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史書造謠自己的領袖，真是千古奇聞！
學習了這些毛主席著作，還有一個感覺，老人家一直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與整個官僚集團做斗爭。這對于我們理解他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有幫助，這也是為什么當下的權貴階層害怕“文革”的原因，誰不順著這些官僚階層誰就是“文革余孽”，更是那么多權貴想方設法詆毀、污蔑、造謠毛主席的原因�？蓡栴}是自己的史書造謠、栽贓、陷害自己歷史上最重要的領導人，真是千古奇聞！
其實，學習了毛劉周陳鄧的著作，我反而覺得，如果毛主席真的家長制、一言堂就好了，他的“個人專斷作風”，不是來早了，而是來晚了，如果早一些專斷、早一些“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可能早就糾正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狀況可能好得多。假設各級領導按照他的要求儲備一些糧食，怎么會有后來那么嚴重的饑荒呢?如果毛主席真的一言堂，該有多好!
大躍進如何受到干擾和破壞？
趙坤 · 2021-05-19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為了混淆是非，把所謂錯誤扣到毛主席一個人頭上，《黨史》第二卷第500頁至503頁“四、‘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是這樣運用春秋筆法的。
誰在大躍進期間犯有嚴重錯誤？
一、黨史第二卷描述大躍進教訓的春秋筆法
為了混淆是非，把所謂錯誤扣到毛主席一個人頭上，《黨史》第二卷第500頁至503頁“四、‘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是這樣運用春秋筆法的：
第一段第一句話就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當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遭受的一詞嚴重挫折。”一棍子先打死再說。也許怕人們接受不了，接著說什么毛澤東主觀意愿是好的�？瓷先ナ菫槊飨_脫，其實是進一步坐實，這是文人顛倒黑白慣用筆法。第二段，“當時，人們根據(jù)以往的經歷真誠地相信，……似乎沒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誰相信“沒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書里沒說。但是看了上下文，你肯定認為這就是說的毛澤東。
總之，所謂大躍進教訓就是因為毛澤東不尊重規(guī)律，犯了嚴重錯誤，任意胡為，作者套用《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說法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fā)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卞e誤是毛澤東的，其他人只是“不少領導同志”有錯誤。“不少領導同志”這個詞很絕妙，給人的感覺是“少數(shù)同志”，“更由于毛澤東同志”放在“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前面的搭配更絕妙，很容易給人只有“毛澤東同志”犯錯誤，其他人沒錯誤的感覺。
這種說法，應該是最權威的了，但是，我不信，因為我認真研讀過毛劉周陳鄧五人此一時期已經公開的權威著作，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
二、毛劉周陳鄧五人大躍進時期的著作情況
《毛澤東文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陳云文選》、《鄧小平文選》都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于1990年代編輯出版的，即在均在“決議”之后幾乎同時編輯出版，有可比性。人都是一批人，指導思想都是一種指導思想。
因為這些著作集不是全集，即不是他們那一時期所有文字的集合，所以哪些文章收入選集，哪些不收入選集，一定很有講究。因為“決議”的基調是批判毛澤東的錯誤，肯定劉周陳鄧等人為糾正這些錯誤做的努力，所以為了證明“決議”的“偉大”和“正確”，一定會按照這樣的原則選擇文章：
如果此一時期毛澤東有文章明顯地表現(xiàn)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肯定入選“文集”。
相反，劉周陳鄧四人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他們的著作集；而此一時期他們的明顯地表現(xiàn)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文章則不一定入選。
之所以說這種推斷是合理的，還有一個根據(jù)，陳選和鄧選都是經過本人審定的，他們又都是出臺“決議”的男一號和男二號。你想想。
1958年1月至1960年12月，整整三年，《毛澤東文集》收錄文章69篇，《劉少奇選集》收錄文章1篇，《周恩來選集》收錄文章3篇，《陳云文選》收錄文章5篇，《鄧小平文選》收錄文章2篇。不愿隨聲附和做跟屁蟲的，應該把這80篇文章找出來，看一看，比一比�！ �
三、“大躍進”期間哪個主要領導人使“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個運動是不是錯誤，或者說是錯誤為主還是成績?yōu)橹�，近年有不同觀點，本人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這期間的成績和問題，而不是一概否定。不過我們暫且按照官方說法認定為錯誤，即“‘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那么，是誰造成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是不是官方說的“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我們來翻一翻1958年——1960年中央幾個主要領導人這一時期的著作看看他們說了什么來判斷判斷。
(一)劉少奇說了什么
劉少奇在“大躍進”期間是中央一線工作第一位的領導人。《劉少奇選集》兩卷，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上卷收錄1926年5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收錄1950年——1965年6月重要文章，其中大躍進期間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專門講“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的，不僅與大躍進的錯誤沾不上邊，與糾正大躍進錯誤也沾不上邊。因此，我們從《劉少奇選集》中無法判斷劉少奇對“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推波助瀾還是抵制，不能斷定他對此負有多大責任。
但是作為第一線最主要的領導人，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三年之中他不可能只有這么一次講話。合理的解釋是，他此一時期的其他講話、文章均明顯地表現(xiàn)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而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一篇沒有。
(二)周恩來說了什么
《周恩來選集》兩卷，上卷收錄了1926年12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收錄了從1949年12月——1975年的重要文章�！吨苓x》收錄了“大躍進”期間的文章三篇，《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1960年7月14日、15日)。
《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這是在全國政協(xié)報告會上的報告，講了當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項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這是在全國政協(xié)茶話會上的講話，要求老同志發(fā)揮余熱，多帶一帶年輕人。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這是在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所做報告的一部分，回顧了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
這三篇文章，同樣，不僅與大躍進的錯誤沾不上邊，與糾正大躍進錯誤也沾不上邊，即便《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批判了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也是為了歌頌毛主席的，證明毛主席英明偉大的。因此，我們從《周恩來選集》中也無法判斷周恩來對“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推波助瀾還是抵制，不能斷定他對此負有多大責任。
但是作為國務院的主要負責人，一貫一心為公勤勉工作、鞠躬盡瘁的周總理，在長達三年時間里不可能只有這么三篇講話。同樣合理的解釋是，他此一時期的其他講話、文章均明顯地表現(xiàn)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而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一篇沒有。
(三)鄧小平說了什么
有人認為鄧小平在這一時期實際上是中央一線第二位的領導人，后來實際上也是“劉鄧”并列的。貴為黨中央副主席，黨內排名高于鄧小平的陳云所領導的財經小組，也要時不時向鄧小平領銜的書記處匯報工作，比如擬定1959年鋼鐵指標時，陳云組織冶金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研究反復研究財經小組取得一致意見后，專門向書記處進行了匯報，書記處批準后才提交政治局、毛主席討論批準。
鄧小平沒有選集，他的重要著作收錄在《鄧小平文選》里，《鄧選》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1993年11月在全國公開發(fā)行。第一卷收錄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錄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錄1982～1992年期間的重要著作。《鄧選》在“大躍進”時期的文章兩篇，《辦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1960年3月25日)。
這兩篇文章就不介紹內容了，看標題就差不多了。因此，我們從《鄧選》中同樣看不出鄧小平對“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推波助瀾還是抵制，同樣不能斷定他對此負有多大責任。但是，從1993年出版前，小平同志是經過審查的，作為“決議”的男一號，如果小平同志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文選。換句話說，小平同志，此一時期基本沒有抵制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的言論。
同樣合理的推斷是，小平同志此一時期明顯地表現(xiàn)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講話、文章，肯定不會入選，否則與“決議”的基調自相矛盾。我們同樣也不能相信，黨務、政治、經濟等等全都分內的書記處，其負責人三年內只有這么兩篇文章。最起碼的，1958年制定1959年鋼鐵指標時，財經小組向鄧總書記為首的書記處匯報了的。所以，合理的解釋是，小平同志抵制或糾正左傾錯誤的文章、講話一篇沒有，其他講話、文章均是明顯表現(xiàn)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因此不能入選。
(四)陳云說了什么
陳云建國前長期負責組織工作，是中共“五大書記”之外的第六大書記，比鄧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國后陳云一直主持全國經濟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陳云一生重要文獻收錄在《陳云文選》中，《陳選》共三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陳云同志1926-1985年的重要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躍進”時期文章五篇：
1.《總結經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和《保證基本建設工程質量的幾個重要問題》，分別是是陳云同志1958年12月23日和26日在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xiàn)場會議上的講話和會議總結。講話和總結指出1958年基本建設方面出現(xiàn)了一些質量問題，分析了這些問題的原因，要求基本建設必須重視工程質量，從基本建設實際出發(fā)抓好設計、材料、施工等問題。比較務實。但，這只是工程質量的具體問題，還上升不到國家層面的經濟工作問題。
2.《給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1958年6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小組，陳云任組長。1959年4月陳云同志給財經小組諸位同志寫了這封信，主要談了兩個方面的問題，“最近就市場問題和計劃方法問題，想了幾點意見”。
“先說緩和市場緊張狀態(tài)問題”，“一、糧食要省吃儉用”，“二、組織豬、雞、鴨、蛋、魚的供應”，“三、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四、壓縮購買力，認真精減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運輸緊張，要優(yōu)先安排供應市場物資所需要的運輸力量，特別是要安排好短途運輸所需要的勞動力”。
“再說編制1960年計劃的方法問題”，兩個方法，即編制計劃時誰加上誰等于誰，別忘了還要考慮什么什么因素。
從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緒，但也沒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話。
3.《落實鋼鐵指標問題》。人們在批判“大躍進”時，一般都揪住畝產萬斤和大煉鋼鐵說事。很多人說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如何如何，我們看看陳云在1959年怎么說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陳云在會上就鋼鐵指標問題做了長篇發(fā)言。
“鋼材的可靠指標和爭取指標的問題”。陳云認為1959年鋼材指標900萬噸、鋼產量1300萬噸是比較可靠的，全年鋼產量1500萬噸也是可能的。
在生產組織上，陳云對土法上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鐵和鋼的質量的關鍵�！鉀Q焦炭質量的問題，首先是要解決洗煤問題。洗煤能力的情況是：大型的機械化洗煤廠今年大約可以生產一千九百五十萬噸，新建的洗煤廠(大部分是簡易洗煤廠，設備正在專案解決)可以生產五百五十萬噸，兩項合計是二千五百萬噸。另外，還要用土法生產洗煤二千萬噸�！毖蠓ㄍ练◣缀醺髡家话�。“煉焦方面的建設規(guī)�！由习l(fā)揮原有的煉焦能力，也只能滿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萬噸，仍然需要用土法生產來解決。自然，洗過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煉成好焦，但是還要掌握好技術。對此，必須有足夠的重視�！薄瓣P于耐火材料。……這些原料，用機械化開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開采和搬運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标愒撇⒁�，“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鋼材產量初步定為九百萬噸，鋼產量初步定為一千三百萬噸，也請政治局再給財經小組一些時間，考慮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鋼產量定為一千五百萬噸的意見。”
今天人們對1958年土法大煉鋼鐵頗多微詞，但是當年人們并不那樣看，起碼陳云到1959年5月對土法大煉鋼鐵還很支持，這其實也說明當年土法大煉鋼鐵確實解決了不小的問題，遠遠不是今天人們認為的那樣，一說土法就全是缺點，誰主張土法誰就是極左，完全不是這樣。
1959年中國實際完成鋼產量1122萬噸，沒有完成陳云主張的爭取指標1500萬噸，也沒有完成可靠指標1300萬噸，這說明1959年的鋼鐵指標確實定高了。
但是從整篇講話看，陳云對于1300萬噸的鋼產量是經過全面考慮、認真計算的，聽取了冶金部六次匯報，還綜合了國家計委重工業(yè)計劃局、國家經委冶金局的意見，財經小組經過了研究，“富春、一波、趙爾陸同志”也都意見一致，鄧小平為總書記的書記處也開會進行了討論，然后提交政治局。應該說程序上是十分完備的，絕對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樣某人拍拍腦袋就定了的，更不是毛澤東同志一言堂、家長制說定就定的。。
5.《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政治局討論同意1959年鋼鐵指標后，陳云同志于5月15日給毛主席專門寫了一封信�；緝热菔菆猿智拔牡挠^點，大意是鋼材指標900萬噸、鋼指標1300萬噸，冶金部認為指標太低了，有分歧。陳云請求毛主席，“希望同財經小組的幾個同志，包括鶴壽同志，一起向你匯報一次。請你有空時找我們�！�
從以上五篇文章，我們看到，陳云同志對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是比較重視的，而且對1959年鋼鐵指標估計有點高于實際。但是，不能因此就斷定陳云同志抵制或糾正左傾錯誤，但也不能因此斷言說“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對于“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承擔什么責任，當然也無法證明陳云沒有責任，起碼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從《陳選》的出版年份也可以做這樣的判斷，如果陳云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文選;而如果此一時期的文章顯示有比高估鋼鐵指標的錯誤更大的話，則不一定入選。
不過，八、九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否定甚囂塵上，對“大躍進”全盤否定之時，陳云還同意把前面兩篇鋼鐵指標的文章收入文選，可見陳云是實事求是的。同時，也讓我感到，陳云的這種錯誤可能在當時與他人相比可能是十分輕微的。
(五)毛澤東說了什么
我們都知道，1958年——1960年這幾年是中國發(fā)生大事比較多的年份。這一時期美蔣勾結演出一幕幕陰謀劇，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阻止臺灣獨立陰謀;西藏發(fā)生叛亂；中印戰(zhàn)爭；與蘇聯(lián)決裂等等。經濟建設僅僅是毛澤東考慮的一部分工作。那么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說了些什么呢?我們來翻一番毛主席的著作。
《毛澤東選集》曾經公開發(fā)行過五卷，前四卷收錄了從1925年12月1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中國革命時期的重要著作，已經不再發(fā)行的第五卷也只收錄到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fā)言的節(jié)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毛選》中我們看不到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但是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八卷《毛澤東文集》填補了這個空白，其第七卷、第八卷時間跨度為1956年1月至1975年7月。這兩卷收錄了毛澤東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講話、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經濟方面的或涉及經濟工作的29篇。我們再次重復那個推斷：按照《決議》的基調，如果毛主席此時期明顯“左傾”的文章，肯定會入選，不然怎么呼應《決議》呢?
通過反復學習《毛澤東文集》在“大躍進”期間的著作，我從其中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字能顯示出來老人家在“大躍進”期間是“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滿了理性，他從一開始就對高指標提出懷疑，從1958年起就開始糾正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
1958年1月毛主席親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他在這個草案的第六十條要求“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shù)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jié)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埾蚋刹亢腿罕娊忉屒宄�，免除誤會�！彼Ｍ约荷僮鳇c實際工作，多做點理論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當時是有一些樂觀情緒的。但是這種樂觀絕對不是驕傲自滿、急于求成，而是對戰(zhàn)友們的信任。也許，在大好經濟形勢面前，老人家覺得可以靜下心來干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比如考察黃河、研究哲學等。但是，隨著他退居二線不久，今人所說的急于求成的錯誤在經濟領域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卻“泛濫開來”。
以下是毛主席這一時期有關經濟工作的部分文章，大家來看一看老人家是不是“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1.《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毛澤東講話中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內容以《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為題收入文集。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發(fā)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交換、反對急于求成。例如，“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yè)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薄疤岢珜嵤虑笫�，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度嗣袢請蟆纷詈靡潇o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現(xiàn)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xiàn)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xiàn)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F(xiàn)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薄艾F(xiàn)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lián)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薄艾F(xiàn)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fā)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qū)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
這么多年來，有人說毛主席只提倡糧食生產，反對商品生產，純粹胡說八道。其實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譚震林等人的報告中給“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的批示中就要求《農業(yè)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
2.《記者頭腦要冷靜》。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與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說：“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fā)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薄疤搱蟛缓�，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jù)多報的數(shù)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瞞產和虛報都是錯誤，但性質有不同，瞞產是為了多照顧農民利益，虛報是急于求成，在這兩者之間，毛主席旗幟鮮明反對急于求成，連著說了三個“危險性”或“危險”。對于瞞產，毛主席卻給予了同情，說明他是站在農民角度考慮的。其他領導人對瞞產和虛報的態(tài)度，我們從他們的著作里找不到，是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還是今天有什么不方便?
吳冷西同志1987年發(fā)表了回憶錄《憶毛主席》，第七章回憶了毛主席1958年10月找他談話，要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慎重報道高指標、浮夸風，要做“冷靜的促進派”。第八章“實事求是”，回憶了1958年11月包括這次的多次召見，以下是吳冷西同志回憶錄中關于第二天，即11月22日找他談話的一段，回憶錄中的標題是“頭腦發(fā)熱”，照錄如下：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談話，主要是談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他特別提醒我：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態(tài)度。
“毛主席的談話是從當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協(xié)作區(qū)組長談話說起的。看來毛主席對下午的會議很有感觸，他跟我們談話時仍處于亢奮狀態(tài)。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區(qū)組長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產指標，首先是鋼的指標。原來的指標是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毛主席設想可否把鋼產量的指標從3000萬減為1800萬噸。他原想說服他們，結果反而是各組長力圖說服毛主席維持原來的指標。毛主席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jù)。他們有的大區(qū)明年要增加鋼產兩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公里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guī)定5年內才修2萬公里，他夸下�？谝荒晖瓿�，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
“毛主席又說，其實1800萬噸鋼的指標不是機會主義，能否完成還是個問題，因為今年(1958年)預計煉出的1000萬噸出頭的鋼產量中，好鋼只有850萬噸，看來鄭州會議讀了幾天書并沒有解決思想問題，大家頭腦還是發(fā)熱。1958年鋼鐵翻一番就使得6000萬人上山，鬧得天下大亂。明年再來個翻一番以至翻幾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說，一定要壓縮空氣。空氣還是那么多，只不過壓縮得體積小些，不要虛胖子，要結實些。我看明年要減任務，工業(yè)這樣，農業(yè)也這樣。去冬今春修了500億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億土方了，要減下來。
“談到這里，毛主席說明他找我們來是為的把壓縮空氣的精神趕快告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他說，現(xiàn)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fā)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fā)熱�！�
看一看，毛主席“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嗎?
3.《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中央十二個部的同志寫了十二個報告，……所提指標和根據(jù)要切實研究一下。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標根據(jù)不充分，只講可能，沒有講根據(jù)，各部需要補充根據(jù)。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么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
“報告總要有充分根據(jù)。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說明什么時候可以過關。比如，鋼鐵的兩頭設備——采礦和軋鋼沒有過關，究竟什么時候可以過關?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為什么那時候可以過關?要說出個理由和根據(jù)。又比如，機械配套為什么配不起來，究竟什么時候配得起來，有什么根據(jù)?”寫報告要有依據(jù)這是再普通不過的道理，今天一個科長拿著沒有依據(jù)的報告給處長看，處長肯定扔出去。但是，當年黨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個部的十二個報告卻連基本的依據(jù)都沒有。
“(四)作假問題。鄭州會議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稿，現(xiàn)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xiàn)在橫豎要放‘衛(wèi)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苯又先思覍呙�、綠化、除四害三個方面的急于求成斬釘截鐵地說不信。“上面規(guī)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xiàn)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嘈抛骷僖惨稿e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對這一段筆者有三點說明：一是從下到上造假很嚴重；二是對于下面的造假，中央有人信，誰信不知道，反正毛主席不信；三是1958年鋼產量1100萬噸，老人家不信。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guī)格不行。經濟事業(yè)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yè)的區(qū)別�！似鸪埠斔啊�，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干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干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面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guī)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說，他的家鄉(xiāng)河北某地，過春節(jié)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zhàn)，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干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么辦?現(xiàn)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干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從這一段看，毛主席的心與群眾是連在一起的，對于群眾抵制上級亂下命令的“造假”是支持的，但是官僚階層卻是他們對立的，這對于我們理解老人家發(fā)動文革也許有幫助。
4.《一個教訓》。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關于腫病死人情況向中央的檢查報告上長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xiāng)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顯是反對省委給縣鄉(xiāng)下達的指標太高，提醒他們下任務不要超過群眾的承擔能力，同時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絲毫的驕傲自滿、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評他們把指標定得太高，“千鈞重擔壓下去”。
5.1959年3月15日《黨內通信》。這期間毛主席有三篇《黨內通信》，越過中央辦事機構越級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這么做?搞不懂，但可以想象老人家按照工作渠道實在不能把自己的聲音傳達下去了。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黨內通信》是寫給各省、市、區(qū)黨委第一書記的。針對當時把公社甚至縣做為基本核算單位等“共產風”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隊做為基本核算單位。也許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不同意見，可能別人嫌他進入共產主義的腳步太慢，他只好要求聽聽群眾的意見�！拔腋杏X這個問題關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對于已經做了決定的河南“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開的縣的四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干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薄翱傊凑杖罕娨庖娹k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苯Y尾處是“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
6.1959年3月17日《黨內通信》。這一篇也是寫給各省、市、區(qū)黨委第一書記的，討論“關于縣和公社的會議問題”，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聽取群眾的意見，一定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與群眾打成一片”，“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結尾處是“以上只是當作建議，究竟如何處理較為適宜，請你們考慮決定”。
以上這兩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討的語氣，沒有哪一句有絲毫的驕傲、武斷。在討論具體工作方法時就像一個老師手把手教學生寫字那樣耐心，甚至叮囑“縣開會時，公社各級都要留人領導生產，或交替到會，不誤農時。”由此可推斷當時的“熱度”有多高，這位黨的主席不得不潑潑冷水降降溫。
7.1959年4月29日《黨內通信》。這第三篇《黨內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寫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六級干部的，直接寫給小隊級干部是不是反應了他對糾正左傾錯誤的無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yè)的�！币还擦鶄�問題：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guī)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xiàn)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比昵拔疑现袑W時，政治老師講大躍進時畝產多少萬斤如何如何，說毛主席出身農民居然還信畝產萬斤。當時我雖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現(xiàn)在明白了，老人家連畝產八百斤都不信，怎么會相信畝產萬斤?如果全黨，甚至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也像他老人家一樣這么冷靜，后來的饑荒可能要好很多。在這里，毛主席允許下級“根本不要管上級規(guī)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xiàn)實可能性”。也許，高指標從中央到省、縣一路壓下去，毛主席很無奈，只得號召基層群眾對抗高指標。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人“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記得曾看過批判“大躍進”期間無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見，密植錯誤不能按在毛主席頭上。毛主席反對的態(tài)度多么堅決：“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蹦男┤酥鲝垺坝苡谩�?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層領導，而且不在少數(shù)。
“第三個問題，節(jié)約糧食問題�！�“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薄澳昴陜σ稽c”，“經過十年八年奮斗”，能說這是急于求成嗎?如果這能形成黨內共識，后來餓死人的事會少很多。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講真話本來不是個問題，但是從黨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強調講真話來推斷，當時“浮夸風”是多么嚴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講“同現(xiàn)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yōu)楸Ｊ刂髁x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比绻义e了那是最好的，語氣中流露出了無奈和焦慮。后來的事實證明了老人家的正確，證明了老人家的擔心不是多余的，證明了老人家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傳朱總說的那樣，“每次大家反對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證明大家是錯的，他是對的”。革命年代是這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是如此。是誰在一直唱高調，導致后來的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不敢妄下斷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絕對不是那個唱高調的人。
8.《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jié)選)》。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會議上，毛主席一再強調人民公社要有一個發(fā)展過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要消滅生產隊所有制，批評了“共產風”。與他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反對“一大二公”、“一平二調”是一脈相承的。隨后，他還親自起草了《鄭州會議紀要》，“規(guī)定了”“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苯裉烊珖�2000多個縣長不知有哪個還親自起草會議紀要。
黨史第二卷胡說八道什么人民公社既要全面負責這，也要全面負責那，“生產大隊負責生產管理和部分經濟核算，生產隊則只是一個具體組織生產的基本單位”[1]，妄圖把“一大二公”的帽子推給毛主席。可是讀了毛主席的書，我們才知道，毛主席始終是堅持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到底是誰一直抵制毛主席劃小核算單位的要求，堅持“一大二公”?又有誰有這個能量呢?
9.《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1959年3月29日關于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大會情況的報告上寫的批語，批評“共產風”是“劫財”。把“共產風”說成是“劫財”，意思是誰刮“共產風”誰就是劫匪。可見老人家對“共產風”是多么痛恨。
10.《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說道：“我們現(xiàn)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梢钥煲稽c，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見，毛主席壓根就沒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11.《糧食問題》。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政治局會議期間為印發(fā)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7月4日《關于1959年至1960年度糧食分配和糧食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寫了長篇批語。其中一句：“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以前總聽說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只種糧食，不給自留地，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邊。
12.《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jié)選)》。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組織了讀書小組。毛澤東組織的讀書小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這個讀書小組從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lián)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主席發(fā)表了許多談話。文集里收錄的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談話的一部分，這些談話中，毛主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系統(tǒng)的、全面的闡述，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都有指導意義。文章很長，建議朋友們讀一讀。比如其中說到“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這話我們聽起來好像很耳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比如“‘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這不就是特色理論嗎?
13.《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看了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的《會議情況》第二期后，針對當時重新刮起來的“共產風”、浮夸風，專門給“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寫了長篇批示：“山東發(fā)現(xiàn)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qū)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guī)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黨中央主席五次三番都制止不了“共產風”、浮夸風。對比毛主席1958年起糾正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語氣，起先是商量的口氣，后來越來越嚴厲，到1960年春開始比較嚴厲了。其實毛主席是一貫民主的，不愿意采取家長制作風武斷命令，從這幾年糾風態(tài)度的對比我們不難得出這個結論。至于到1960年春開始有些“不處理不行”的語氣，絕對不是武斷。
14.《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指出當時的消極方面“突出的表現(xiàn)是‘五多五少’”：“會議多，聯(lián)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關于中央方面，我們將采取處理辦法�？磥硪荒暌獙@個‘五多五少’問題談兩次，至少談一次。中央幾年前曾對這個問題發(fā)過指示，后來沒有再過問(主要指‘五多’中的會議多，文件表報多)，自己也有官僚主義，不能只怪別人。本文及附文，應登黨刊�！�一個退居二線的黨中央主席，親自起草這樣的文件，從這個文件中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到“中央”對幾年前要求“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后來沒有再過問”，“自己也有官僚主義，不能只怪別人”，顯示出毛主席對于“中央”克服“五多五少”不力的官僚主義不滿。
15.《徹底糾正“五風”》。1960年11月15日給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批示，要求徹底糾正“五風”，“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钡�1960年底，“五風”還是很嚴重。毛主席關于糾風的語氣也越來越嚴厲，但這不是野心家們說的“武斷”，而是一種“焦急”。
這個批示中有這樣一段：“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jù)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這里說的中央指示是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內容共十二條：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xiàn)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guī)模的家庭副業(yè)。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jié)約勞動力，加強農業(yè)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fā)動群眾，整風整社。中央這個糾正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的指示信可能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我的依據(jù)是沒有收入《毛澤東文集》，但肯定不是劉周陳鄧主持起草的，否則肯定收入他們的著作集。我估計應該是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因為不僅他在督促十二條的落實，這十二條與他這幾年對“五風”的態(tài)度也是一脈相承。
接著，在11月28日，他又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區(qū)黨委發(fā)出指示信《永遠不許一平二調》�？梢娎先思壹m正“五風”之迫切。
16.《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毛主席有很長的插話，其中一部分以《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為題收入文集。指出“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一定要堅決退賠”。稱公社從農民手里拿來很多東西是“‘黑手’起家”。指出“‘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薄耙痪帕柲晏鞛母罅耍说溡瞾砹�。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只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yè)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
從1958年起，毛主席一直在糾正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的錯誤�？墒牵�1960年底“五風”仍然很嚴重。這個時候，國家已經很困難了。那么到底是誰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重復1958年的錯誤？如果按《決議》的說法，到底是誰在“嚴重地泛濫”“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呢?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是毛主席在“嚴重地泛濫”“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我們看到，到1960年底，毛主席糾風的語氣，已經十分嚴厲了。這難道叫武斷?
17.《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對于中央工作中的錯誤，他總是勇于承擔責任，包括那些他一直在糾正的中央的工作錯誤他也承擔下來，從來不推諉。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主席寫了《十年總結》，其中的一部分《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收入文集�！拔冶救艘灿羞^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4]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fā)，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睂τ诮涍^那么多部門研究、那么多決策機構討論確定的1959年完成1650萬噸鋼的責任，他毫不猶豫地承擔下來。如果說毛主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需要承擔什么責任的話，最多是承擔一點領導責任，在一線主持經濟工作的，或者直接擬定經濟計劃的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這些年，“大躍進”式思維充斥各個領域，比如 中央電視臺大肆宣揚奢侈腐化思想、為美歐欺壓第三世界人民鼓與呼，國家統(tǒng)計系統(tǒng)一級一級虛報數(shù)字，黑礦山和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中國人民被當成小白鼠做轉基因實驗，兩房債券3760億美元打水漂連個聲響都沒有，凡此種種導致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也沒見哪個領導人承認錯誤。據(jù)《環(huán)球時報》披露，“兩房”破產，中國就損失了376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四五年的軍費開支。2011年，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全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760億美元的國家也只有20來個，象南非、阿根廷這樣的G20國家都沒有達到3760億美元。有誰向中國人民做個解釋?2011年夏天，外管局居然聲稱，這些外匯儲備跟中國老百姓沒有關系，繞口令似的說什么借方、貸方、資產、負債，再他娘的哪一方也是損失了，怎么跟中國老百姓沒有關系?大領導怎么看，不知道，大概也是這個態(tài)度，要不怎么跟沒事人似的，吭都不吭一生呢!說遠了。
另外，毛主席這一時期的著作中，要求儲備一點糧食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果各級干部真按毛主席的要求儲備一點糧食，后來的饑荒可能要輕得多，甚至不至于餓死人。還有一些與經濟問題無關的文章也可以證明毛主席在“大躍進”時期根本沒有驕傲自滿情緒，比如1959年2月21日同喀麥隆人民聯(lián)盟代表和幾內亞、肯尼亞、馬達加斯加青年代表談話時，諄諄告誡：“整個非洲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跟著帝國主義走的人，而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在非洲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要犯錯誤�！壳胺侵捱@種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般說來，整個非洲的斗爭還是長期的。一不要以為馬上可以勝利，明天早上就勝利，要準備長期斗爭。如不作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而帝國主義那么強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為主，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如果像有人以為的那樣，毛主席此時已經狂熱了，應該向非洲人民提出趕快建設共產主義才對呀，怎么會叮囑他們“要準備長期斗爭”呢?
從以上這些文章來判斷，“大躍進”期間，毛主席的頭腦一直是非常冷靜的，根本沒有因為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而忘乎所以。毛主席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根本沒有重大錯誤，絕對不是官方說的：“更由于毛澤東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相反，是他在一直糾正別人的錯誤。正像他自己在1959年4月說的那樣，“同現(xiàn)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學習了這些毛主席著作，還有一個感覺，老人家一直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與整個官僚集團做斗爭。這對于我們理解他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有幫助，這也是為什么當下的權貴階層害怕“文革”的原因，誰不順著這些官僚階層誰就是“文革余孽”，更是那么多權貴想方設法詆毀、污蔑、造謠毛主席的原因。
黨史第二卷陰險地說，“自從嚴厲地批評反冒進以后，黨內領導層的民主生活開始不正常，家長制、一言堂作風盛行，……把完成許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工作任務，都說成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樣憑主觀意愿和主觀愿望辦事、頭腦發(fā)熱、急于求成，……就成為難以避免的了”[5]。誰家長制、一言堂?沒說是誰。但是，下一段你再看看就知道我為什么說他們陰險了。“這種頭腦發(fā)熱的現(xiàn)象，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有，而且在當時的黨員干部中較為普遍地存在”，看起來缺點錯誤人人有份，但是誰也不會跟那些“一貫正確”的比如胡耀邦之類聯(lián)系起來，只會把全部責任推給毛主席一人。可是，問題是“這種頭腦發(fā)熱的現(xiàn)象”根本與毛主席無關，純粹是造謠，栽贓，陷害!自己的史書造謠、栽贓、陷害自己歷史上最重要的領導人，千古奇聞！
其實，學習了毛劉周陳鄧的著作，我反而覺得，如果毛主席真的家長制、一言堂就好了，他的“個人專斷作風”，不是來早了，而是來晚了，如果早一些專斷、早一些“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可能早就糾正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狀況可能好得多。
假設各級領導按照他的要求儲備一些糧食，怎么會有后來那么嚴重的饑荒呢?如果毛主席真的一言堂，該有多好!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1]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498頁。
[2] 會議時間1958年8月17日至30日
[3] 會議時間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
[4] 會議時間1959年4月2日至5日
[5]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5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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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毛主席要在農村大辦人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