒng)一操作系統(tǒng)UOS的核心，而且是UOS迭代升級的有力后盾。
結語：中國計算機事業(yè)必將更強更好！
當前，國產統(tǒng)一操作系統(tǒng)UOS正在或已完成適配龍芯、飛騰、兆芯、海光、鯤鵬芯片，以及金山WPS、永中Office、360等軟硬件。另外，中標麒麟也已與銀河麒麟完成合并，將投入百億打造國產操作系統(tǒng)新旗艦。
顯然，在國際形勢已驟然變化下，UOS與麒麟將醞釀一場國產計算機的新變局。但是，近二十年來的“北京市政府采購事件”，“Win10入圍政府采購事件”以及“華為事件”等等，也一直在提醒國人避免重蹈覆轍。
中國最近幾年也發(fā)生過一些“積極”事件。比如沈昌祥、倪光南等26名院士曾聯名上書，將存在較多安全隱患的Win8系統(tǒng)，擋在政府采購大門之外；天河、曙光和神威系列自主超算，在美國打壓下越挫越強，并實現登頂。
這可以用老一輩革命家的話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或許，這句話也是計算機先驅們給后輩的最大啟示�；厮輾v史，中外科技以及背后的政治博弈，一直并將長期存在，中國計算機人要做好持續(xù)攻堅、反復較量的準備。
魯迅曾說：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先行者和闖將者，大抵是誰也怕得做。正是先驅們的勇敢與擔當，從銅山鐵壁中撕開了中國計算機事業(yè)發(fā)展的“口子”。而繼往開來，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計算機事業(yè)必將更強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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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力量：搞出國產芯片 總有一批中國人不服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