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第三份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原創(chuàng) 歐洲金靴 金靴RedBoy
導讀：如何系統(tǒng)性、科學性、以人民為導向得將這百年的黨史歷程、特別是關于改革開放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評價給出一錘定音的結論，這對于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洪流中的中華民族，意義莫大。
文 / 歐洲金靴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審議了《關于十九屆中央第七輪巡視情況的綜合報告》，并決定于11月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
關于十九屆六中全會，近期提及的主要議程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
為什么要“重點研究、全面總結”，會上給出的說明很通透：“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在建黨百年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斗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zhàn)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xù)奮斗的需要。”
由此，不禁令人期盼的是，11月份召開的六中全會，會否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乃至向全世界共產黨與無產階級陣營，誕生一份新的、也是黨史上第三份、建國后第二份《決議》？
回眸前兩份在1945年和1981年均曾引發(fā)過全國性思潮震蕩和國際共運波瀾起伏的我黨的歷史決議，此番如若再度祭出《新決議》，其之于2017年10月后“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運前途，意義必然重大，影響必將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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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正式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當時，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對黨史經驗作出系統(tǒng)總結，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
《決議》總結了黨從1921年成立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這一時期、特別是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這一時期的正反兩方面的斗爭經驗、對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了正式總結。
這份《決議》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成果、也是歷史成果，就是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
《決議》在第一段就鮮明地指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chuàng)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
《決議》在最后又滿懷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這份對毛主席領導地位和理論正確的絕對自信，宛如一道石破天驚的長虹貫穿整個黨史，直到今天依舊光耀東方，沒有任何人、任何勢力可以去推翻毛主席在我們黨百年歷史中無可爭議的領袖位置。
不論是逝去的毛主席本人，還是永遠活著的毛澤東思想，以1945這份《決議》為奠基，毛主席于史冊中的形象正式被具象化。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45決議》中的話決不是一般的口號，而是全黨全軍發(fā)自內心的共識。
《45決議》從1941年醞釀到1945年最后通過，前后歷時四年多的時間，貫穿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甚至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偉大產物。
因而，談《45決議》就不得不談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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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比如在1941年10月13日，當時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主席、稼樣同志、弼時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五人組成，以毛主席為首，委托稼祥同志起草文件，文件名稱為《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委員會領導路線的結論》（草案）——但是，正是由于當時全黨還沒有開始整風，黨的高中級干部還沒有集中學習和研究總結過去中央領導路線的是非問題，認識上還有相當的局限性。
可以看到，今年以來隨著《覺醒年代》等黨史劇的熱播，1921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輿論界講得非常多、宣傳力度也不可謂不大。
但是縱觀《45決議》誕生之前的黨，這個從一開始就被黨員、也是被時代所要求“代表著最廣大工農階級利益”的黨，其真正邁向成熟、割除所有錯誤路線在肌體上留下的傷痕記憶的，正是延安整風運動。
甚至可以說，所謂“建黨”，這個黨真正被建成，也是到了延安整風的成功洗禮、到了自1935年毛澤東被確定為核心近十年之后，這個人民政黨、無產階級政黨的完全被建立、成熟性和底色度均被“刷新”，才算真正的落定。
整風開展之前，彼時黨內教條主義故態(tài)復萌，廣大黨員干部思想認識不統(tǒng)一，在軍事和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思路不一致。
1935年的遵義會議雖然結束了“左”傾錯誤的統(tǒng)治，但并沒有作思想上的徹底清算 。
1937年11月 ，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后，憑借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思想上給黨造成嚴重混亂 。
從1937年末至1938年夏，毛主席曾自稱，在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這充分說明了王明在當時仍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而延安之外，國民黨反動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八路軍、新四軍被蔣氏集團誣為“新式軍閥”，我根據地被傳為“變相割據”。
也是在那時，1943年5月，共產國際被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旋即“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黨”“取消陜北特區(qū)”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如果沒有這么一場延安整風，組織意識和核心意識就不可能重新深入全黨人心——而這兩個意識是造就“毛澤東思想戰(zhàn)無不勝”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通過延安整風與同時期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區(qū)的各級機構、軍隊各層戰(zhàn)士開始更加系統(tǒng)性地認識到自己作為革命的一員是在為誰而戰(zhàn)，以及如果在革命中陷入迷茫時，應該去向誰尋求答案。
從延安整風之后，當毛主席的人民領袖地位被進一步深化時，黨領導的革命事業(yè)勢如破竹：從武漢會戰(zhàn)之后至1943年中，日寇軍隊只對“正面戰(zhàn)場”的國軍只進行了一些有限規(guī)模的進攻，而用于對敵后戰(zhàn)場作戰(zhàn)（五次大規(guī)模掃蕩）的兵力，則分別達到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
毛主席指揮的的敵后戰(zhàn)場，抗擊日軍（不包含關東軍）的比例分別為62%、58%、75%、63%、58%。
僅1941、1942兩年，日軍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我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掃蕩”就達到132次，使用萬人以上至七萬人兵力進行的“掃蕩”達到27次。
通過延安整風，黨領導的敵后作戰(zhàn)趨于成熟，凝聚起了越來越廣泛的群眾力量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沒有延安整風的勝利，就不會有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45決議》的問世。
但是很顯然，今天的文藝界和資本圈對延安整風并沒有多少投資興趣。借著黨慶的熱度，都一窩蜂地把視角轉入1921年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這應當看做是一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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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黨史的研究其實在黨成立以后不久便開始了，包括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鄧中夏等人，都曾經從不同角度對黨的早期歷史作過很有價值的探討和研究。
不過總體而言，抗戰(zhàn)以前對黨史的研究還處在自發(fā)的、孤立的和零星的狀態(tài)，缺乏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和總結。
作為鮮明的對比，《45決議》起草的過程，以及六屆七中全會會議的過程，則是我們黨對自己的歷史第一次進行了體系性、縱向式的總結和反思。
從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到成功“糾右”卻又容許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傾向的八七會議；從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zhàn)的刺激下再次發(fā)作的“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到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占據統(tǒng)治地位……
正是在這個不斷深入認知的過程中，40年代初的延安，全黨對于毛澤東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逐步在討論、研究、辨析中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識，最終形成了堅定維護毛澤東同志核心和領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1942年時，少奇同志指出：“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煉的堅強干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
1943年，在延安整風期間的一次政治局會議的發(fā)言中，恩來同志又語：“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
當年10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朱老總在講到自己在黨領導下革命二十年的經歷時也說：“實踐證明，有毛主席領導，各方面都有發(fā)展；照毛主席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主席辦事的本事�！�
弼時同志當時也說：“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我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新民主主義論》、《論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又看到毛澤東在處理國共關系、領導整風運動以及對各種政策之掌握，我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作為參作人之一，聞天同志在《45決議》的修改過程中，曾在末尾加了這樣一段話：“大會欣幸的指出：黨經過了自己的一切成功與失敗，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第一次達到了這樣的一致與團結!這是要勝利的黨，是任何力量不能戰(zhàn)勝的黨！”
需要看到，聞天同志自己是親身經歷過“左”傾路線錯誤領導的，還一度在黨內負了“總責”，他的這段話可以說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黨在經歷了一系列成功與失敗后形成了一股共識。
正是有了這樣的共識，也才能自1935年毛澤東被確立為核心后，我們的中央能夠在偏遠貧瘠的陜甘寧邊區(qū)，一不發(fā)錢，二不發(fā)槍，三不發(fā)糧，就靠著滴滴答答的電報，指揮黨在全國的組織和武裝；能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能夠始終保持一錘定音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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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5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參與的干部們進行了多次討論，后在1945年三四月間進入加緊階段，高崗同志、富春同志、劍英同志、榮臻同志、伯承同志、陳毅同志、朱瑞同志、林楓同志等負責的各個組連續(xù)開會，夜以繼日。
所有討論中提出的重要意見，都會及時向毛主席匯報。黨中央、毛主席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則會認真地研究了這些意見，將合理的有益的意見盡量吸收在《決議》中。
第一次修改中，是毛主席將題目第一次確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在結尾部分加寫了：“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這段溫暖又堅定的話。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主席又對曾受“左”傾路線打擊迫害的同志進行了書面的平反昭雪，以及對遵義會議的意義等作 了重要的修改和補充 。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團結而平反，為同志去污濁，老人家的仁心真的從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稿件上，毛主席還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后印若干份，編號發(fā)給40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通過�！�
《45決議》的起草，充分發(fā)揚了黨內民主，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晶。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開幕的預備會議上談到《決議》時說：“我們現(xiàn)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沒有大家提意見，我一個人就寫不出這樣完備的文件�！�
歷史事實和檔案材料明確無誤地表明，這其中貢獻最大的始終是毛主席。
是毛主席，挽救了黨和紅軍在轉危為安過程中的命運；也是毛主席，重塑了黨和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對于歷史和未來的準確把握。
即便是三十五年后的1980年，當小平同志在主持組織《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份新的《決議》——的起草班子時，也必須向手握筆桿子的同志們鄭重承認并強調：“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從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到六屆七中全會提出‘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其間整整十年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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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一份新的決議，史稱《81決議》。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通過了由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81決議》最重要的歷史作用，是就黨的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歷史地位、毛主席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與指導意義，給出一個在當時急需的總結和評價。
《81決議》出爐之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工作在當時終于算是被完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紅色革命傳統(tǒng)正式讓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精神與會議路線。
所以《81決議》可以說是“承前啟后”。
對于很多人而言，它是一座五指山；對于很多人而言，它又是一柄尚方寶劍。
《81決議》究竟是什么，取決于你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
對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毛主席發(fā)動這場運動的初心，我個人愿意遵照并十分認同小平同志1972年8月3日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所述的評語：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察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為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
“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不知道有多少同志讀過2001年版本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俗稱“舊版《簡史》”。
在舊版《簡史》里關于文革的板塊，其收尾堪稱一字不差摘抄了一遍《81決議》，對毛主席的所謂“三七開”也進行了超大篇幅的絮叨，也對文革的所謂“錯誤性”進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但是在今年2月出版的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其文革板塊的收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融入進了建國前二十七年的歷史長河中，并對這二十七年做了非常大氣磅礴的評價定義。
我摘錄如下：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獨創(chuàng)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
“我們黨領導人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了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國社會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
“我們黨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認識：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發(fā)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提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分兩個步驟，進而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分兩個階段；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尊重價值法則，大力發(fā)展商品生產；提出必須正確區(qū)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等�！�
“這些獨創(chuàng)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新版《簡史》從207頁到213頁，足足超過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詳實論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在經濟、科技、工業(yè)、基建、農業(yè)、軍事、文化、外交等各個層面的成就，堪稱粉碎了所有關于文革的印象流謠言。
此處太多，我就不摘錄了。
我想要摘錄的一段、也是作為引出那十年我國各領域巨大成就篇章的一句話，是新版《簡史》增加了一個對于文革的思考，這兩句話在舊版本中是沒有的：
“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qū)別的。這一時期，我國國民經濟出現(xiàn)較大起伏，但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
這句防止某些西方勢力借潑污文革來否定新中國、否定中國革命的話，原本是源自《81決議》的。
但是在2001的舊版《簡史》中未使用，而在新版《簡史》中卻得到引用，這很有趣。
跋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領袖曾經說過：“現(xiàn)在，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xiàn)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的趕考之路。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我們一定要繼續(xù)考出一個好成績，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展現(xiàn)新氣象、新作為�！�
平均約四十年起草問世一份《決議》，作為總結，亦是作為反思，這從歷史的演進節(jié)奏和國內國外形勢劇變的層面考量，第三份《決議》如若當下推出，都是合理也合乎人民期待的。
如何系統(tǒng)性、科學性、以人民為導向得將這百年的黨史歷程、特別是關于改革開放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評價給出一錘定音的結論，這對于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洪流中的中華民族，意義莫大。
同時還需看到，一份歷史決議的出臺，往往直接預示、甚至決定著未來一個時期路線的鋪平。
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三天，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被正式確立，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毛主席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準備。
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耀邦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并在次年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2021年，2022年，呼喚一份屬于人民的《決議》，呼喚一屆屬于人民的大會！
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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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