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本戰(zhàn)犯的奇跡是怎樣創(chuàng)造的？
作者：胡新民，來源：《黨史博采》
在新中國，所有日本戰(zhàn)犯，無論是上了法庭受審的還是沒有上法庭而宣布寬大釋放的，無一不表示認罪服法。這在世界司法史上無疑是獨一無二的。
在遼寧撫順的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監(jiān)區(qū)東側，立著一座漢白玉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這座漢白玉碑是由曾經關押在此的日本戰(zhàn)犯，在釋放歸國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發(fā)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兩國文字寫道：
“我們在長達15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中，犯下了燒殺搶的滔天罪行。戰(zhàn)敗后，被關押在撫順和太原戰(zhàn)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義待遇，開始恢復人的良心，沒想到根據寬大政策，一名也沒有處死，全部釋放回國，正當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恢復原貌之際，在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的誠意，刻下決不允許再發(fā)生侵略戰(zhàn)爭為和平與日中友好的誓言�！�
昔日的罪犯為自己的罪行立碑懺悔，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從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國改造日本戰(zhàn)犯14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前人從未有過的博大胸懷，實踐毛澤東關于“人是可以改造的”這一名言，給戰(zhàn)犯們“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終于使上千名日本戰(zhàn)犯中的絕大多數人棄惡從善，可謂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壯舉。
從東京審判到沈陽審判和太原審判
二戰(zhàn)結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戰(zhàn)勝國分別對戰(zhàn)敗國戰(zhàn)犯進行了審判，并成立了紐倫堡和東京兩大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zhàn)犯進行審判。
懲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蘇聯提出來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國入侵蘇聯的五個多月后，蘇聯政府就發(fā)表了由斯大林簽署的宣言，宣布，戰(zhàn)爭獲勝后，應給予希特勒等戰(zhàn)爭罪犯以應得的懲罰。1942年1月，波蘭、挪威等國也簽署了一個宣言，確定要懲辦戰(zhàn)犯。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說中表達了同樣的要求。1943年夏天，聯合國戰(zhàn)爭犯罪委員會在倫敦成立。這種懲治戰(zhàn)犯的決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體現。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這年年底，根據麥克阿瑟發(fā)布的逮捕令，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在東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級戰(zhàn)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麥克阿瑟簽署并頒布了“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東京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審的被告是以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甲級戰(zhàn)犯嫌疑犯。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庭，歷時兩年又七個月，開庭818次，出示證據4336件，出庭證人419人，判決書長達1213頁。1948年11月12日，東京法庭判處東條英機等7人死刑;分別判處其他18人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開始被審的28名嫌犯中，在審理期間，有兩名因病死亡，一名因嚴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訴，因此只有25名受到審判。被判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務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東京灣的美國戰(zhàn)列艦“密蘇里”上簽署了日本投降書。他于1950年即被釋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務大臣。
東京審判盡管在反對侵略，伸張正義方面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最終僅僅只對日本極少數甲級戰(zhàn)犯進行了極不徹底的審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遺憾。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從1946年底起，隨著美蘇冷戰(zhàn)對峙的加劇，加之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內戰(zhàn)中連連失敗，國民黨政府已失去充當美國反蘇堡壘的能力，美國便把過去的“懲日方針”改變?yōu)椤胺鋈辗结�，使大多數的日本�?zhàn)犯都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最典型例子的是對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訴和對日本七三一部隊戰(zhàn)犯的免于起訴。英國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學者肯尼斯.G.韓歇爾，在其作為大學入門書的《日本小史》中指出：盡管“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布裕仁應以戰(zhàn)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新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中國領導人，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钡�，“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麥帥感覺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將是防范混亂與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見該書第188頁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審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隊人員，他們曾對非軍人與戰(zhàn)俘進行了許多次生化戰(zhàn)爭實驗。美國人為了獲得這些實驗的科學資料，答應七三一部隊人員不把他們繩之以法，并絕口不談有關七三一部隊的事”(見該書第187頁)。1948年底，麥克阿干脆宣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收場。因此，被關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級戰(zhàn)犯嫌疑犯被駐日盟軍總部全部免于起訴并釋放。其他被判刑的戰(zhàn)犯，其中一些陸續(xù)得到了釋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戰(zhàn)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這些人日后都成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清算極不徹底，不但為亞洲和平，也為世界和平留下了諸多隱患。
歷史表明，這種隱患造成的惡果很快就有了展現。日本的現行憲法，即著名的“和平憲法”，實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釋放后，立即就開始為“修改憲法，健全作為獨立國家的體制”而奔走呼號。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繼續(xù)推行修憲，提出“為了自衛(wèi)，即使現行憲法下也允許擁有核武器�！睙o須諱言，日本政府的這股邪氣是與美國當年一味只顧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關的。
在美國的影響下，除了東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國家(包括當時南京政府的中國)設置的各種法庭對日本戰(zhàn)犯進行的審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場。盡管約有5700名日本戰(zhàn)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獄中的大多數后來也都被麥克阿瑟赦免了。實際上，雖然參與東京審判的法官來自于11個戰(zhàn)勝國，但決定權卻在麥克阿瑟一人手中。當年的美國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說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國際法庭，那是麥克阿瑟個人的法庭�！�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日本東京法庭受審的日本戰(zhàn)犯，無一認罪；被中國南京法庭判處死刑的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等人，在刑場上仍高呼軍國主義口號；在菲律賓馬尼拉被判處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認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國，所有日本戰(zhàn)犯，無論是上了法庭受審的還是沒有上法庭而宣布寬大釋放的，無一不表示認罪服法。這在世界司法史上無疑是獨一無二的。
幾乎就在美國陸續(xù)釋放日本戰(zhàn)犯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后來的新中國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戰(zhàn)犯，這些人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一部分滯留中國的侵華日軍直接參加了閻錫山的國民黨部隊，繼續(xù)與中國人民對抗，最后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逮捕。這部分日本戰(zhàn)犯共140人，被關押在山西省太原戰(zhàn)犯管理所。其二，蘇聯于1950年7月將在中國犯有罪行的日本戰(zhàn)犯共969人移交給中國，他們被關押在遼寧省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之后，這些日本戰(zhàn)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鑒于1062名日本戰(zhàn)犯(共關押1109人，關押期間死亡47人)在關押期間接受的人道主義教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他們對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國政府決定僅對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戰(zhàn)犯進行起訴，對次要和一般戰(zhàn)犯不予起訴，寬大處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據195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zhàn)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沈陽和太原兩地開庭審判45名日本戰(zhàn)犯。
這次判決對日本戰(zhàn)犯是十分寬大的，一個不殺，但是做出這些判決是十分鄭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認罪服法，無一提出上訴。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頭痛哭，跪倒在地，請求法庭嚴懲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處死自己。這后來被國際史學界稱為“撫順奇跡”。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從蘇聯移交給中國的969名日本戰(zhàn)犯，于1950年7月15日從蘇聯出發(fā)，18日進入中國，然后換乘中國方面準備的火車，于21日到達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自從進入中國后，他們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蘇聯完全不同的待遇：他們乘坐的火車由悶罐車變成了綠色的客車，醫(yī)務人員在車廂主動巡診，吃的都是細糧。原來，撫順管理所事先便根據中共中央“三個保障”的指示，及時完成了各個方面的準備�！叭齻�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但是，這批戰(zhàn)犯到達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發(fā)了一次風波。
引發(fā)風波出自于監(jiān)房墻上張貼的“監(jiān)房規(guī)則”，其落款是“戰(zhàn)犯管制所”。當時，這批戰(zhàn)犯都不承認自己是戰(zhàn)犯，只是戰(zhàn)俘。因為戰(zhàn)犯面臨的是審判，而戰(zhàn)俘不過是遣返而已。他們騷動起來，狂怒起來，有的干脆就把告示撕下來，扯碎。一位官階最高的中將則發(fā)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戰(zhàn)犯，而是戰(zhàn)俘”，“必須無條件釋放!”
這位中將叫藤田茂。這批戰(zhàn)犯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偽滿洲國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陸軍中將，最后的職務是日軍第59師團師團長。在這批戰(zhàn)犯中，他們兩個分別是文官武職最高者，而且這批戰(zhàn)犯中有300多人曾經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從西伯利亞收容所到撫順管理所，他倆一直是戰(zhàn)犯公認的領袖級人物。
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1964年總結的《對日本戰(zhàn)犯中將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經過》中，這樣描述了他的出場：“身穿將校服，頭戴戰(zhàn)斗帽，撅著仁丹胡，佩戴中將軍銜領章，威嚴傲慢地走進戰(zhàn)犯管理所，并公開向我們表示：‘我是日本軍人，為天皇服務是日本軍人的天職�！�
在所長辦公室，所長孫明齋早已成竹在胸。他說，藤田，你是個識文斷字的人，國際法劃分戰(zhàn)犯依照三條罪狀，危害和平罪、戰(zhàn)爭罪、違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戰(zhàn)犯？藤田茂頓時語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國干過什么他最清楚。他叫日軍士兵用刺刀刺殺手無寸鐵的中國俘虜以便使其見見鮮血壯壯膽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僅僅是這一條，就夠他受的了。這次對陣，打掉了藤田的威風，“正名”風波自然也就偃旗息鼓。
管理所的干部們個個是經過精挑細選才上崗的，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他們深知打鐵先得身板硬的道理，在學習上早就下足了功夫。黨的政策、二戰(zhàn)歷史、國際時事、法律知識、法治常識還有罪犯心理學等等，都是他們的學習內容。他們后來回憶，當初他們是自覺地把毛澤東的下面這段話作為對各人自己的要求的：
“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針對如何做好具體工作，這些管教干部還認真從毛澤東的著作中尋找答案。例如，為了了解戰(zhàn)犯的“病癥”，確診病因，對癥下藥，他們就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在《論持久戰(zhàn)》中的精辟論述：
“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yǎng)——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
“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tǒng)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zhàn)的打擊�！�
1952年2月，周恩來總理指示“對這些戰(zhàn)犯進行適當的悔罪教育”。于是，管理所從組織戰(zhàn)犯學習入手。他們沒有搞強迫命令，也沒有進行硬性灌輸。而是通過調查研究，首先把戰(zhàn)犯中有學習愿望的80余人組織起來，分成6個學習小組，由他們自己選出學習組長。學習方法是先由各小組傳閱學習材料，在領會基本精神的基礎上，聯系實際自己開展討論。學習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寧《帝國主義論》。同時還有《社會發(fā)展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紀實》等。當時朝鮮戰(zhàn)爭還在進行中，為了徹底打破戰(zhàn)犯們對美國的幻想，還組織學習了《朝鮮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等材料。
這些學習為打開戰(zhàn)犯們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特別是學習了《帝國主義論》，使不少戰(zhàn)犯們開始能夠從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上來認識自己的罪行。藤田茂后來悔過道：“我過去犯下的嚴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現出我的本質的帝國主義思想。這就是以刺殺俘虜作為新兵教育訓練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質，強化他們的侵略行動。這是由于我頭腦中的強烈的民族優(yōu)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惡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級指揮官都要把刺殺俘虜當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擔任第59師師長的時候，在濟南利用屠殺600名以上的俘虜來教育新兵。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這種作法，對于剛剛入伍的新兵說來，只能進一步麻痹他們的良心，使他們成為帝國主義忠實的鷹犬�？梢哉f，這是帝國主義的極為嚴重的一種犯罪行為。”
在這969名戰(zhàn)犯中，有700余名校級以下戰(zhàn)犯，他們之中90%以上出身于日本勞苦國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為高小水平，被俘時年齡均在20歲到30歲之間。
管理所借鑒當年對國民黨下級官兵俘虜進行教育，使之迅速“調轉槍口”的經驗，從階級教育入手，適時召開了訴苦會。痛說家史使戰(zhàn)犯群體發(fā)生了分化。越來越多的下級官兵參與到悔罪的行列中來。這也影響到了那些將校級戰(zhàn)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團的戰(zhàn)犯。他們對每一樁戰(zhàn)爭罪行的交代，幾乎都牽扯到藤田茂。這經常使得藤田茂坐臥不寧，有時汗流浹背，甚至渾身顫抖。他推測被交付審判后必死無疑，因此有段時間天天失眠，茶飯不思。有一次在戶外活動時突然昏倒，醒來時發(fā)現躺在條件良好的醫(yī)療室里。他也終于開始悔罪了。作為戰(zhàn)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終于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許多戰(zhàn)犯的防線也就跟著開始瓦解。
經過兩年學習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級以下日本戰(zhàn)犯交待了2980條罪行，寫出637份檢舉材料，為后來的最高檢察院組成的東北工作團開展偵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4年，由350多人組成的“偵訊日本戰(zhàn)犯東北工作團”，來到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開始偵訊工作。這些工作人員都是具有高級法律素養(yǎng)的人才，深知用證據說話的極端重要性。他們重溫了毛澤東在1934年、1938年、1940年、1943年、1948年關于嚴禁刑訊逼供、嚴禁法西斯式的審訊方式的指示，決心堅持文明辦案、科學辦案、力爭辦成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他們針對戰(zhàn)犯中悔悟類、動搖類和仍堅持頑固立場類的不同人群，啟動預定方案，把認罪檢舉與對重點對象的審訊結合起來開展工作。一方面組織偵訊人員分別對原擬定的100多名重點對象進行有選擇的提審，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員加強對在押罪犯的監(jiān)管與談話，同時開展“認罪從寬”的思想教育。
根據戰(zhàn)犯們交代的犯罪線索和提供的證詞、口供，工作團一方面繼續(xù)抓緊偵訊，一方面派人外出調查取證。依據犯罪線索和分布區(qū)域，工作團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河北、山東、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長江中下游一帶等12個省、市尋找人證物證。從各地調取的罪證材料非常多，種類龐雜，有偽滿報紙、各種檔案、行政文書、會議記錄和決策記錄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裝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帳篷堆放材料。從浩如煙海的材料中還真是找到了很多確鑿的證據，例如當時會議的參加者，誰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誰執(zhí)行的，都有文字記錄。
經過兩年的腳踏實地扎扎實實的工作，終于使得1956年6月至7月在沈陽和太原舉行的審判進展非常順利。每個受審的戰(zhàn)犯無一不心服口服，除了認罪服法還是認罪服法，有的要求律師不要為自己作辯護，有的甚至當場下跪，自行要求從嚴懲處、以死抵罪。
關于“文學武部”的武部六藏， 他于1952年在管理所突發(fā)腦血栓，經醫(y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臥床不起。護士焦桂珍每天給他喂水喂藥，端屎端尿，由于精心護理，直至假釋回國，他4年間沒有得過一次褥瘡。來自內心良知的拷問，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當武部六藏把這一切告訴來中國探視他的妻子時，他的妻子感動得流下熱淚。1956年武部假釋回國前，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邊哭邊說：“感謝中國人民!”
“極為深刻的無言教育”
1956年5月3日，周恩來總理傳達了毛澤東主席在一次國務院司、局長會議上關于改造戰(zhàn)犯的問題的講話：
“我們對戰(zhàn)犯問題有個寬大的處理：準備一個不殺�，F在先放他們到各處參觀，不管是康澤、王耀武或者是宣統(tǒng)皇帝，都讓參加。前天晚上天安門放焰火，讓戰(zhàn)犯們都去看了。既要教育他們，就要他們看看群眾嘛，這樣才會影響他們。完全關在屋子里，怎么能影響他們呢？這個辦法，對于一些外國朋友來說，覺得很別致很奇怪了，但實行的效果是好的。日本戰(zhàn)犯，也要他們參觀�！�
從這一年的2月開始，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遵照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公安部的指示，分三批組織全體日本戰(zhàn)犯到撫順、北京、上海、天津、濟南、南京、武漢、沈陽、哈爾濱、長春、鞍山、杭州等11個大中城市參觀。與外界隔絕了5年多的日本戰(zhàn)犯，個個身著一身藍色新裝，走出了高墻深院。管理所配備了專車接送，沒有武裝押送人員，給予國民待遇，讓每一個戰(zhàn)犯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去體味新中國的變化。他們先后參觀了農村、企業(yè)，廠礦，學校和部隊，還走訪了侵華戰(zhàn)爭遺址和戰(zhàn)爭受害人，使戰(zhàn)犯進一步認清自己的罪惡。
多年后，一位管理所的干部在訪談中非常感概地回憶道：“我記得那年我們領他們到南京參觀了水利學院，大學，可能在那附近吧，就是南京大屠殺的那個地點啊，他們好多人哪，就是以藤田茂為主的，跪下謝罪，自己干啥玩意。所以說通過這個學習呀，從上到下改造都是發(fā)自于，從內心，發(fā)自于內心的�！�
幾乎是每參觀一個地方，每接觸一次群眾，都使得每一位戰(zhàn)犯的心靈產生了震撼。
參觀沈陽鐵西區(qū)的工人新村時，樓屋高聳，街道井然，綠樹成行的景象讓戰(zhàn)犯們耳目一新。曾擔任偽滿錦州警察局警務科長的鹿毛繁太不無感嘆：“過去的沈陽，我很熟悉。像今天這樣的飛躍發(fā)展，我感到驚奇。這一切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在沈陽郊區(qū)的大青農業(yè)合作社，曾任滿洲國牡丹江省次長，東安省次長，間島省省長的歧部與平，同十幾名將校級戰(zhàn)犯走進了一家姓徐的老大娘家中。
大娘家里寬敞整潔，墻上掛著毛澤東主席的像，箱子上擺著座鐘、熱水瓶和花瓶，炕上折疊著色彩鮮艷的被褥，婆媳倆穿戴樸素干凈。在交談中，徐大娘談到了新社會“吃得飽，穿得暖”，還掃了盲，“能寫短信了”。歧部與平有意問道：“那，您在偽滿那時候呢?”
“提起那個年頭，苦勁兒就沒法說了。”徐大娘一口氣講了許多不堪回首的往事，這使得歧部與平不斷回想起他任職期間那些橫征暴斂、草菅人命的罪行，深感慚愧不安。后來他實在忍不住，坦白了他當年的惡行，并向老人鞠躬謝罪，流淚跪在老人面前。其他幾位也受到感染，一再向徐大娘表示要好好接受中國政府的教育改造。其中有一位后來還寫下了一首詩，詩中寫道：
“大青村啊，中國的村莊。你在紅旗下，又巍然地站起來。我看見，老婆婆在幸福的微笑。”
“我看見自己的過去，是多麼罪惡，多麼可鄙�！�
“偉大的中國人民啊，請?zhí)帥Q我吧。雖在九泉之下，我仍然感激你。”
日本人曾在鞍山建有“昭和制鋼所”，并認為是舊中國工業(yè)的“中軸”。1945年“八.一五”潰敗前，日本關東軍運走、燒毀了所有技術資料，破壞了生產設備。他們發(fā)狠地說，讓中國人去種高粱吧!要想恢復鋼鐵生產，至少也要二十年。當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熱氣騰騰的現代化企業(yè)時，沒有一個不驚嘆。當年曾經親手制定“全滿(洲國)鋼產計劃”，又多次視察過鞍山的偽滿洲國二號人物古海忠之說：“今天我親眼看到，中國人在這里沒有種高粱，三年時間就把它恢復了，而且遠遠超過了偽滿洲國時期年產量的最高紀錄�！彼B呼：“驚人!”“偉大!”
在天津，戰(zhàn)犯們參觀了剛剛公私合營的中天電機廠和仁立毛織廠。毛織廠的私方經理介紹了中國民族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并一一回答了提問，爾后說：“你們這些問題，我認為基本是人生觀問題。我的人生觀變了。我希望實現一個永無剝削壓迫，人人都過美滿生活的社會。國家繁榮富強，大家幸福，對我自己也有好處，誰能不為給子孫造福而高興呢?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給我們資本家指出了光明道路，符合我自己成為光榮勞動者的愿望�！�
這種現身說法立刻激起了戰(zhàn)犯們的熱烈掌聲，他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曾經作為剝削者的人講出如此動人的肺腑之言。有位叫做渡邊一雄的日本憲兵準尉說：“中國共產黨真?zhèn)ゴ�，把舊社會改造成了新社會，把剝削者改造成了勞動者……還把他選為全國人民代表……我們這些人，只要聽從改造，前途也是光明的�！�
在武漢，當年盤踞湖北的日軍第三十九師團的戰(zhàn)犯，聯名寫信向武漢市人民委員會悔罪;
在濟南，當年在山東捕殺中國軍民4900多人，燒房1800多間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的戰(zhàn)犯，分別給山東城鄉(xiāng)人民寫請罪書;
在河北，制造震驚中外的潘家戴莊大慘案的日軍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遙向1200多名中國受難者的英靈三鞠躬;
在杭州，參觀了在日寇殺人場上建立起來的麻紡廠后，當年參與作惡的戰(zhàn)犯紛紛懺悔，有十四人請求當場處決;
……
事實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鈴木啟久感概萬千：“原來被嘲罵為‘小偷的國家’、病夫子的國家’、‘只有消費，沒有生產的國家’、‘講虛禮的民眾’，現在是‘路不拾遺的國家’、‘生產的國家’，是‘身心健康，文明禮貌的民眾’了，因為中國的社會制度改變了�！�
藤田茂則一言以蔽之：“社會參觀，是一次極為深刻的無言教育�！�
藤田茂于1956年6月被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判處18年徒刑。法庭宣判后，審判長問他“對審判有什么話要說”時，藤田痛哭說：“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于萬一，我在中國人民的法庭面前低頭認罪。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給了我新的生命。我在莊嚴的中國人民正義法庭上宣誓，堅決把我的余生獻給反戰(zhàn)和平事業(yè)�！薄�1963年2月，他被提前釋放回到日本�；貒院螅贿x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積極開展日中友好、反戰(zhàn)和平運動。1965年、1972年兩次率領“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代表團訪華時，都受到了周恩來總理接見。1975年他率團并攜妻女最后一次訪華。其間再一次痛哭流涕地說道：“我無時無刻不在懺悔；我們從前的罪孽是多麼深重啊!”
余緒：兩種不同的“以德報怨”
新中國對日本戰(zhàn)犯實行改造，進而“寬釋”政策，可以說是一種“以德報怨”的政策。當時有不少人對此舉的深遠意義還不大了解。在沈陽和太原審判過去近50年后，中央電視臺采訪了一位當年撫順管理所的干部，問道：“你們曾經離他們那么近，對他們的罪行應該了解是很清楚的，但是現在該判死刑的沒有判死刑，該判重刑的無罪釋放了，你能理解嗎?”
那位干部回答：“這個我們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說過這句話，就是說敵人哪，就是說放下武器啊，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說人哪也不是鐵板一塊，就是說他就是不是頑固不化的，所以我們只要方法政策對頭，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那位干部還說：“在東京開的軍事法庭啊，像東條英機他們，都判死刑、判絞刑，我們總共用了2個多月的時間審判，他們用2年半的時間，至死沒有一個人認罪。所以我們真正把這種罪大惡極的犯人改造過來了，個個認罪服法，所以這一點上來說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除了管教干部，當年的一些直接受害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沈陽法庭作證年齡最大(65歲)的證人農民李作芹。在宣判后的當天下午，見到了前來法庭采訪的記者于木。他對于木說：“說真的，今天宣判了我真高興。那會兒，東西被搶了，房子被燒了，人被殺死了......要說伸冤麼，向哪兒去伸冤啊!能湊合著活下來就不容易了。現在，您瞧，敵人都低了頭，認了罪。這都是過去辦不到的!我們國家有力量了，有地位了。好，敵人既然認了罪，我們就寬大�！�(見《日本戰(zhàn)犯是怎樣認罪的》 《世界知識》 1956年第13期)
在這里值得一提的還有我國國際法學家梅汝璈先生。日本投降后，他曾受國民黨政府的指派，代表中國出任東京法庭的法官。為了將東條英機等罪犯處以極刑，面對極其復雜的科刑局面，他“把頭發(fā)都急得花白了”。他使盡渾身解數，講盡千言萬語，才促成了法庭對東條英機等7名戰(zhàn)犯的判決(后據專家分析，只贏得了一票之微弱多數)。東京法庭解散后，梅汝璈拒絕了國民黨政府“司法部長”的高位，毅然投向共產黨。沈陽審判的判決公布后，擔任了全國人大代表的梅汝璈，這位曾經在東京力主將東條英機等判處死刑的法學家，此時發(fā)表了談話，他說：“中國政府對日本戰(zhàn)爭犯罪分子的處理是嚴正的，同時也是非常寬大的�！薄啊荒钆f惡’、‘與人為善’是中國人民的傳統(tǒng)美德。中國和日本是近鄰，為了和平的長遠利益，我們應該著重看到未來，而不要只看到過去。”“我們這種處理表示著對對日本人民的極端曠達的胸懷和意愿同他們友好合作、和平共處的真誠愿望。”(《新華月報》1956年第14期 第150頁)
歷史總是留下太多的遺憾。就整個日本戰(zhàn)犯而言，在新中國接受改造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數，都受到了蔣介石政權和美國政府的“以德報怨”政策的恩惠。這種“以德報怨”政策的背景，是蔣介石是為了準備發(fā)動內戰(zhàn)，美國為了扶日反蘇。簡言之，隨著二戰(zhàn)后的國際形勢變化，美、蔣、日很快就不計較彼此間的前嫌，迅速走到一起聯手反共。
從1946年2月起，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中，國民黨政府陸續(xù)在南京、上海、北京和臺北等地成立了審判日本戰(zhàn)犯法庭。這些法庭共受理戰(zhàn)犯案件2435件，判處死刑案110件，其中南京軍事法庭專案審理了南京大屠殺一案，判處了從日本引渡回中國的主犯谷壽夫及殺人比賽的劊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等人死刑。但是，蔣介石、何應欽等人出于利用日軍力量進行反共內戰(zhàn)的考慮，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竭力施加影響，致使不少戰(zhàn)犯逃脫了應受的懲處，特別是引起舉國嘩然的罪大惡極的原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的“無罪釋放”。岡村寧次等一批戰(zhàn)犯，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黨的軍事顧問。1946年8月和10月，東京法庭曾兩次發(fā)傳票，要求中國政府將岡村寧次押送到東京受審，但是蔣介石不但不交，而且于1946年11月正式聘用岡村寧次為軍事顧問。
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寫道：“停戰(zhàn)后，中國官民對日本人的態(tài)度出乎意料的好……根本原因則是蔣委員長8月15日的‘以德報怨’的偉大廣播演說�！�(張承鈞主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第271頁)特別令岡村寧次印象深刻的是，國民黨方面“對投降后的日本軍人不以‘俘虜’稱呼，而稱為‘徒手官兵’。”“這點給予我們精神上的好感�！�(同前書 第272頁)事實上，岡村寧次對蔣介石的想法一清二楚，是他從蔣介石在抗戰(zhàn)中的表現看出來的：“蔣介石則以其直系最精銳的胡宗南軍駐扎于接近中共根據地延安附近的西安一帶。該軍除在河南作戰(zhàn)時曾派出一、兩師兵力之外，基本上未曾與日本軍作戰(zhàn)過，一直用于監(jiān)視延安。”(同前書 第273頁)因此，岡村寧次在其《停戰(zhàn)后對華事務處理綱要》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延安方面仍堅持抗日辱日態(tài)度，我方應采取斷然措施對付之�！�(同前書 278頁)在南京簽訂日本投降書的時候，岡村寧次是這樣描述他的心情的：“當小林總參謀長捧呈投降書向何總司令敬禮時，何總司令出乎意料地起立答禮，由此可見何應欽將軍的溫厚人品。我對這次前所未有的投降儀式，當然心境不佳，但也盡量保持沉著。后來在會場上看到何應欽將軍的態(tài)度后，認為是向中國最親近的人投降，亦感謝然�！�(同前書 第281頁)
簽訂投降書的第二天，“9月10日上午，何總司令要求會面。我(指岡村寧次—引者注)率今井副總參謀長、小笠原參謀前往總司令公館。落座后，何總司令指出：‘日本卸除了武裝，今后可以真正做到中日和平提攜。彼此都要努力�！�(同前書 第282頁)擁有豐富的“剿共經驗”岡村寧次，就是通過昔日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何應欽、湯恩伯，向蔣介石提出提供“剿共經驗”以“立功贖罪”的。1946年4月，岡村寧次寫出了《消滅共產黨軍隊之戰(zhàn)略戰(zhàn)術》。蔣介石閱后大為欣賞，馬上命令以《剿共指南》的形式大量印發(fā)給國民黨各級軍官。岡村寧次就這樣在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下逃避了審判。岡村寧次對蔣介石一直竭力相助。蔣介石敗退臺灣后，岡村寧次為了“報恩”，除了自己親力親為外，還先后介紹和組織過他所熟識的百余位老部下，不遺余力地到臺灣幫助訓練國民黨軍隊。據說蔣緯國和郝伯村等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都接受過這些戰(zhàn)犯的“精英課程”的培訓。
至于美國，當初對日本戰(zhàn)犯的“以德報怨”是為了對付蘇聯。日本后來一直充當美國在亞洲的反共橋頭堡的角色。日本的右翼勢力在美國的默許下不斷壯大，以至于發(fā)展到今天右傾化竟然成為了這個國家的主流。
不可忽視的是，蔣介石對日本戰(zhàn)犯的“以德報怨”，對后來的日本右翼勢力的發(fā)展可以說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否認當年侵華日軍的暴行，其主要“論據”中有一條：如果日軍象你們大陸中國人所說的那樣野蠻殘暴，當年你們的蔣總統(tǒng)為什么沒有追究他們的責任，反而對他們那么友善?由此可見，當年在中國的日本軍人，并沒有犯什么罪�，F在你們大陸上中國人所宣傳的日軍罪行，只不過是捏造的不實之詞而已。這種“論據”在日本相當流行，以至于今天否認“南京大屠殺”等罪行的日本人比我們想象的多得多。
對照美蔣的“以德報怨”，當年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親自指導下創(chuàng)造的對日本戰(zhàn)犯改造的奇跡，更能彰顯其世界性的積極意義。新中國對日本戰(zhàn)犯的成功改造，充分反映出人類正義的感召力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本質，生動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開設五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專程趕來的一位日本記者意味深長地說：“綜觀世界史，像中國這樣的戰(zhàn)犯改造是絕無僅有的。戰(zhàn)犯們是真正地覺悟，成為新人，這不僅是中日兩國的財富，也是全人類的財富�！�
由此可見，新中國對日本戰(zhàn)犯的“以德報怨”的政策，是建立在改造人，促使壞人改惡從善的目的之上的；而美國和蔣介石政權對日本戰(zhàn)犯“以德報怨”的政策，則是建立在利用人，不辨是非，只要能幫助打擊異己就扶持的目的之上的。岡村寧次回國后除了努力幫助蔣介石備戰(zhàn)“反攻大陸”外，還于1955年擔任了日本舊軍人組織“戰(zhàn)友聯盟”副會長，后改任“鄉(xiāng)友聯盟”會長、名譽會長(該組織至今還是日本右翼的骨干組織)，積極從事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動，一直到死。對照藤田茂等人組織的“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兩種“以德報怨”產生的后果真可謂有天壤之別。兩者孰優(yōu)孰劣，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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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戰(zhàn)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