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百勝：大秦帝國速亡的視角之二：必然性與偶然性
楊百勝 · 2021-02-01 · 來源：日記
導讀：秦亡的原因，是以往被大家忽視了的兩個最基礎的方面：第一個，它的直接原因是它的突然政變。突然的惡性政變對政權的摧毀作用是決定性的；第二是它的偶然性，一系列偶然因素的聚合，導致了秦帝國速亡。此外還有一個基礎的原因，就是當時歷史的慣性，這個歷史慣性在秦亡問題上從來沒有被人提出過。
大秦帝國的速亡，偶然性因素非常明顯，為歷代和后世罕見。
必然性與偶然性是一對重要的哲學范疇，萬事萬物在其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中都存在著必然性的因素和偶然性的因素。諸多偶然性構成了必然性，必然性中包含了偶然性。偶然性產(chǎn)生于客觀事物的外在條件，是非本質的原因。偶然性是客觀事物發(fā)生聯(lián)系和發(fā)展過程中的一種可能性趨勢，即有可能出現(xiàn)、也有可能不出現(xiàn)的一種趨向。必然性是指客觀事物發(fā)生聯(lián)系和發(fā)展過程中一種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趨向，必然性產(chǎn)生于事物的內部根據(jù)和本質的原因。客觀事物發(fā)展過程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著不同的地位，并起著不同的作用。相對而言，偶然性是現(xiàn)象層面的東西，不僅數(shù)量大而且難以把握，一般不會重復，必然性則是本質層面的東西，數(shù)量少且屬于規(guī)律性的東西，會重復發(fā)生，貫徹事物發(fā)生發(fā)展的全過程。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確實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tǒng)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guī)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了春秋戰(zhàn)國500余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guī)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chuàng)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chuàng)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xù)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那么大秦帝國統(tǒng)一之后迅即滅亡究竟是必然的現(xiàn)象還是偶然的現(xiàn)象?《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先生對此有過詳細的研究，他認為，秦亡的原因，是以往被大家忽視了的兩個最基礎的方面：第一個，它的直接原因是它的突然政變。突然的惡性政變對政權的摧毀作用是決定性的；第二是它的偶然性，一系列偶然因素的聚合，導致了秦帝國速亡。此外還有一個基礎的原因，就是當時歷史的慣性，這個歷史慣性在秦亡問題上從來沒有被人提出過。
2000多年來對于秦亡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歷朝歷代的學者都寫過《六國論》，包括賈誼的《過秦論》等等都分別探討過秦亡和六國滅亡的原因。近現(xiàn)代以來的后世學者、專家對這個問題用現(xiàn)在的理念也分析得出了很多不同原因。
秦統(tǒng)一中國之后到秦始皇之死不過短短12年，他死后兩年多，還有兩年多大滑坡、大毀滅的時間，在這12年時間里面，所有戰(zhàn)斗不休的一代人都還在，掌握著歷史的風向標和社會的風向標，仍然都是生死相搏的一代人。
秦帝國時候民眾的行為，對國家政權的態(tài)度仍然是戰(zhàn)國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后來人民的思維方式。從西漢開始，所有的農民起義至少要醞釀數(shù)十年乃至一百年以上，沒有一個農民起義、暴動，一場小小八九千人的暴動能夠在幾日之間天下響應。秦末天下起義的迅速程度是全世界惟一的。
秦時代還有很多令人震驚的現(xiàn)象，我們應該分析它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秦亡的原因就是秦帝國的末期到秦始皇帝死的時候整個社會還是戰(zhàn)國時代的一群人，戰(zhàn)國時代的人在起著決定作用，人口中都是戰(zhàn)國時代的思維方式。這個戰(zhàn)國時代思維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天下問政——國家興亡、天下政治的興衰，人民群眾都是至關重要的直接關心者，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也才剛剛過去不久，人民的思想仍然非�；钴S，不像后世反應那么遲鈍，把人們教化得如此不關心政治和天下大事。
那個時候秦始皇死了之后，秦二世一系列的非民生工程大量開發(fā)，阿房宮等都開始上馬，當然也存在一些法律方面的問題，因為各種各樣的誘發(fā)原因導致農民起義暴動了，關鍵是其響應得暴烈、迅速的程度是后世遠遠沒有的。這是為什么呢?我們要考慮當時社會的獨特性。在那個時候完全是一個沒有了戰(zhàn)國的戰(zhàn)國時代，對這一點我們的歷史研究從來沒有注意過。
其一，突發(fā)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被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實在是個歷史異數(shù)。異數(shù)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fā)性也。對于秦始皇之后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jīng)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jīng)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jīng)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xiàn)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huán)節(jié)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突發(fā)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fā)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chǎn)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抑或國運?
唯其突發(fā)，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地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tǒng)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fā)，農民暴動又突發(fā)，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fā)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fā)性聚合，決定了其后帝國命運的殘酷性。
這場突發(fā)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zhí)進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jiān)軍，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突發(fā)疾病，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咸陽，“還禱山川”，偶然性六。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后，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七。
始皇帝于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八。
突發(fā)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九。
突發(fā)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后，偶然性十。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fā)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一。
棟梁重臣李斯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二。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愿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三。
蒙恬政治判斷有誤，被逼入獄并最后自殺，導致帝國九原大軍渙散，偶然性十四。
蒙毅被突然下獄，并被迅速殺害，偶然性十五。
王翦、王賁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六。
李斯在政變后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政治水準，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七。
胡亥素質過低，近于白癡，偶然性十八。
因李斯突變，秦帝國功臣階層分化不能凝聚力量，偶然性十九。
趙高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二十。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fā)暴動，偶然性二十一。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二。
……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
以趙高前期的表現(xiàn)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秦法尚功的用人法則。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惡變突然發(fā)作，并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惡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
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杰出才具、自覺的法家理念，及其在幾次重大關頭表現(xiàn)出的堅定的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么？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欲小人，同樣是滑稽的。
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都是歷史極其罕見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隱藏著人性未知潛質的巨大秘密。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fā)，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不可能以對這種人性秘密的把握為尺度，不可能以極少數(shù)的突然變例去判定，而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表現(xiàn)(功與罪)去判定。所以，秦始皇對李斯趙高的重用，是無可指責的。從實踐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個體歷史的必然。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tài)方式，政變，從來存在于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歷史形式：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fā)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于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等；第三種，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突發(fā)政變，其最著名的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fā)動者的特質決定的。
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化的個人利益，為私欲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兩人結合，一有足夠大的政治權力，二有玩弄二世皇帝于股掌之間的最高“勢位”，三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四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國策的權力手段。如此之下，其惡性政變的摧毀性特別強大。
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并不在于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于政變成功之后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后，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jīng)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征發(fā)，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fā)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這里，再次表現(xiàn)出一種偶然性：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fā)展，而是趙高再度發(fā)動惡性政變，大大偏離了李斯卷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次，誘發(fā)因素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fā)作，進一步誘發(fā)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fā)動政變，殺害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tài)，然由于已經(jīng)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其努力蒼白無力，終于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政變，再度政變，使這一政變終于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預謀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fā)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發(fā)不減反增，賦稅征收不輕反重。凡此等等，迅速激發(fā)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fā)了復辟勢力的全面復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于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yōu)楹ペw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zhàn)國大爭傳統(tǒng)，形成了巨大的歷史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面動蕩。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這一年之中，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xiāng)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fā)之勢，為后世任何大動蕩所望塵莫及。
在社會節(jié)奏緩慢的自然經(jīng)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事實上也只有這一次。
歷代史家解釋這一現(xiàn)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fā)必速。
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jù)。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fā)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xiàn)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lián)，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lián)，但不是必然性關聯(lián)，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fā)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lián)。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并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fā)，且立即全面漫延，成為人類歷史之唯一，其根本的原因，取決于那個時代獨有的社會氣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殊的氣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歷史現(xiàn)象。
什么是秦末社會的獨有歷史特質？秦末社會的獨有歷史特質，在于戰(zhàn)國大爭傳統(tǒng)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
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余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fā)，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guī)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歷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fā)掘那個時代已經(jīng)被史書風干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后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tài)。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fā)生之時，一統(tǒng)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zhàn)國生死拼殺的那一代人，全部都正在盛年之期；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于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面說，戰(zhàn)勝者成了一統(tǒng)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zhàn)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面說，戰(zhàn)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zhàn)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其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關注焦點而言，也是不同的。
作為戰(zhàn)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guī)模的文明創(chuàng)制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yè)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而作為戰(zhàn)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則要復雜得多：山東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tǒng)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山東六國之貴族階層，則殷殷渴求于復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jīng)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于巨大的分裂狀態(tài)。
帝國政權的統(tǒng)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tǒng)一，并欣然接受了統(tǒng)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內，天下和平”并非虛妄之辭。然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性便在這里：對于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于平復；而對于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tài)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tài)，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tǒng)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于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tài)，天下對秦帝國一統(tǒng)政權尚未形成穩(wěn)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zhàn)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shù)倍數(shù)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復醞釀多年方能發(fā)動，發(fā)動后又長期轉戰(zhàn)，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于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xiàn)象，愈到中國后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jīng)久不斷，然卻數(shù)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后外患與政變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凈”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
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zhàn)國華夏族群與后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于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根本點，是直接延續(xù)于秦帝國時代的戰(zhàn)國精神。
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是“多事之時，大爭之世”。那時，普遍的生命狀態(tài)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普遍現(xiàn)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
只有這一時代的貴族，可因政見不同而流亡天下，并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再度奪權。
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
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能以政見為標尺選擇國家，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性千古罕見。
只有這一時代，民眾可以自由遷徙，能做到“危邦不居”。
只有這一時代，民眾可以對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
只有這一時代，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
凡此等等奇觀，皆賴于這一時代的“大爭”精神。
凡此等等奇觀，皆是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xiàn)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當權者的苛刻。
秦統(tǒng)一中國之后的12年里，春秋戰(zhàn)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tǒng)，存在于現(xiàn)實社會。
整個社會對已經(jīng)滅亡的六國，并沒有因為向往和平與統(tǒng)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tài)勢，仍然是春秋戰(zhàn)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辟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里。
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眾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并發(fā)。
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民眾立即起而反抗。
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于種種未來利益與現(xiàn)實利益而生發(fā)的反復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了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fā)為巨大的社會風暴!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zhàn)止戰(zhàn)而一統(tǒng)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交通、統(tǒng)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jīng)春秋戰(zhàn)國數(shù)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部分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fā)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的，明智的，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愿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tài)，雖非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復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yè)，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戰(zhàn)國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繼承者校正，后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后，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于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tài)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讓我們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fā)的復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后，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在此情勢之下，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穩(wěn)狀態(tài)？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
這一假設的意義，在于展現(xiàn)歷史邏輯。
這一假設的意義，在于清楚認識秦亡并非因秦政而發(fā)，秦亡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歷史的邏輯在這里突然斷裂了。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于歷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shù)。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
秦滅亡之后，它的制度為什么沒有滅亡，而是被中國的歷朝歷代所繼承下來。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指秦創(chuàng)立的統(tǒng)一文明和法治社會。除了法治社會逐步泯滅和淡化以外，秦的統(tǒng)一文明的這種形態(tài)始終被我們比較完整地繼承下來，這也從側面說明，它創(chuàng)立的這種文明形態(tài)，以及它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是有很大的先進性的，在當時整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歷史上都是具有超前性的。日裔美籍歷史學、政治經(jīng)濟學家法蘭西斯·福山就說過一句話：“秦始皇建立的帝國是一個現(xiàn)代化國家，它的機構里面沒有皇族，它的這個制度是先進的，而且所有這個國家的運行都是受到監(jiān)督的……”
我們不管他的這個論斷是否具有百分之百的合理性，但至少說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秦所建立的這個先進的文明形態(tài)，在當時整個人類世界是唯一的、非常先進的，遠遠超越了那個時代。
總之，在秦帝國速亡的原因中，偶然性和偶發(fā)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后無來者，是古今中外的罕例，只此一例再無別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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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百勝：大秦帝國速亡的視角之三：法、術與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