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奠基的秦漢時代
侯旭東 · 2021-02-06 · 來源：保馬
導讀：秦漢之間的轉機為什么這么快，五年之中就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秦國崛起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發(fā)展起來，統(tǒng)一了天下。但是劉邦這樣一個無賴式的人物，怎么就能突然從民間崛起？且劉邦最終在幾年內帶領著眾多義軍推翻秦朝，建立了漢朝。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也很難以理解的變化。在司馬遷看來，這好像不是人力能決定的，所以他就發(fā)了兩句感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我們傳統(tǒng)的制度研究也常常偏重皇帝或官僚兩者中的某一方，而不能把兩者結合起來全面把握。恰恰是二者的統(tǒng)一，才體現(xiàn)了中國秦漢以來國家的特點。
編者按
近日，古裝劇《大秦賦》的熱播，又引來一輪打著“非秦”論幌子的意識形態(tài)焰火。這類以兩千年后的“普世價值”信口雌黃評議秦政的偽史學，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至于每當此時就像動物性條件反射一樣，拿出“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來說事的人，也絕不會理解那位教員的群眾史觀——“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實際上，真正嚴肅的歷史學研究，從來不會像這類偽史學評價所胡謅的那樣，不敢說秦政一句好話。自古從來，就像柳宗元《封建論》那樣，歷史學者出于自發(fā)的或自覺的唯物史觀，早就懂得客觀地辯證地研究、反思和評價秦朝統(tǒng)一中國的歷史地位及其功過是非，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為未來提供養(yǎng)料。
保馬今日推送侯旭東老師的文章《奠基時代：秦漢》，從春秋到戰(zhàn)國的戰(zhàn)爭形式變化出發(fā)，剖析秦國完成大一統(tǒng)所采取的制度“秘密”及其背后的動力成因，又以秦始皇的個人政務處理為經，以與其配套的官僚體系為緯，試圖重現(xiàn)國家政治運作的整體機制：以上這些又都離不開文章所重點分析的秦漢所確立的人口管理模式以及生產物資的調配手段。而這一時期儒生也以一股新興政治勢力的面容出現(xiàn)在歷史舞臺上，并在日后不斷壯大。侯老師以其平實精確的語言、充分考究的材料為我們深入思考秦漢的歷史成因及其貢獻提供了一把鑰匙。
我們需要這樣真正嚴肅的歷史學研究占領輿論，排除偽學，以正視聽。本文選自《新雅中國史八講》（書籍詳細信息見文末），感謝侯旭東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今天，我要從解釋性的角度去講為什么秦漢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奠基時代，并從這樣一個角度去分析秦漢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
一
如何看待秦漢時代？
我們先從對秦漢時代的認識開始，這種認識并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從漢代開始，已經不斷地有當時的士大夫討論對秦漢時代特別是秦朝的認識。一直到后代，到現(xiàn)代，我們都不斷地在追問這樣一個問題。下面是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繪制的三幅秦漢時期疆域圖：
圖1 秦時期全圖。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圖2 西漢時期全圖。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圖3 東漢時期全圖。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從第一幅圖可以看到，秦朝的疆域大概也就相當于中國現(xiàn)在疆域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今天中國農耕地區(qū)的范圍，今天中國疆域的奠定實際上是在清朝。第二幅圖中，西漢的疆域和秦朝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西半部分，主要是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帶，西域地區(qū)納入了西漢王朝的統(tǒng)治范圍，是和秦相比最大的變化；另外一個不同之處是在南方，除了一直控制到今天的一些區(qū)域，越南的北部地區(qū)當時也都納入了西漢王朝的控制。東漢的情況和西漢差不多，疆域面積有一些小的出入，但總的領土范圍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那么如何去看秦漢時代？我們先去看一看司馬遷怎么說。司馬遷生活在西漢前期，大概是在武帝的晚年去世(約前145—前90)，更具體的年代現(xiàn)在還無法確定。他在《史記》里對秦的歷史，對由秦變漢的歷史有好幾段表述：
秦之德義不如魯衛(wèi)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fā)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后，稍以蠶食六國，百有余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tǒng)若斯之難也�！�(劉氏)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此乃《傳》之所謂大圣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1]
對秦如何崛起感到不解，歸之于天助。更令他驚奇的是，秦漢之間的轉機為什么這么快，五年之中就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秦國崛起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發(fā)展起來，統(tǒng)一了天下。但是劉邦這樣一個無賴式的人物，怎么就能突然從民間崛起？且劉邦最終在幾年內帶領著眾多義軍推翻秦朝，建立了漢朝。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也很難以理解的變化。在司馬遷看來，這好像不是人力能決定的，所以他就發(fā)了兩句感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他的結論說明，這些歷史現(xiàn)象已經超出他的想象力，他只好說劉邦就是個大圣一樣的人物。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司馬遷這樣一位史家，生活在西漢前期，對于秦朝，還有漢的興起，還是頗感困惑的。
我們再把目光推后將近兩千年，看看清人及其后的觀點。趙翼(1727—1814)是乾嘉時期很有名的學者，他說：
蓋秦、漢同為天地一大變局。[2]
趙翼認為秦漢時期在中國兩千年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他以后的很多學者都贊同這一看法。錢穆先生(1895—1990)上個世紀30年代在北大講《秦漢史》，講義后來在1957年出版，里面就有類似的表述：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后僅十五年。然開后世一統(tǒng)之局，定郡縣之制。其設官定律，均為漢所因襲。其在政治上之設施，關系可謂極大�！瓕τ谖慕躺现绊�，亦復匪淺。……物質上之種種建設，亦至偉大。
又說，漢興：
此誠中國歷史上一絕大變局也。[3]
他一方面對秦的統(tǒng)一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另一方面說漢興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大的變局。毛澤東(1893—1976)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對秦的作用做了一個高度的評價：
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jù)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4]
這篇文章是他在1938年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完成的重要著作，其中對中國歷史做了一些非常概括性的論斷，這些論斷依然是目前為止中學歷史教材里的基本看法，我們很多人了解的歷史的基本結論其實都是在這篇文章里提出來的。1973年8月，毛澤東還寫了一首詠史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這大概是他去世之前寫的最后一首詠史詩。詩里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也概括了秦朝的歷史影響，這其實在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認為其中的一些評價有問題。
不光中國學者、政治家高度評價秦漢時代，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在他的《秦漢史》里也有如下表述：
(秦漢帝國)的意義在于因統(tǒng)一國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國家構造基本形態(tài)，與這一時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態(tài)，一同跨越并規(guī)范了其后中國兩千年的漫漫歷史。[5]
在他看來，中國的秦漢時代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很重要，而且對日本歷史發(fā)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日本學者一貫的看法，他們一方面認為秦漢時代是一個變局，另一方面認為秦漢時代對中國后來大概兩千年的歷史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當然這不是因為他們的研究方向問題，不是因為西嶋先生主要研究秦漢史，所以抬高自己研究的時代的歷史意義。我原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現(xiàn)在主要研究秦漢，站在后代，乃至今天的角度觀察，同樣認為秦漢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奠基時代。這當然屬于“后見之明”，用錢穆先生的話表達，屬于“時代意見”[6]。
為什么清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會認為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轉折時代?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二
秦國統(tǒng)一的秘密
我們首先要從秦統(tǒng)一講起。大家知道，消滅六國的大業(yè)實際上是在秦王嬴政統(tǒng)治的短短十年間完成的。為什么最終會是秦國完成統(tǒng)一？這個問題是中國學術傳統(tǒng)中不太注意的，而我們都會覺得這是歷史的必然。為什么是歷史的必然？為什么戰(zhàn)國時期那么多國家，至少有戰(zhàn)國七雄，最后是秦完成了統(tǒng)一，而不是齊國或楚國?齊楚的文明都非常發(fā)達，大家可以看看湖北省博物館，陳列著那么多楚地出土的精美器物，秦國墓葬出土的遺物就相去甚遠。但為什么最后是當時人們看不起的秦國完成了歷史大業(yè)？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上г谥袊膶W術傳統(tǒng)里，在必然性的籠罩下，這些問題都消失了，反而日本學者很關心這些問題。答案要從大的背景即持續(xù)的戰(zhàn)爭講起，持續(xù)戰(zhàn)爭是變革的引擎。這一點我們過去不會注意到，實際上卻非常重要。
首先，從春秋到戰(zhàn)國非常重要卻又不太為人留意的變化，就是當時戰(zhàn)爭的方式發(fā)生了變化。一個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春秋時期的史書講的都是一個國家有戰(zhàn)車幾百乘、千乘，車戰(zhàn)為主時動用的兵力很少。而戰(zhàn)國文獻記載的都是動輒發(fā)兵十萬、數(shù)十萬，戰(zhàn)國末年秦趙的長平之戰(zhàn)坑殺幾十萬人。計量戰(zhàn)爭的單位從車變成了人，斬首常常過萬，甚至數(shù)十萬。顧炎武很早就注意到這一變化，他在《日知錄》卷三“小人所腓”條指出：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zhàn)之時，未有斬首至于累萬者。車戰(zhàn)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殺也。
顧炎武對變化原因的解釋，今天很難認同。這是一個外在形式上的變化，對其意義的理解則是到了晚近才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以前史學家強調經濟基礎，說那時候鐵工具普及、農耕發(fā)展等，其實戰(zhàn)爭才是直接的火車頭。戰(zhàn)爭形式的變化會帶來一系列的深遠影響，對戰(zhàn)國時期的各國來講非常重要。春秋時期講“千乘之國”時，打仗的人實際上主要是貴族，戰(zhàn)車兵器都是他們自己裝備；而到了戰(zhàn)國時期動輒上萬、幾十萬的軍人，大部分都是庶民當兵，他們的武器裝備都要由國家來提供。而且戰(zhàn)爭不是一場戰(zhàn)役定勝負，前后持續(xù)了二百多年，對當時各個國家的財政負擔和管理方式都提出了非常嚴峻的挑戰(zhàn)，為生存下去，只能尋找新辦法 。
整個戰(zhàn)國時期國家管理方式的變化，一系列的變革、變法都和持續(xù)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有關。如果一戰(zhàn)決勝負，就不需要這些了。關鍵是誰也打不贏，拉鋸戰(zhàn)綿延了二百多年。為了不被打敗，只能去變法富強，想辦法在這樣殘酷的競爭中獲勝。各國都需要新的統(tǒng)治方式，首先要能控制住人，才有足夠的人當兵。故而君主控制百姓的方式發(fā)生了變化，設置郡縣、開始建立戶籍制度就是要直接控制民眾。原本對老百姓的管理是依靠分封，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卿大夫下面還有士，國君自己直接控制的人口很有限。但現(xiàn)在國君要想控制兵源，就不能再分封，而要設置郡縣，通過戶籍制控制所有的百姓。所以從《史記·秦本紀》的記載可以看到，秦獻公十年(前375年)開始“為戶籍相伍”，在秦的全國范圍內設立戶籍制度，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戶籍從那時候出現(xiàn)，一直到現(xiàn)在還在用，這是那個時代的遺產。
除此之外，持續(xù)戰(zhàn)爭導致開支增加。因為打仗要鑄造兵器、維持軍隊給養(yǎng)等，國家要保持穩(wěn)定的收入，就要有持續(xù)的賦稅。春秋時期開始有初稅畝等征收項目，常態(tài)化的稅收開始出現(xiàn)，這些是國家持續(xù)存在的物質基礎。把老百姓塑造成農民也很重要，農民的特點是能夠年復一年地持續(xù)耕作，不斷地為國家提供糧食作物，使國家能夠有糧食儲備。有了足夠的戰(zhàn)爭儲備，才能夠持續(xù)作戰(zhàn)，這些都是戰(zhàn)國時期為了應付持續(xù)的戰(zhàn)爭逐漸出現(xiàn)的一些歷史性變化。
和上述因素密切相關的還有國君權力的擴張。國君為了實現(xiàn)這些目的，開始任命官吏，不再使用世卿世祿的貴族。他選拔有能力的士人做官員，從外國來的游士中任用人才輔佐自己，職位也開始逐漸固定下來，俸祿開始出現(xiàn)，還有包括上計在內的監(jiān)督檢查方式。官僚制開始在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
這一切的出現(xiàn)都是和持續(xù)的戰(zhàn)爭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的。許倬云先生在《萬古江河》里講過：“促使編戶齊民的國家組織形態(tài)發(fā)生的最大動力，是戰(zhàn)爭。”[7]很多學者都有類似的看法，包括馬克斯·韋伯在《儒家與道教》中也強調過這一點。浙江大學的趙鼎新教授寫過一本《東周戰(zhàn)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講戰(zhàn)爭和儒法國家的成立。這些研究都注意到了戰(zhàn)爭與時代變革和新的制度出現(xiàn)的密切關系。戰(zhàn)爭其實是一個形式，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么多戰(zhàn)爭?為什么西周時期各國都還算相安無事，到了春秋時期就開始戰(zhàn)爭增多，到戰(zhàn)國愈演愈烈，最后發(fā)展出以大吞小，大國之間互相殘殺，由秦國統(tǒng)一的局面?
直接的背景就是禮崩樂壞，正如孔子所說，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原本制禮作樂、打仗由周天子發(fā)號施令，后來諸侯國的力量慢慢強大，自己就開始做這些事。所以就有了春秋時代楚昭王問鼎中原的故事。他在洛陽附近問九鼎的大小輕重，周卿大夫王孫滿說在德不在鼎，意思是說周有天命，楚國作為蠻夷戎狄還是不能問鼎。可以看出春秋時代諸侯國已經蠢蠢欲動，想動搖周天子的統(tǒng)治秩序。不光國君開始膨脹，國君之下的卿大夫隨著自身力量的壯大也向上僭越，像魯國有三桓，八佾舞于庭之事，就出自三桓之一的季孫氏；三家分晉，晉國被韓、趙、魏肢解；還有田氏代齊等，都表明卿大夫力量崛起。春秋時期開始，可以看到整個國家力量自下而上地發(fā)展，背后歸根結底還是經濟的發(fā)展，是西周分封制下幾百年積累的結果。經濟發(fā)展之后引發(fā)人們(主要是統(tǒng)治者)觀念的變化，觀念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是秦國完成統(tǒng)一，而不是齊、楚這樣的大國？當時人們認為秦國是戎狄，是西陲欠發(fā)達地區(qū)的小國，對他們的文化和統(tǒng)治者充滿敵視，常用“虎狼”來形容他們。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何晉教授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叫《秦稱“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梳理出很多有相關描述的史料，概括而言秦統(tǒng)一天下在當時多數(shù)人看來完全是意外。究竟為什么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最后戰(zhàn)勝了東方六個大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商鞅變法的作用。
秦統(tǒng)一前夕，少數(shù)幾位有遠見卓識的人就預料到秦國會統(tǒng)一天下。一位是大儒荀子(約前340—前245年)。他曾到秦國做過一番實地調查，然后對秦國做了一番描述，講到秦國百姓、官吏和朝廷的情況：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shù)也。(《荀子·強國》)
“楛”的意思是態(tài)度惡劣。荀子根據(jù)他的親身觀察，認為秦國四代人連連取得勝利，不是僥幸，而是自然的、確定性的。他沒有追溯原因，但是覺得秦國未來恐怕是會統(tǒng)一天下的。荀子不愧為大思想家，目光犀利。另一位是蔡澤，秦昭王(前306—前251年在位)末年，他也去過秦國實地調查，之后對秦國的丞相范雎說：
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yè)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zhàn)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8]
正因為有了商鞅這些措施，秦國才能無敵于天下。他非常敏銳地察覺到一百年前的商鞅變法對秦國強大的作用，我們需要順著他的觀察去重新注意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內容很多，核心是圍繞二十等爵建立的獎勵耕戰(zhàn)體制。簡單說來，這一體制將百姓的利益和秦國緊緊捆綁在一起，極大地調動了百姓的積極性，影響中國兩千年。與其說這套體系是秦始皇的遺產，不如直接說是商鞅的遺產。雖然有很多變化，其基本機制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秦始皇不過是繼承了商鞅遺產，逐一掃平六國，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完成了統(tǒng)一大業(yè)。秦始皇希望秦朝能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實際上秦朝的統(tǒng)治時間卻很短，總共十五年，二世而亡。雖然很短，但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三
秦始皇每天累不累？
西漢人對秦始皇沒什么好印象，所以《史記》還有當時其他很多著作對秦始皇有很多批判。司馬遷借儒生之口說：“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程)，不中呈不得休息�！庇矛F(xiàn)在話講就是獨裁專制。所以秦始皇每天要看的簡牘文書很多，著名秦漢史學者王子今教授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算秦始皇每天閱讀量約多少，結果是每天要看318000字。[9]他的工作很辛苦，相當于每天讀一本挺厚的書。我自己后來又算了一下，大概14萬字。無論如何，司馬遷的意思是說，秦始皇每天工作量很大，他的獨裁造成秦朝很快崩潰。那么他為什么這么累?秦朝，包括后來漢朝到底是怎么管理的?這都是很大的問題。是不是皇帝只要日理萬機，一個人就能把所有事情處理好?
我們先看一下秦朝建立的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實際上是一個金字塔形，從上到下，我把它簡單地稱為一君眾臣萬民體制。這完全是個描述性的說法，因我不太滿意過去常說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暫時又找不到什么更合適的術語。秦帝國的架構，最上面是皇帝，其次是朝廷，下面是郡，然后是縣和道。道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的旗或自治縣，就是下轄有少數(shù)民族的行政機構，和縣同級。當時一共有九百多個縣和道，其下又有鄉(xiāng)、里。
兩漢基本繼承了這個架構，只不過稍有變化。數(shù)量上郡由50多個增加到100出頭，另外漢代部分地恢復了分封制，有國。后來發(fā)展成虛封，那些諸侯王實際上只有衣食租稅，沒有行政權力。所以總的來講還是郡縣體制。縣道、鄉(xiāng)里，在漢代也延續(xù)下來，只不過數(shù)量增加，漢代縣的數(shù)量有1500多個(西漢)，東漢有1100多個。另外一個變化是州的出現(xiàn)，這是武帝時候出現(xiàn)的一個監(jiān)察性的機構，到東漢末年才變?yōu)橐患壍牡胤叫姓䥇^(qū)劃。朝廷是三公九卿制，從秦代開始到東漢后期一直如此。任官制度方面，西周、春秋到戰(zhàn)國的世卿世祿的世襲制度變成了流官制度，縣、道長吏以上的主要官員由皇帝任命，而且不能在本人籍貫所屬地做官，這樣的傳統(tǒng)至少從漢代開始，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據(jù)現(xiàn)代學者推算，秦朝的人口大概是4000萬。以上是對秦朝的一個簡單描述。
從秦漢的制度演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制度在歷史上的延續(xù)性。要提醒大家的是，這個基本架構實際上一直延續(xù)到清代，某種程度上也延續(xù)到了今天。制度是變和不變的統(tǒng)一：縣級機構現(xiàn)在還在，只是數(shù)量增加到兩千多個;另外管轄少數(shù)民族的機構不再叫道，現(xiàn)在叫旗、自治縣。鄉(xiāng)也還有，臺灣地區(qū)至今還有里長。過去官員稱縣長或縣令的，現(xiàn)在仍稱為縣長。這些等于兩千多年只有數(shù)量的增減，而實質一直沿用，構成不變的一面。郡這一層級幾百年要變一次，從郡到州、郡，再到后代的道、路、省，這些機構存續(xù)超越了朝代。朝廷設置變化是最頻繁的，十幾年就一變。整體觀察，官僚機構最上層變化最快，下層反而是最穩(wěn)定的，像火山一樣，下層是凝固的，火山口不斷噴發(fā)流動，變化最快。但我們過去往往會忽略這些不變的因素。古代史家也很有意思，正史中的《百官志》《職官志》一類的主要記述朝廷的機構與職掌，地方制度寫得很簡單，他們大概是注意到這部分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也沒什么變化，到現(xiàn)在幾千年變化也不多。
大家對作為個人的皇帝，相對比較熟悉，但從制度層面，可能就比較陌生，我舉幾個例子來講。譬如皇帝的信物：璽。某種意義上來說皇帝本人還不如這些璽重要，拿著這些璽綬才能被認可是皇帝。縱使不是皇帝，擁有璽綬，別人也不敢冒犯。西漢哀帝臨終前將帝璽給了寵臣董賢，讓他不要輕易給人。董賢手捧帝璽，別人無可奈何，只能哄他交出來。一旦帝璽脫手，董賢立刻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被迫自殺。
要講秦始皇到底累不累，不能不考慮約4000萬人口、30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靠秦始皇每天看14萬字，能不能管理好?《史記》的描述肯定是夸大其詞，獨木難成林，秦始皇少不了需要眾多臣下來幫助他，以前是靠世卿世祿的貴族，戰(zhàn)國以后開始使用流官來統(tǒng)治。更要注意的是，秦國統(tǒng)一了東方六國，各國風俗語言都不相同。至今中國還有七大方言(或說十大)，很多南方方言北方人聽不懂，歷史上更是如此。《禮記》講“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西漢末年揚雄撰寫的《方言》一書記錄了各地的語言資料，詞匯不同之外，也涉及發(fā)音上的差別。如卷一：
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
上面記錄的主要是各地詞匯上的區(qū)別。又如卷三：
庸謂之倯，轉語也。
這一條講的是發(fā)音上的不同。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當時各地在語言文字上相當大的差別。為了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順利地讓政令下達，只能依靠文字。
1975—1976年，在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中，有一篇名為“內史雜”，有這樣的規(guī)定：
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
意思是說，有事情一定要用文字形式向上級請示，不能口頭請示，也不能托人找關系。這一規(guī)定就是為了適應跨越熟人社會的需要而做出的，強調使用書面文字作為溝通工具。這條律令非常重要，將秦的統(tǒng)治奠定在文字的基礎上，適應了廣土眾民、語言難通的現(xiàn)實。這是個劃時代的變化，以前并非如此。西周時期不需這么多文書，分封制下層層受封，封君管理自己的屬民，數(shù)量有限，君臣世代居于一地，語言上無隔閡，事務亦有限。秦統(tǒng)一后，面對龐大的人口與廣袤疆域，文字開始發(fā)揮作用。到東漢，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說：“蕭何入秦，收拾文書，見蕭何世家。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影響直至當下，到現(xiàn)在我們也常要做書面報告，機構之間要靠文書上行下達。
湖南龍山縣的里耶鎮(zhèn)地處湖北、湖南、重慶交界，今天仍是個非常偏僻的地方。2002年，在里耶古城的一口井里面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簡牘，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秦朝地方行政文書，現(xiàn)在已經公布了一部分。這批資料是司馬遷沒見過的，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超越司馬遷，從而對秦朝有更真切的了解。這批簡牘主要是秦代洞庭郡遷陵縣的文書，因出土地現(xiàn)屬里耶鎮(zhèn)，故稱里耶秦簡。
秦簡之外，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漢簡很多，包括出土于各類遺址的，如甘肅內蒙古長城烽燧沿線出土的居延漢簡、甘肅敦煌東北懸泉置出土的漢代文書、湖南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簡牘、北大漢簡，等等，還有不少發(fā)現(xiàn)于墓葬。除墓葬出土的簡牘以外，遺址(包括古井)出土的基本是文書，數(shù)量最多。簡牘出土時往往已散亂，甚至殘斷、破碎，并非簡牘的原貌。當時大多文書簡牘應該是編連成冊的。漢代文書中，我們見到最長的一份是七十七枚簡編連在一起的冊書(圖11)，實際是由五個冊書編連起來的東漢時期的文書。
這些秦漢簡牘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秦漢史。僅舉一例，北大漢簡中的《趙正書》，其內容表明秦二世是合法繼位。司馬遷認為秦二世是和趙高、李斯合謀篡位，《趙正書》的出土，對傳統(tǒng)說法構成挑戰(zhàn)，衍生出很多新的問題�？傊�，秦漢時代各類官府文書很多，大家可以參考學者整理后的成果，比如李均明的《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李天虹的《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年)，還有富谷至的《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進一步了解秦漢簡牘文書的基本內容。
秦漢時代要用文書統(tǒng)治天下，前提就是大家會寫字。通過書同文，秦國用小篆統(tǒng)一了六國的文字。以前只有貴族會寫字，現(xiàn)在則需要大量的人員處理文書，所以秦帝國乃至更早的戰(zhàn)國時期，就慢慢開始有意培養(yǎng)會寫字、寫文書的人。湖北荊州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西漢初年《二年律令》(一般認為是呂后二年，前186年)里，就有專門的《史律》�！妒仿伞酚腥缦戮唧w規(guī)定：
史、卜子年十七歲學。史、卜、祝學童學三歲，學佴將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學童詣其守，皆會八月朔日試之。(J474)
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有(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其八(體)課大史，大史誦課，取冣(最)一人以為其縣令(J475)史，殿者勿以為史。三歲壹并課，取冣(最)一人以為尚書卒史。(J476)
“史”的角色是書記官，史、卜的孩子從十七歲開始學習。經過三年，史學童要能背誦默寫五千個單字，另外每個字要會八種寫法。漢代無法像今天這樣推廣普通話，各地小吏說話發(fā)音不同，但書寫要一致。他們要參加考試，在郡里考第一名才可以做縣級的小吏(縣令史)。此后三年小吏們再經過考試，第一名才能成為尚書卒史，也就是郡府里的小吏。這是西漢初年的法律規(guī)定，秦朝也一定有類似的要求。經過這樣的嚴格訓練和選拔，才能培養(yǎng)出一支干部隊伍，幫助秦漢統(tǒng)治天下。到東漢時期，要求學童背誦默寫的字增多至九千，字體則減少一些，因為很多字體已經不用了。無論如何，要成為官吏，認字是必需的要求。相關研究可以參考邢義田的《漢代〈倉頡〉、〈急就〉、八體和“史書”問題——再論秦漢官吏如何學習文字》。
圖12是北大漢簡的字書《倉頡篇》，小篆。對大家來講已經不太好認。圖13是居延漢簡的習字簡，習字的人是在張掖郡邊塞服役的士兵，以及軍隊里的小吏，他們要學習寫字、掌握文書。這些習字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國家如何培養(yǎng)官吏和維持統(tǒng)治。這類材料相當多，除了習字簡，還有關于算術的材料，這也是當時處理文書必備的技能。
要實現(xiàn)對秦朝4000萬人口或是漢代6000萬人口的管理，有了文字與文書還不夠。實際上從戰(zhàn)國開始，隨著官僚制國家的建立，就開始制定律令。睡虎地秦簡中已經出現(xiàn)了18種秦律，《秦律雜抄》中也有很多秦律名目;此外岳麓秦簡中，還可以見到許多律和令。那些反復出現(xiàn)的事務多可以根據(jù)律令來進行管理。
大家來看一條很重要的律令，四川青川縣秦墓里發(fā)現(xiàn)的秦國《為田律》木牘(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稙樘锫伞窚蚀_的名稱是《更修為田律》，商鞅變法的時候有一條措施是為田開阡陌，那大概是第一次制定《為田律》，這一份是對此加以修改的新律。
具體內容如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內史匽民、臂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正彊畔，及發(fā)千百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險，十月為橋，修波隄，利津梁，鮮草離。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 (以上為正面)
其中講到田寬多少、長多少，一畝有多少田壟，道路設置在什么位置，道路多寬，每個月要做什么，等等，對百姓圍繞田的活動做了一些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和商鞅變法有密切關系，從前我們認為它們開創(chuàng)了私有制，現(xiàn)在看來應該是授田制，如果非要用公有私有的視角來看，稱為公有(國有)制更合適。
這份寫在木牘上的文書就形制而言，一開始有年月日、官職與官員的名，形式上還是文書。與之對照，我們再看一看西漢初年《二年律令》中的《田律》，可以發(fā)現(xiàn)內容上雖然做了一些修改，但都不是原則性的，漢代的田律大部分還是沿用秦代的。我們經常講漢承秦制，從律令上看確實有很多這樣的情況，上述不過是個例子。只是開頭的年月日沒有了，律文形式化，原來文書的格式被取消了。
律令的發(fā)展演變是不斷前行的，從戰(zhàn)國到秦到西漢如此，西漢到東漢也是如此。大家再來看賊律的演變，賊律是刑事犯罪處理的關鍵。對比《二年律令·賊律》和張家界市城西古人堤遺址出土的東漢時期的《賊律》，后代的律文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較之前進行了增補：
這樣的增補一定很多，可惜東漢有關律令的材料不多，能像這樣進行直接對比的例子很少。
《晉書·刑法志》對律令演變有一系列描述，是唐人眼中的西漢律令發(fā)展史，卻和我們現(xiàn)在出土的材料對應不上。我們看到呂后二年的材料已經有二十七種律，一種令，《晉書·刑法志》的記載卻并非如此，所以唐人說法恐怕有很大的問題，現(xiàn)在需要利用出土材料重新認識西漢時期的律令發(fā)展演變問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傳統(tǒng)上認為中國的“律”涉及的都是刑事問題，“令”涉及的是行政問題。其實在漢代，《戶律》《田律》都是民政方面的，還有很多“律”是行政方面的，包括《傳食律》《均輸律》《置吏律》等都涉及行政管理。“律”主司法刑事案件，“令”管行政是魏晉以后才出現(xiàn)的區(qū)分。
應如何看待秦漢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律令治國的體制?關于這個問題，古人有自己的描述。西晉惠帝(290—306年在位)時，三公尚書劉頌上書說：
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張)釋之執(zhí)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余皆以律令從事。然后法信于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10]
前人包括研究法制史的學者很少引用這段話，我覺得它非常重要。這段話討論的是對刑事案件的處理，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推廣到對律令在管理國家中的作用，以及不同的人和律令關系的理解。劉頌講到君臣分工，具體分為三類：一是小吏，作為負責人一定要嚴守條文(主者守文);二是大臣，如果條文內部有矛盾，要由大臣進行疏通解釋，決定適用哪一條(大臣釋滯)；三是人主，事有時宜，皇帝可以超越具體律令根據(jù)實際情況斟酌裁斷(人主權斷)。后面各舉了一個例子：一是“主者守文”的例子，西漢文帝出行的時候有人藏在橋下，驚動車馬，文帝很生氣，要嚴肅處理，但廷尉張釋之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處理。二是“大臣釋滯”的例子，即郭解本不知殺人事，更未參與，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斷“(郭)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不道”而受族誅，見《史記》卷一百二十四《游俠列傳》；三是“人主權斷”的例子，丁公是季布同母異父的弟弟，本是項羽將領，曾在楚漢戰(zhàn)爭中陣前放劉邦一馬，項羽被滅后丁公來謁見劉邦，劉邦以丁公對項羽不忠為由殺之，見《史記》卷一百《季布列傳》。通常投誠當予以表彰，但人主權斷如此。后代也有許多例子，證明皇帝經常有超越律令的決斷空間。上述三分大致對應于傳統(tǒng)司法中的法、理與情三者。
法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置，所以上述三種情況都是合法的。所謂“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這是古人的理解。其實它有自身內在的邏輯，但和今天我們一般人理解的“依法治國”不太一樣。此處還涉及一個問題，很多日本學者講中國隋唐時期是律令制國家。在我看來，自秦代開始，中國就已經是律令制國家，只不過律和令的關系到魏晉以后才明確化，法典編制也是在魏晉以后才出現(xiàn)。律令本身的創(chuàng)立很早就有，只是隨著現(xiàn)實需要不斷積累，魏晉以前未有意識地進行體系化的編纂。
四
制造“農民”：帝國的舞臺誰來撐？
文書、官員培養(yǎng)和律令只是管理的運作方式，國家管理的基礎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把百姓改造成農民。農民是生產者、賦稅勞役的提供者，支撐著帝國的舞臺。農民雖然很早就出現(xiàn)，但真正把臣民主體改造成農民實際上是比較晚近的事情，我個人的看法是在戰(zhàn)國才普遍開始這樣的進程。如前所說，這個進程和戰(zhàn)爭有密切關系。當時的百姓可以選擇種地作為生計，但也有其他的活路，特別是在南方�，F(xiàn)在南方是魚米之鄉(xiāng)，但在兩千年前的司馬遷眼中，那里還是頗為落后的地區(qū)，他在《史記· 貨殖列傳》中講過一段頗為有名的話：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螺)蛤，不待賈而足，地埶(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相當于今天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自然資源豐富，人們謀生的方式多樣，因而茍且偷生，活路很多，耕種也頗為粗放。其實不止南方如此，北方有一些地區(qū)漁獵也頗為興盛，甚至影響到農耕�！稘h書·地理志》說：“潁川﹑南陽，……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蹦详柺菛|漢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那里也并非全是安心耕種的農民。要讓百姓放棄其他生計一心農耕，只有靠強制。
東漢明帝時下詔，不允許百姓從事漁獵等農耕之外的第二職業(yè)(“禁民二業(yè)”)。有宗室劉般上言：“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谷食，無關二業(yè)也。”[11]講述江湖沿岸地區(qū)保持漁獵的必要性，明帝從之。不難想見當時江湖沿岸地區(qū)從事二業(yè)的情況很普遍。漢代畫像石上有很多捕魚、狩獵場景，當然反映農耕的畫像石也有很多。描繪各種生計的畫像石并存，昭示了當時社會百姓謀生方式的多樣。
制造農民的背景和自然的賜予大有關系。莫說南方，當時的北京一帶也是自然資源豐富�！稇�(zhàn)國策·燕策》載蘇秦游說燕文侯：“燕……南有碣石、雁門之利，北有棗粟(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栗)之實， 足食于民矣。此所謂天府也�！苯裉觳粫腥藢⒈本┍茸魈旄�，可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人敢以此來忽悠燕國的國君，如果沒有點事實依據(jù)，不可能產生效果，畢竟燕文侯就是這一帶的統(tǒng)治者。燕國一帶資源豐富，不靠田作就能維持，應該與實情相去不遠。北京尚且如此，往南的其他地區(qū)自然資源狀況應該更好。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可以有多種的生存方式，不耕種也不太愁食物，對農耕也就沒有那么強的興趣，投入自然打折扣。把他們改造成農民，持續(xù)為國家提供賦稅，就需要有政策，有法律。這實際上是一段血淚史，要靠胡蘿卜加大棒的威逼和利誘，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
還要回到商鞅變法。變法規(guī)定：“僇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時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12]耕織結合，生產的粟米與布帛多的，就可以免本人的徭役;如果從事末業(yè)，或者因為懶惰而貧窮，國家就會把其妻與子女收為奴隸。貧窮成為原罪，人們必須努力致富。執(zhí)行程度怎么樣我們不知道，但至少規(guī)定得很嚴厲。商鞅變法所建立的主要機制是二十等爵制，鼓勵百姓在戰(zhàn)場上殺敵立功，平時則努力耕織。這種威逼利誘政策施行一百多年，把秦國的百姓打造成了戰(zhàn)無不勝的將士。不光秦國如此，其他國家也應有類似的措施，否則秦國統(tǒng)一之路可能會更順利。戰(zhàn)爭持續(xù)二百年，是因為其他國家也在采取相近的辦法。我們在睡虎地秦簡里看到的魏國律文，可能是秦國承襲的魏律，秦簡“為吏之道”后所附的“魏奔命律”規(guī)定：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將軍：叚(假)門逆(旅)，贅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殺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從軍，將軍勿恤視。享(烹)牛食士，賜之參飯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將軍以堙豪(壕)。
軍隊中一些人因為是倒插門的贅婿，還有不好好耕作或不修房子被派去當兵的，將軍不必照顧這樣的人，煮牛肉給將士時不必給予這些人，攻城用他們來填城墻前面的城壕，讓將士們攻到城下。多么血腥的律文!然而魏國還是遭到滅亡，勝者的規(guī)定恐怕更嚴酷。當然，魏國覆滅還與地理位置有關，秦國無西顧之憂，魏國地處中原，四面受敵。
各國百姓都被改造成了農民及士兵，這一過程相當漫長，一直到唐代初年才完成。為什么漢代朝廷重視循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循吏熱心鼓勵農耕、興修水利，其實就是在地方上改造百姓，把他們馴化成農民。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老百姓也會抗拒，許多人逃亡山川藪澤之地去漁采狩獵，跑去城市從事末業(yè)，甚至偷渡到境外。史書中記載下來的往往只有最大規(guī)模的反抗——農民起義，不過隔很長時間才會出現(xiàn)，這類日常的反抗更為頻繁。概括說來，制造支撐帝國舞臺的農民，經過了一個長時段的反復拉鋸才實現(xiàn)。
五
龐大帝國何以長存
秦帝國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二世而亡；但兩漢加起來前后有四百年，原因何在?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很多因素，包括律令、皇帝、官吏和帝國的日常統(tǒng)治，以及它們之間密切的互動，國家能維持運轉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現(xiàn)在我要給大家講一個具體的例子，通過“傳舍”看看帝國是如何管理與運轉的。“傳舍”用現(xiàn)代話講就是官方設立的招待所。這種機構戰(zhàn)國就開始存在，在秦和兩漢叫傳舍，后代則有不同名稱，如客館、館驛、驛站(站赤)和今天的招待所。當時全國范圍內，縣以上的機構都會設立。如果兩縣之間距離太遠，也會在交通線上設置。根據(jù)我之前的統(tǒng)計，西漢末年，全國有2057個這樣的機構。傳舍由官方設置，它所提供的吃飯、住宿、車馬等服務都是免費的，但使用“傳舍”，需要獲得官方簽發(fā)的“傳”文書，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介紹信。用這個東西證明你的身份，才可以免費吃住和使用車馬。傳舍提供的飲食叫傳食，車馬叫傳車、傳馬。傳舍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材料里都曾出現(xiàn)，不過，《漢書·百官公卿表》和《續(xù)漢書·百官志》中幾乎沒有正面提到，根據(jù)出土材料可以就個別傳舍講得更清楚一些，我們現(xiàn)在可以對它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甘肅敦煌東北方向發(fā)現(xiàn)了懸泉置遺址，1990—1992年進行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簡牘。懸泉置是河西走廊上一個綜合性的后勤保障機構，有提供馬的懸泉廄、負責做飯的懸泉廚、提供住宿的懸泉傳舍、傳遞普通文書的懸泉驛，以及負責速遞的懸泉騎置，這些都是圍繞統(tǒng)治運轉而設置的機構。這個地方周邊是戈壁，供給比較困難，所以把五個機構放在了一處，在內地應該都是分開的。此外，1993年，在江蘇東�？h，也就是今天的連云港附近的一座西漢末年的墓葬里出土了一批簡牘。墓主人叫施饒，是當時東�？さ墓Σ埽簿褪侨耸聫d廳長。在他元延二年(前11年)的日記里發(fā)現(xiàn)，這一年他有38天夜宿傳舍，傳舍是該年他外出住宿時利用得最為頻繁的機構。管中窺豹，帝國官員出差最常住的，應該就是傳舍。
為了維持統(tǒng)治的運轉，官員出差十分常見，使用傳舍也一定十分頻繁。管理傳舍顯然不能依靠皇帝親力親為，需要制度化的辦法。秦漢帝國于是通過律令來管理傳舍，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秦漢律令中有很多規(guī)定和傳舍的使用有關。從什么人可以使用傳舍，到具體的招待規(guī)格，如一頓飯吃多少鹽、能在傳舍吃多少天;從隨從數(shù)量到能不能發(fā)兵，從動用當?shù)剀囻R的規(guī)格到馬匹如何管理，規(guī)定十分細密。一般情況下涉及傳舍使用，都可以依據(jù)律令來處理，但皇帝可以給本來沒有資格使用的人下詔書，賦予他們使用傳舍的資格。只是皇帝批示文書未必及時，一些應該由他批準才能簽發(fā)的“傳”文書未必能按時獲準，后來也允許在向皇帝報告而未獲批準情況下簽發(fā)“傳”文書(在當時“傳”文書上注明“有請詔”)。此處可以看到皇帝不同的側面，既可以超越律令，其職權也可以被臣下預支。
這一日常事務亦成為皇帝與官吏圍繞律令相互博弈的空間。其中，皇帝可以說是個失敗者。法網嚴密，但官員們未必都會嚴格遵守。我們在敦煌懸泉置出土的簡牘中就可以看到當時傳舍的出米記錄，說明官府的免費口糧花費在了哪些人身上。除了外國使者和出差官員，還有縣長夫人：
出米一斗二升，十月乙亥，以食金城枝陽長張君夫人、奴婢三人，人一食，東。[13]
西漢的金城郡枝陽縣在今天甘肅蘭州市西北不遠處，并非官吏的枝陽縣長夫人與奴婢同樣享受傳舍提供的免費口糧，這等于占國家的便宜。從枝陽一路走到敦煌，相當于從今天的蘭州走到敦煌，往返兩次的開銷可以計算出來：
30處×1食×0.12石×2次=7.2石
一次額外的招待花銷有限，全國一共有2057個這樣的機構，如果到處都有這樣的占便宜、搭便車，積少成多，加在一起對國家來講就不是個小負擔，會成為朝廷財政的巨大包袱。皇帝對此并非毫無覺察，而是高度注意，卻無法解決。
西漢時，每年年底，各地郡國都要派遣官吏向朝廷匯報全年的工作，稱為“上計”。上計完畢，發(fā)遣返回前，丞相都要令人重復宣讀同樣的敕，其中就包括：“詔書無飾廚傳增養(yǎng)食，至今未變�！本褪且蟾鞯毓倮糇袷貍魃崤c飲食的接待及供給標準。最早大概在宣帝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詔書，元康二年(前64年)五月詔，其中提到：“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14]詔書年年讀，表明問題年年得不到解決。其中不難看出皇帝的無奈與無力。這類現(xiàn)象歷朝歷代均會遭遇到，積年累月也可能成為使國家走向崩潰的最后一根稻草。王莽時期許多機構已無法正常運營，《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元年”提到：
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谷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于民。
不久，翼平連率田況在上言中甚至建議王莽：
宜盡征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
居延新簡EPF22：304：“□東部五威率言：廚傳食者眾，費用多，諸以法食者皆自齋費，不可許”，云云。無論文獻還是簡牘，都在抱怨傳舍供應負擔沉重，難以承受。東漢初就因為財政無法供應，只好大量裁減這些機構。《晉書》卷30《刑法志》引《魏律序》稱：
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后以費廣稍省，故后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
這里雖是從律令角度來描述，“費廣稍省”已經點出制度變化的核心背景。
以上是以傳舍的使用作為一個例子來討論律令、皇帝、官吏之間的互動，傳舍既幫助維持了國家運轉，也掏空了國家。前期正面意義大，后來逐漸朽壞。
除了剛才提到的律令、皇帝、官吏之間的互動，國家管理還有很多其他的機制。一個是年度的層層匯報，從鄉(xiāng)里開始，到縣郡、朝廷，自下而上每年都要進行，國家要掌握全國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包括人口、田地、財政收支、官吏與機構設置，乃至司法案件數(shù)量等。除了民政系統(tǒng)，軍事系統(tǒng)也一樣要層層上報，以使國家了解“國情”。因為帝國對統(tǒng)計的需求，數(shù)學作為統(tǒng)治術的一部分獲得發(fā)展。除了下對上的匯報，還有上對下派出的使者，包括刺史也是使者的一部分�；实鄄环判�，所以時不時要派一些身邊的臣下到郡國視察工作，皇帝自己也會出去巡視，對下面的工作進行檢查。定期的統(tǒng)計與臨時的監(jiān)察兩相結合，管理國家。秦代有監(jiān)御史，漢代武帝后設刺史，名稱不一樣，但功能差不多。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皇帝，丞相、九卿也都可以派使者去地方檢查工作。西北漢簡中就不時可以看到“丞相使者”的身影。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出土材料里有上報用的各種統(tǒng)計報表。朝鮮平壤出土過的樂浪郡戶口簿，整個敘述方式和中國出土的文書完全一致。前面提到過的江蘇連云港東�？h的尹灣漢墓出土材料中，有西漢成帝末某年東�？は虺⑸嫌嬘玫摹凹尽背瑑热莺茇S富，郡國的基本數(shù)據(jù)都包含其中。具體如下：
行政機構設置(縣邑侯國、鄉(xiāng)里、亭郵數(shù)量，1-3行)、郡界(4行)、縣鄉(xiāng)三老、孝、悌、力田數(shù)量(5行)、編內官吏數(shù)量(6行)、不同性質的官員分類統(tǒng)計(7-9行)、戶口數(shù)量與增量(10行)、土地面積(11行)、各類耕地面積(12行)、種麥子面積(13行)、人口統(tǒng)計(14-16行)、春種樹數(shù)量(17行)、成戶數(shù)(18行)、錢谷收入與支出(19-21行)。
很有意思的是，這里面也不乏虛假數(shù)字。根據(jù)這份抄件，東�？ぎ敃r總人口不到140萬人，90歲以上的就有11670人，這個高齡人口比例到現(xiàn)在也達不到。造假原因大概是當時仁者壽觀念的流行，以此來暗示太守的統(tǒng)治乃德政。
國家掌握了郡國的年度基礎數(shù)據(jù)之后，如何實施管理呢?我們來看看財政管理是如何運作的，東漢的一條材料非常重要�！独m(xù)漢書·百官志三》“大司農”條：
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谷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大司農相當于今天的財政部長。這條材料講到的財政運作方式是通過文書來管理數(shù)據(jù)，根據(jù)數(shù)據(jù)安排實物轉運。各郡國每三個月要向大司農匯報一次錢、谷的基本賬目，由大司農根據(jù)各郡國錢、谷的盈缺需求進行調撥，原則是“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全國一盤棋，實際就是古代的計劃經濟，然后再根據(jù)大司農的指令，郡國之間進行調劑與錢谷的轉運，這種行政調撥是很常見的，具體體現(xiàn)為百姓承擔的各種運役。當時人們還不會計算GDP增長率，只是進行多與少的比較而已。而且當時受天災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生產無法計劃，所以和現(xiàn)代計劃經濟的管理程度相差甚遠，但也是數(shù)目字管理。調度與損多益寡，類似今天的轉移支付和物資調撥。
結合其他資料，可以了解漢代財政管理最基本運行方式大致如下：農民生產物資，交給縣，縣收納物資，并將物資記錄在冊，變?yōu)榻y(tǒng)計數(shù)字，層層上報，最終匯總于大司農。大司農根據(jù)各郡國的供求情況安排調劑，最后落實為郡國之間的物資調運，以及最終的分配與消費。這一機制對于維持國家運轉非常重要。
除了上計等制度化安排，國家運轉還有很多隨機性的因素。一是請，二是議。請就是下對上提建議�；实鄄豢赡苁率陆阅茴A見，許多具體事務他也未必能意識到，臣下乃至百姓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便是“請”。小到個人乞求田地，大到立太子、立皇后這些重大事情都可以提建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規(guī)定：
縣道官有請而當為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者(后一“者”字衍)，罰金四兩。(J219、220)
制定律令也可以由臣下提建議，經過層層篩選，最后如果獲皇帝批準，便可以變成律令。直接向皇帝建議，也只是受到罰金四兩的行政處罰。總之，提建議(“請”)在漢代是有制度規(guī)定的。
“請”之外還有“議”。從朝廷到郡縣，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商議。有皇帝親臨的議，也有皇帝不在場由丞相主持的議。東漢以后三府、公府主持的議很多，各種形式的議到六朝以后也有很多。《通典·禮典》中有很多議，因為很多禮儀問題皇帝不懂，就讓大夫、博士一起去商議。議也會記錄某種意見有多少人同意，另外一種意見有多少人同意，由皇帝最后裁決，最終結果取決于皇帝的意愿。舉個例子，西漢元帝時珠崖郡(海南島)不斷反叛，元帝與有司議大發(fā)軍，賈捐之(賈誼曾孫)認為不當擊。接到建議后，朝臣又是一番討論，意見亦不一致：
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余，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鄙夏藦闹�。[15]
最后聽從了賈捐之的建議，放棄發(fā)兵，且放棄了珠崖郡。這里面有元帝的個性因素在，元帝不是個性很強的人，容易聽取別人的建議，但亦是朝廷處理政務中的一種通行的辦法。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時間關系不多舉。不唯朝廷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湖南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東漢中期長沙郡臨湘縣的司法文書簡，有不少記錄了縣丞與掾就某個案件“議請××”，商議、建議如何處理。后來郡縣官府有議曹，主要工作就是議。議與請，從不同角度體現(xiàn)了政務處理中君與臣或府主與僚屬的互動。
概括而言，我們不能把秦漢王朝的統(tǒng)治簡單地理解為獨裁專制，里面實際有很多復雜的互動過程，既有按照律令執(zhí)行的日常事務，無須皇帝或府主出面，這應占多數(shù)，不過，史書中保留下來的反而不多;若需要皇帝或府主裁決，最終的結果是以皇帝或府主命令的形式下達，但裁決本身包含了很多人的智慧。
此外，我們也應注意，皇帝和府主還有其他辦法來駕馭群臣和下屬，這就是寵的機制，即利用身邊的熟人統(tǒng)御外圍的群臣和下屬。王朝歷史中反復上演的求寵→爭寵→得寵→失寵→再求寵的循環(huán)往復，不僅見于皇帝身邊，不止于后宮，亦普遍見于前朝(信-任型君臣關系的循環(huán)往復)。各個官府中均在反復上演，銜接成一個不斷發(fā)生的機制，構成歷史變化(波動，并非發(fā)展)的直接動力。
寵的機制在王朝時代一直存在，它的作用也體現(xiàn)在多方面。當國家由分封制進入郡縣制，形成廣土眾民的帝國之后，面臨龐大的官僚隊伍，如何和他們打交道是讓皇帝感到不安的事，寵的機制便是幫助皇帝克服不安、恐懼維持統(tǒng)治的重要武器。皇帝既是強者，也是弱者，是矛盾聚集體。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內部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別，人們成長于熟人社會。這些基本情況兩千年一直都存在，寵的機制本身是對抗這樣一種狀態(tài)的武器。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我2018年出版的小書《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
六
儒生的崛起：得君行道路漫漫
秦代以法治天下，西漢前期用黃老之道，武帝之后儒生登上歷史舞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儒生怎樣走上歷史舞臺?其中有很多偶然性，和武帝個人的愛好等因素有關。儒生走上歷史舞臺之后便開始落實為制度，這很關鍵，是儒生后來逐步控制政局的要害。《漢書·儒林傳》：
公孫弘請曰：“……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h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āng)里，出入不悖……詣太常得受業(yè)如弟子�！堉α�，它如律令�！敝圃弧翱伞薄�
公孫弘向武帝請，建議給博士弟子編制，規(guī)定什么人通過什么程序可以進入這個序列，給他什么待遇，并將這些變成制度。武帝同意了。有了制度保障，后代儒生便可以循制魚貫而入。這個制度的起點很重要，公孫弘的確很有眼光。他深知在這樣一個大帝國里，儒生要走上政治舞臺不能只靠個人關系和個人好惡，一定要有制度保障。班固說：“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此處文學是經學的意思，以后儒生們就循此進入官僚隊伍，坐至公卿。
當然，班固的描述忽略了具體的歷程。事實上到了元帝(前49年)以后，朝廷里最頂層的公卿才變?yōu)槿迳錾淼拇蟪紴橹�，此前多�?shù)還是文吏出身，經過長時間努力逐級升遷到御史大夫與丞相，如丙吉、于定國之類。儒生們完成這個過程，花費了八九十年時間。他們上臺以后要做什么?用宋人的話就是“得君行道”，希望改造皇帝，利用皇帝實現(xiàn)他們的王道理想。他們發(fā)現(xiàn)明主很少，圣人沒有，大部分皇帝都是可上可下的平庸之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要有人好好輔佐皇帝。
儒家既有理想，也有對現(xiàn)實的把握。他們?yōu)槭裁催@么看重皇帝?有一段很重要的材料，是董仲舒最為系統(tǒng)地表達出來的。他在武帝對策第一策中說：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16]
過去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很少注意這段話，而更專注研究漢代對災異的重視，其實那些都是契機性的東西，根本的考慮還是在這里。由正人君之心始，逐步外推，最終便可實現(xiàn)王道。這套想法在戰(zhàn)國已經出現(xiàn)，在董仲舒這里獲得了充分的表白。在我看來，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里最為核心的部分。正是為了得君行道，儒生們才要不斷地和宦官、外戚等各種試圖爭奪、利用皇帝的勢力（集團）做斗爭，去爭取控制皇帝，進而引導皇帝去實現(xiàn)王道理想。
七
天朝體制的雙刃劍
我們前面講到，秦漢統(tǒng)治少數(shù)民族，對內設置道，對外靠修筑長城防御匈奴等活躍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秦、兩漢與匈奴戰(zhàn)爭結束，北匈奴北遁，南匈奴附塞并接受監(jiān)管、互市朝貢，加上西域諸國接受漢廷監(jiān)管并朝貢，西南地區(qū)政治體接受冊封，出現(xiàn)了被后人稱為“天朝體制”的天下秩序。
1784年日本九州福岡市東區(qū)的志賀島出土過一個漢委奴國王印，現(xiàn)收藏在福岡市博物館。剛出土時日本學界就真?zhèn)螁栴}爭論了很長時間，直到20世紀中期以后中國出土了若干形制一樣的王印，譬如滇王之印、廣陵王璽，爭論方平息，才開始確認這就是《后漢書》記載中的原物。從中可以看到東漢時期對周邊政治體的冊封，這是西漢以后很常見的一種方式，包括對匈奴、西南地區(qū)等周邊政治體的冊封，由此形成“天朝體制”。
東漢以后每年的元會上，朝臣和諸侯王要參加，蠻夷、戎狄都來朝貢，一起參與盛會。除了臣下進貢獻禮，還要一起酒食歡宴，宴席上演出的是雜技，還有西域來的各種戲法、舞蹈。漢代畫像石里類似雜技的內容很多，倒立、繩舞，如此種種，娛樂活動很豐富，都是吸引少數(shù)民族很重要的一些方式�！独m(xù)漢書·禮儀志中》注引蔡質《漢儀》有具體的描述：
正月旦，天子御德陽殿(洛陽北宮正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親〕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踩骸秤嬂糁型ケ泵媪ⅲ偕鲜�，賜群臣酒食，〔西入東出〕。(貢事)御史四人執(zhí)法殿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逼脛陪前向后，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于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于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系兩柱(中頭)間，相去數(shù)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并作，〔倡〕樂畢，作魚龍曼延。[17]
每年舉辦的這一次盛會，是為了讓蠻夷、戎狄體會到天朝的威嚴與德化。此外，單于等蠻夷首領還要把他們的兒子送到長安、洛陽做人質。先秦以來就有這套做法，秦始皇的父親就被送去趙國做質子，秦始皇在趙國出生，因而也叫趙政。這是很常見的古代政治體之間的交往方式。質子們在天朝都城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會萌生建立國家的想法，十六國時期最早建國的就是南匈奴的劉淵。因為匈奴和漢庭的交往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除戰(zhàn)爭外，漢宣帝時候呼韓邪單于第一次入朝，到長安朝見漢宣帝。最初單于只是不定期地朝見，后來每年參加朝會，三百年間了解了很多中原王朝的威儀和國家構成。到了天下大亂，他們最早開始模仿建國。所以我說天朝體制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宣示天朝大國的威嚴，另一方面也讓周邊政治體追慕并學習怎樣建立國家，中原王綱解紐則給他們提供了創(chuàng)立基業(yè)的契機。這套儀式成了十六國時期非華夏的諸族建立政權的背景。
這樣的天下秩序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具體而言，內臣—外臣(通過冊封接受中原王朝印綬、封號，稱臣)表示賓服，定時朝貢;盟約(和親，始于漢-匈奴);互市三種方式構成“天朝體制”，建立穩(wěn)固的秩序，從漢代持續(xù)到清代。這是日本學者檀上寬的概括[18]，我看還是比較全面準確的。
最后簡單歸納一下為什么說秦漢是奠基時代，原因有如下五點：
其一，從諸侯爭霸到統(tǒng)一王朝，奠定了兩千年的基本制度格局。
其二，這個時代孕育出了皇帝制度、等級官僚制、郡縣鄉(xiāng)里制，還有律令、文書等制度運作方式，以及運作中的伴生問題和在此基礎上萌生的官場文化。
其三，以這個時代為起點，確立了農耕為本的方針、耕織結合與重農抑商的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百姓的日常抵抗。
其四，強調思想統(tǒng)一，儒家制度化。
其五，中外關系上天朝體制的初步形成與東亞核心地位的奠定。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日本國家的形成就是對秦漢的模仿。基于以上五點，我認為秦漢時代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奠基時代。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一個時代?有很多種說法，最常見的比如專制國家，黑格爾、馬克思、西嶋定生等日本學者以及林劍鳴等很多中國學者都這樣認為。毛澤東講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某種意義上也屬于這種說法。錢穆的講法與眾人不同，他反對專制論，認為秦朝是最后一個貴族政府，漢朝是第一個平民政府，秦漢是一個轉換。最近看到一個新提出來的說法，保育式政體。[19]這些看法都展現(xiàn)了秦漢時代的一個側面。
我自己更贊成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即家產官僚制。[20]按照韋伯對理想的支配類型劃分，官僚制屬于理性社會、法理型社會的支配方式，對應于資本主義社會，但在中國實際上很早就已經出現(xiàn)并長期存在。但它又不是徹底的官僚制，而是在家產制之下，在皇帝以天下為一家的前提下，利用官僚進行統(tǒng)治。原因是秦漢廣土眾民，無法僅僅依靠家臣來實現(xiàn)統(tǒng)治，需要借助非親非故的官僚，通過律令和形式化的規(guī)定來管理國家，因而構成了矛盾性的存在。為什么之前講到皇帝可以超越律令和官僚制?因為這是他家的事務。韋伯的家產官僚制之說較好地把握了中國的矛盾性：一方面是發(fā)達的官僚制，另一方面皇帝又凌駕于官僚制之上。雖然皇帝在斗爭中也經常失敗，但他在形式上是超越的。有些學者就沒有注意到這種矛盾性，像弗朗西斯·福山寫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完全忽略了皇帝的作用，認為秦代就是現(xiàn)代國家。我們傳統(tǒng)的制度研究也常常偏重皇帝或官僚兩者中的某一方，而不能把兩者結合起來全面把握。恰恰是二者的統(tǒng)一，才體現(xiàn)了中國秦漢以來國家的特點�！ �
注釋
[1]《史記》卷16《秦楚之際月表序》，點校本，中華書局，1959年，第759—760頁。
[2]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王樹民校注，中華書局，1984年，第36頁。
[3]錢穆：《秦漢史》，1957年初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第35、39頁。
[4]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18頁。
[5]西嶋定生：《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1997年日文增補版，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頁。
[6]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2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第3頁。與“時代意見”相對的是“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從切身感受而發(fā)出的意見。
[7]許倬云：《萬古江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62頁。
[8]《史記》卷79《蔡澤列傳》，第2422頁。
[9]王子今：《秦始皇的閱讀速度》，《秦漢聞人肖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8—29頁。
[10]《晉書》卷30《刑法志》，點校本，中華書局，1974年，第936頁。
[11]《后漢書》卷39《劉般傳》，點校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05頁。
[12]《史記》卷68《商君列傳》，第2230頁。
[13]編號Ⅱ90DXT 0213②：112，收入胡平生、張德芳編《敦煌懸泉漢簡釋粹》8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4頁。
[14]《漢書》卷8《宣帝紀》，點校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6頁。
[15]《漢書》卷64《賈捐之傳》，第2830—2835頁。
[16]《漢書》卷56《董仲舒?zhèn)鳌罚?502—2503頁。
[17]參考渡邊信一郎：《元會的建構》，收入《中國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376頁。
[18]檀上寬：《明清時代の天朝體制と華夷秩序》，收入《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大學出版會，2013年。
[19]見閭小波《保育式政體——試論帝制中國的政體形態(tài)》，《文史哲》2017年第6期，第11—18頁。
[20]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2冊上，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93—1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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