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余乃忠 毛鄧理論研究 2020-11-27
導讀:思維決定行為,思維改變學習。被譽為“窯洞里的預言家”的毛澤東,多次力排眾議,有著與常人不同的思維特點。毛澤東思維體系中最核心的是其獨特的學習思維。毛澤東在抗日戰(zhàn)爭膠著的1941年擠出時間寫作《改造我們的學習》,說明學習思維與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我黨在學習上存在嚴重的問題。
作者:余乃忠,長沙理工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6期
[摘 要]
毛澤東思維體系中最核心的是其獨特的學習思維,主要包括:燎原思維,即“細胞中的細胞”學習方法,強調進入知識內部,分解知識,而不是在知識的周圍打轉;復活思維,毛澤東主張對知識多層次、分類型、跨學科反思,對記憶和知識片段進行各種迂回、撞擊形成知識“復活中的復活”;波浪思維,即邏輯聯(lián)結思維,整體必須是具有相互關系的群,具有時間邏輯、空間邏輯、歷史事件邏輯、理論邏輯等維度;坐標思維,即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為了滿足革命實踐的需要,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創(chuàng)造中國當下需要的新知識。
[關鍵詞]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哲學思維;科學
思維決定行為,思維改變學習。被譽為“窯洞里的預言家”的毛澤東,多次力排眾議,有著與常人不同的思維特點。毛澤東思維體系中最核心的是其獨特的學習思維。毛澤東在抗日戰(zhàn)爭膠著的1941年擠出時間寫作《改造我們的學習》,說明學習思維與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我黨在學習上存在嚴重的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改造我們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實際上是要改造我們的學習思維。毛澤東的學習思維也是他的革命思維和戰(zhàn)爭思維。知識點在毛澤東世界中就是對敵人的占有,學習就是一次對敵人的進攻與圍剿。反之,對于革命(包括自我革命)、戰(zhàn)爭等,在毛澤東看來,也是學習。因此,“改造我們的學習”就是改造對于革命和戰(zhàn)爭的思維和方法。對于“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學習現(xiàn)象,就是“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同時,黨內“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嚴重,因此,“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
“學習”在毛澤東視野里包括三方面:一是學習書本和前人的思想成果;二是怎樣看待和認識歷史、當下與未來世界的一切對象;三是如何在實踐活動中學習。毛澤東在1918年4月送別羅章龍(其化名為縱宇一郎)東赴日本時所作七言古詩《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中寫道:“要將宇宙看稊米”,即把宏大的宇宙看作平常細微的小米,表達了作者“律動天下”的世界觀和萬物同構的辯證法。但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及其他著作與實踐中,對于學習則主張運用“要將稊米看宇宙”的見微知著的分形思維。兩者共同構成了毛澤東主體性哲學和“宏—微”極性辯證法的主要內容。
一、燎原思維
細胞是構成生命的最基本的單位。在馬克思看來,商品交換是資本主義社會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的“細胞”,暴露著現(xiàn)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對資本主義的一切研究應從解剖這個“細胞”開始。從商品交換出發(fā),馬克思不僅發(fā)現(xiàn)了剩余價值理論,也發(fā)現(xiàn)了唯物史觀。列寧稱這種從“細胞”出發(fā)的推演方式為一般辯證法的方法。毛澤東不僅繼承了馬克思解剖“社會細胞”的基本方法,還提出要對“細胞”解剖后的“次級細胞”再解剖,并無限進行下去。毛澤東“細胞中的細胞”不僅包括解析,還有以“細胞”帶動整體的“科學抽象”,即觸類旁通。
攻克知識的“細胞”,就是要先進入“細胞壁”,然后掌握“細胞質”,最后攻克“細胞核”。“細胞”雖微小,但可以通過“分裂”生出更多的“新細胞”。毛澤東在討論認識論問題時談道:“我們身體的各種細胞都不斷地在更新,……‘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說到解剖學的時候,也非常重視解剖學!面對大革命失敗的低潮,毛澤東就把剩下的每一個很小的革命力量看作細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xiàn)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fā)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強大的敵人總是長期占據著中心城市,廣大農村則是反革命力量統(tǒng)治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軍閥混戰(zhàn)和農民對革命的強烈要求,構成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fā)展的客觀條件。“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zhàn)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qū)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fā)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通過割據而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就像攻克一個“細胞”,根據地與國統(tǒng)區(qū)的邊界就像“細胞壁”,土地革命是“細胞核”,根據地建設是“細胞質”。武裝斗爭是“核中核”。毛澤東用詞句“風云突變,軍閥重開戰(zhàn)。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展現(xiàn)了割據的生命力。包圍城市的農村就是第一次割據(割離城市)的“細胞”,但農村力量并不平衡,還要進行再割據,尋找“新的細胞”,即工農基礎強,敵人力量相對弱的地區(qū)。在井岡山時期,紅色根據地的建立與建設就是運用“細胞中的細胞”方法。之所以在“細胞”中能夠分裂出“新的細胞”,是因為“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腔鹆窃脑挘菚r局發(fā)展的適當?shù)拿鑼憽薄?/strong>細胞中的細胞方法必須注意到在攻克第一個“細胞”后,先占有、鞏固“細胞”,步步為營,再進行下一步“分裂”,滲透到全部燎原。毛澤東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闡明了這個方法。這是克服黨內“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最有效的學習方法。
把“細胞中的細胞”思維與方法運用到學習中,就是面對一大片學習對象,先選擇幾個薄弱性(難度。┑闹R點(“細胞”)進行攻克,然后讓這些“細胞分裂”出“新的細胞”,推及周圍其他知識,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掌握一大塊知識。毛澤東經常強調運用這種方法,早在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就專門單獨列出一節(jié)“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學習”,提出為什么要學習戰(zhàn)爭規(guī)律,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那末,關鍵在哪里呢?”這個關鍵就是找到對整個學習起關鍵作用的“細胞”。毛澤東這里講到第一個“細胞”就在于把握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情況,找出其行動規(guī)律;這一個“細胞”中還有“細胞中的細胞”,那就是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敵人的薄弱部分,突擊因而成功,即“戰(zhàn)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孫子兵法·勢篇》)“細胞中的細胞”學習方法是進入知識內部,分解知識,而不是在知識的周圍打轉。毛澤東對“細胞”的選擇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不同的戰(zhàn)略要求,不斷變革。
美國到處侵略別人,到處欠賬,氣焰十分囂張,但毛澤東把美帝國主義看作紙老虎,不僅讓全世界人民看清美帝國主義的本質,鼓舞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信心,還使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再添新枝。毛澤東在1956年7月在和外賓談話時就指出:“現(xiàn)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一個紙老虎!毛澤東是把構成美國力量的各種要素都進行了分析,選擇其中最基本的單位——政治,而不是經濟、科技或文化,進行“解剖”。通過“解剖”發(fā)現(xiàn),美國的政治“細胞”已經“病變”,也必定引起其他經濟、科技和文化“細胞病變”的“星火燎原”之勢。毛澤東要求注重戰(zhàn)略上、總體上把它看作紙老虎,在戰(zhàn)術上、局部上要看作有爪有牙的真老虎。我們對付它也要以“革命細胞”的燎原思維,十個牙齒,敲掉一個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還有爪子,即和它做斗爭,要一仗一仗,一件一件,一步一步,一個陣地一個陣地爭奪,最終會取得全部勝利。毛澤東認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只有地區(qū)、民族和語言不同,而對美帝國主義霸權的不滿是一致的。當代世界反霸權主義力量的集聚和中國的政治優(yōu)勢、經濟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已經深刻說明了毛澤東“弱國能夠打敗強國”的細胞燎原思維。
二、復活思維
柏拉圖主義的核心在于,把由可感的個別事物組成的整體(可感領域)和理智可知的更加真實的領域(可知領域)區(qū)分開來?筛惺挛锊荒芊Q為知識,理智的對象才能稱為知識。掌握可感事物的過程不能叫學習,掌握真理的知識才能被稱為學習。“學習就是回憶”是柏拉圖理念論的基礎,柏拉圖把超感覺的獨立存在的理念世界當作認識的對象,學習不是對現(xiàn)實世界的反映,而是對理念世界的回憶。整個西方世界一直沉浸在柏拉圖的理念世界中,直到馬克思顛倒了“理念世界”,讓“學習就是回憶”獲得了唯物主義基礎。在馬克思看來,學習就是新的認識對象讓曾觀照到的感性、實踐或意見等“這些回憶便又復活起來”。這種過程必須有新的中介,可以分為四種形式:(1)以新的實踐“回憶”過去的意見;(2)以新的意見“回憶”過去的實踐;(3)以新的意見“回憶”過去的意見;(4)以新的實踐“回憶”過去的實踐。由于實踐智慧的對象是個別事件,理論智慧的對象卻是普遍本質,這樣,經過不同形式和不斷“回憶”,就形成了一種“反思”的過程,實現(xiàn)意見、實踐向理念、真理和理論智慧的飛躍。
“回憶”思維說明,對于客觀對象的直接感知(記憶)或純粹理性不能被認為是學習,即沒有基于現(xiàn)在的意見、實踐對于過去的意見、經驗的“回憶”或反思,不能稱為學習,也不能獲得知識和真理,也就是說反思是學習的必然環(huán)節(jié)。列寧曾指出:“全部問題在于,不要滿足于我們從以往的經驗中獲得的本領。”即一定要爭取更多的反思,特別是后反思方法,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認識上的進步。這樣,完成學習過程就必須具備三個要素:一是初次意見或實踐的輸入;二是新的意見或實踐的出現(xiàn);三是使新舊意見或實踐之間形成反思性的聯(lián)結(回憶);貞浶詫W習不等于中國傳統(tǒng)的“溫故而知新”(再次記憶)和西方的從感性到知性、理性的思維過程,也不僅是類比思維,而且是一種具有豐富內容的反思活動。
中國禪宗說:“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保ā段鍩魰肪淼谑撸┻@其中包含了兩次反思過程,客體永遠是主體的客體。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強調要改變過去沒有反省過程的讀入式“學習”,強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zhàn)爭的具體實踐”,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實踐中復活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同時也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中復活抗日戰(zhàn)爭的新規(guī)律。
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談道:“我們黨內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這說明了我們既需要被將來用于復活的不是知識的“知識”,也需要完成回憶過程的當下或未來的“知識”,特別是這兩種“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只有書本知識,沒有參加任何實踐的大學生,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如何讓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踐工作中去,在實踐中去回憶(反思、對照)曾經打過照面的書本“知識”,最后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甚至不要輕視不懂你思想的人,他們也可能會豐富你的思想。
毛澤東主張對知識多層次、分類型、跨學科反思,就是對記憶和知識片段進行各種迂回、撞擊形成知識“復活中的復活”!吧较蚂浩煸谕,山頭鼓角相聞”“戰(zhàn)地黃花分外香,不是春光勝似春光”“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馬蹄聲碎,喇叭聲咽”“蒼山如海,殘陽如血”“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等都是毛澤東通過時空、對象、話語等的延異,實現(xiàn)對知識的復活與升華。毛澤東在革命戰(zhàn)爭的動蕩運動中不忘學習,和平時期在視察的火車上和外地都不忘學習,不僅說明了毛澤東珍惜學習的時間,還在于毛澤東發(fā)現(xiàn)在書房里學習與在火車的顛簸中和外地的考察中的學習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能夠相互激活。
寫作是毛澤東學習思維與方法的充分體現(xiàn)。“聽—讀—說—寫”是一個完整的知識復活鏈,“聽”是接受發(fā)散點的知識,“讀”是接受精密點的知識,“說”是對所接受知識和思考的一種整理和解釋,“寫”是對知識的再思考、擴展、聯(lián)結和解釋的過程。錘煉語言,沒有語言就沒有哲學。從感性出發(fā)尋找問題,然后專注思考,最好的學習方法就是把獨特思考寫成一篇論文或一本書。創(chuàng)作是檢驗對知識的占有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唯一標準。毛澤東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chuàng)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敝挥型ㄟ^新的實踐知識與新的概念和學科知識復活經典,新的理論、新的理論家、新的著作才能出現(xiàn)。反之,則如鮑德里亞所說,“現(xiàn)如今,概念居住在受監(jiān)視的房屋內,處于每個學科的嚴格控制下,比人更加受到控制。跨學科僅僅扮演了一個國際刑警組織的角色”。可以說,沒有跨學科的各類復活中的復活,也就沒有概念的解放和新知識的誕生。
三、波浪思維
軍事上和學習上的波浪思維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他談道:“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qū)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泵珴蓶|的波浪思維包含了集中優(yōu)勢力量的作戰(zhàn)思維、徹底占有對象思維、相互聯(lián)動思維等整體思維。在《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毛澤東提出:“只有每戰(zhàn)集中優(yōu)勢兵力,不論在戰(zhàn)略防御時期也好,在戰(zhàn)略反攻時期也好,一律采取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中的外線作戰(zhàn),包圍敵人而消滅之,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消滅所包圍之全部,也消滅所包圍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虜所包圍之敵,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敵!毛澤東通過集中優(yōu)勢力量形成“波浪中的波浪”,即集合許多“小勝的波浪”化為“大勝的波浪”,集合很多“殲滅戰(zhàn)波浪”配合國際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爭的“波浪”,共同圍剿日本帝國主義而一舉消滅之。1950年6月,毛澤東還提出不要四面出擊,“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八拿娉鰮簟,就是粒子思維,集中力量,則是波浪思維。
波浪思維是集成和整體聯(lián)動思維。愛因斯坦因為采取波浪聯(lián)動思維進行學習,不僅在物理學方面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就,而且在哲學、數(shù)學、宗教、小提琴以及莫扎特和巴赫的音樂等領域特別著迷。愛因斯坦把看似獨立的不同門類的知識聯(lián)系到一起,去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的作用力。同時,愛因斯坦不同于其他學者那樣,逃避非專業(yè)學術的工作,而是意識到非專業(yè)的日常工作會讓人變得更有想象力。這是因為,愛因斯坦找到了被一般人認為浪費時間的日常工作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隱藏互動力。運用整體聯(lián)動思維,知識才會相互支撐形成堅硬的韌帶,才打不垮、沖不破和撕不碎,更利于推進和擴展。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特別指出:“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tài)。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為了克服無組織學習的狀況,就需要結成“波浪”,并形成“波浪中的波浪”推演下去。
波浪思維是邏輯聯(lián)結思維。波是“點—線—面—體”的形態(tài),是具有內在邏輯性的整體,不是個體孤立結合的整體,即必須是具有相互關系的群,可以從時間邏輯、空間邏輯、歷史事件邏輯、理論邏輯等形成群。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談道:“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敝袊屯鈬穆(lián)系就是空間邏輯;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就是時間邏輯和歷史邏輯。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還指出:“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xiàn)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币驗榱_列仍然是點的集合,不是點的聯(lián)結和被定義關系的群,即仍是粒子思維和布朗運動思維,不是波浪思維和秩序思維。
“波浪中的波浪”思維深刻把握了知識的“波粒二象性”,波浪由粒子構成,但粒子是存在于波浪中的粒子,既有個體性,也有整體一致性。(1)波浪由無數(shù)水滴組成,離開細小的水滴不存在波浪;(2)水滴只有結成波浪才能抗擊復雜外部環(huán)境的打擊;(3)大波浪蘊含小波浪,小波浪構成大波浪;(4)前浪帶動后浪,后浪推前浪;(5)顯在波浪掩護隱藏波浪,隱藏波浪助推顯在波浪;(6)波浪向前奔騰,而質點(即水分子)在它們的平衡位置縱向起伏,并不隨波橫向前進,所以看似“隨波逐流”,實際是“隨波不逐流”;(7)一切波浪都要放在汪洋大海中考察,才能發(fā)現(xiàn)其本質。
“波浪中的波浪”不僅突出事件粒子的波動效應,更強調“波浪”系統(tǒng)中不同層級“波浪”之間的內屬聯(lián)系。近代以來中國的沉浮,不僅要放在近代中國歷史的“波浪”,還要放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的“波浪”和人類世界歷史的“波浪”中考察。有了“波浪中的波浪”思維,就可以把握大勢。毛澤東于1927年就感慨:“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毛澤東不僅總攬全局“波浪”,還把握了主客之間“波浪”的一致性。有了對“大勢波浪”中我軍“波浪”力量的把握,就有了戰(zhàn)略定力。“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敵我對峙下,動靜自如。敵動,紛如蟻聚;我靜,蓄勢待發(fā)!霸缫焉瓏辣趬荆颖娭境沙恰薄鞍自粕筋^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這都是“波浪中的波浪”的聯(lián)結力量。
毛澤東把戰(zhàn)爭當作學習,“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zhàn)爭學習戰(zhàn)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長征途中,被稱為世界軍事奇跡的四渡赤水,看起來是磨盤戰(zhàn)術,但以少勝多的秘密在于毛澤東把握了國民黨軍隊虛實的矛盾形勢,用波浪思維把國民黨幾十萬重兵圍追堵截沖垮。四渡赤水就是四次“波浪”,但不是平行的孤立“波浪”,而是“波浪中的波浪”,前一次“波浪”中埋設下一次“波浪”,下一次“波浪”配合前一次“波浪”。
在抗日戰(zhàn)爭中,波浪思維得到了最充分展示。由于敵強我弱,我軍必須采取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戰(zhàn)爭中包含戰(zhàn)爭,“必須在戰(zhàn)略的防御戰(zhàn)之中采取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的進攻戰(zhàn),在戰(zhàn)略的持久戰(zhàn)之中采取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的速決戰(zhàn),在戰(zhàn)略的內線作戰(zhàn)之中采取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的外線作戰(zhàn)。這是整個抗日戰(zhàn)爭應該采取的戰(zhàn)略方針”。這就是“波浪中的波浪”。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以為占領了延安就消滅了共產黨及其軍隊。當毛澤東撤離延安,和敵人在陜北山道上兜圈子的時候,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zhàn)軍在陜北前線與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較量。毛澤東就是運用了“波浪”中“浪走水不走”的聯(lián)動思維。毛澤東兜圈子的“波浪”和前線較量的“波浪”相互聯(lián)動配合。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如何看待世界形勢,當時蘇聯(lián)共產黨中一些人在成績面前,大搞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稱他們?yōu)槔钪腔瑁?strong>“什么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么?這叫不算數(shù)。看見這么點東西,就居然膨脹了一腦殼,這叫什么共產黨員,什么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shù)。你無非在地球上挖了那么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身上,什么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蘇聯(lián)當時是世界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還很落后,毛澤東的政治自信、思想自信、學習自信來自以下三方面:一是把握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波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旦自滿,必定自困、自閉,從而自斃;二是把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規(guī)律的“波浪”,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始終保持革命隊伍同志間和各無產階級政黨間的平等,才能保持革命性、先進性和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性等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屬性,才會生機勃勃;三是把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波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是在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堅決斗爭中發(fā)展壯大起來的,和自滿主義、霸權主義格格不入。這三重“波浪”相互推動,形成世界歷史“波浪”。因此,毛澤東要求全黨始終保持謙虛的態(tài)度。實際上,列寧早年就對蘇聯(lián)共產黨提出了警示:“我們黨目前也許會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即變得驕傲自大起來。這是十分愚蠢、可恥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黨有了驕傲自大的可能,這往往就是失敗和衰落的前奏。”2019年,中國鋼產量已經達9.96億噸,產量占全球53.3%,其中中國寶武集團就實現(xiàn)粗鋼產量9522萬噸,一躍成為世界第一鋼企。歷史用事實說明了毛澤東的波浪思維和中蘇(俄)力量變化對比的“波浪”運動。
四、坐標思維
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創(chuàng)造新知識,從而創(chuàng)造新的對象世界與自我意識。每個新知識創(chuàng)造的起點、過程和終點,都必須在新的坐標中進行,否則是“形新而質不新”!陡脑煳覀兊膶W習》就是為與教條主義進行斗爭而創(chuàng)作的。教條主義就是不懂坐標思維,不懂有的放矢。毛澤東指出,許多同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他們只會片面地引用經典著作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不會創(chuàng)造中國當下需要的新知識。
從根本上來說,毛澤東的最大創(chuàng)造是知識創(chuàng)造,是把前人知識和他人知識融入自己觀察到的知識中,放到科學的坐標系之中。有了科學的坐標系,就有了“的”與“矢”,知識就有了方位、定力。毛澤東的學習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闡釋體系為第一坐標,扎根中國大地為第二坐標,人民群眾的智慧與創(chuàng)造為第三坐標,放眼全世界和時代發(fā)展為第四坐標,還有第五、第六……等坐標上的創(chuàng)造性構圖。這是知識的再創(chuàng)造和克服“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的科學思維和方法。
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看待知識和指導中國實踐。“這種態(tài)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tài)度。‘的’就是中國革命!浮褪邱R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瘪R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矢”就是第一坐標,是闡釋世界、歷史、事件、人物、事物等的總定位、總方向、總框架。過去已經構建的知識點、知識鏈、知識體系在第一坐標系中將被重新格式化和定位,綻出新論點和知識點。毛澤東在1963年12月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坐標研究宗教,認為宗教徒對宗教有了迷信,無法認清宗教,必須放在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坐標下,“《現(xiàn)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
不同于康德先驗論的“第一坐標”,毛澤東“第一坐標”不是孤立、先驗、抽象、停滯的坐標,需要第二、第三等坐標的校準和補充而不斷發(fā)展。毛澤東的第二坐標就是扎根中國大地,關注中國問題,聚焦中國實踐,回應中國人的關切和現(xiàn)實需要。毛澤東指出:“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毛澤東主張,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分析和綜合研究。如果僅有空洞的理論,不扎根中國大地的實際,不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將是共產黨的大敵、工人階級的大敵、人民的大敵、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xiàn)。實際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它必然表現(xiàn)為關于真正的社會、關于實現(xiàn)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
毛澤東運用第二坐標校驗第一坐標,讓第一坐標更具定位性、方向性和闡釋力。因此,毛澤東批評一些人,不懂鴉片戰(zhàn)爭以來近百年中國的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僅剩一點外國故事。“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xiàn)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在毛澤東看來,有些人因為對中國問題、中國知識不了解,就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撿來希臘和外國故事嚇唬中國人,只知生吞活剝地引用外國知識,僅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就是說,失去了第二坐標,也就失去了第一坐標,即使形式上有第一坐標,也把握不定。對此,列寧也曾指出:“單從書本上來領會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是極不正確的!x開工作,離開斗爭,那么從共產主義小冊子和著作中得來的關于共產主義的書本知識,可以說是一文不值!
人民群眾的集體智慧是毛澤東的第三坐標。毛澤東要求全黨“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是無窮無盡的”,但是“人民也有缺點的”,因為無產階級中保留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的落后思想,需要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向人民群眾學習是學習,領導人民群眾也是學習。
把中國問題放在世界歷史、國際關系和世界總發(fā)展大勢中考察,是毛澤東的第四坐標。世界新矛盾、發(fā)展新任務、科技新成就等都是其內容。此外,還有根據知識需要的第五、第六等坐標。毛澤東坐標系中的坐標不是一個坐標解決所有問題,也不是各個坐標并列而為,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第一坐標,一層層坐標相互校準、彼此聯(lián)動,共同推動學習與解釋系統(tǒng)的科學化。坐標就是知識框架,就是思維定式,就是認知結構,就是“先天綜合判斷”。坐標中的坐標是活的知識框架,流動的思維定式,就是知識創(chuàng)造。有了科學的坐標系,面對紛亂的知識,才會極目天舒;面對復雜局面,才會屹然挺立。
1951年5月,毛澤東在針對電影《武訓傳》時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fā)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在毛澤東看來,如果不從鴉片戰(zhàn)爭以后100多年來,中國經濟形態(tài)、上層建筑形態(tài)的深刻變革的歷史坐標中,就無法準確把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針對20世紀50年代國際上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從歷史貢獻的坐標中看待他的錯誤,而且“不論是他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xiàn)象,帶有時代的特點”,對于錯誤,我們也要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只有100年多一點的坐標和十月革命以來只有30多年的坐標去分析。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tài)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細胞中的細胞、復活中的復活、波浪中的波浪、坐標中的坐標就是對待“如何學習”問題的科學態(tài)度、思維與方法。毛澤東因為是軍事家,才成為思想家、哲學家和戰(zhàn)略家;也因為是思想家、哲學家、戰(zhàn)略家,才成為軍事家。軍事作戰(zhàn)思維和學習思維的內在一致性在毛澤東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詮釋。隨著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來臨,獲得知識主動權的唯一方法就是讓“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xiàn)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克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唯一態(tài)度就是“未出土時先有節(jié),到凌云去也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