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與中華民族復興的歷程
孫占元 云阿云智庫•偉大斗爭
導讀：從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期間，中華民族為探索救亡圖存之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和不懈奮斗，變法圖強、反帝愛國、振興中華的疾呼，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聲浪，既延緩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進了近代中國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
來源：《河北學刊》(石家莊)2015年第20154期
作者：孫占元
作者簡介：孫占元，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 濟南 250103 孫占元(1958- )，男，山東省文登市人，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主要從事晚清史研究。
內容提要：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復興與認同經歷了多種路向和選擇。孫占元認為，從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期間，中華民族為探索救亡圖存之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和不懈奮斗，變法圖強、反帝愛國、振興中華的疾呼，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聲浪，既延緩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進了近代中國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李帆認為，辛亥革命前后，是中華民族認同的關鍵時期。“政治民族”認同與“文化民族”認同，是考量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點。由此而言，辛亥革命前“中華民族”并未得到普遍認可；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建立，才使得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統(tǒng)一起來，中華民族認同終得實現(xiàn)。俞祖華認為，在近代中國，“民族精神”概念與民族復興觀念幾乎是同步生成的。民族精神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深厚積淀，但其只有與時俱進、不斷創(chuàng)新，通過攝取時代精神才能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有機統(tǒng)一，進而匯聚成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精神動力。
關鍵詞：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民族認同；甲午戰(zhàn)爭；辛亥革命；民族精神
標題注釋：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研究》(14AZS013)。
日本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給近代中國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華民族為探索救亡圖存之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奮斗。有感于甲午戰(zhàn)敗的危局，康有為發(fā)出“外患乃以興邦”的呼聲，維新派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把維新變法與救亡圖存有機結合起來；孫中山率先打出“振興中華”的旗號，發(fā)動革命運動，倡導三民主義，致力于革命救國以謀求民族的復興；義和團運動提出“扶清滅洋”口號，抵抗八國聯(lián)軍的侵略，為延緩中國被列強瓜分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甲午戰(zhàn)后的十余年間，這三支愛國救亡力量或先后、或交織地活躍于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政治舞臺，在近代中國民族復興的歷程中發(fā)揮了各自的作用，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外患乃以興邦”：維新變法與救亡圖存
“中國維新之萌蘗，自中日戰(zhàn)爭生�！盵1](P42)“變法之說，發(fā)端于甲午，實行于戊戌�！盵2]時人的評價，充分說明了維新運動之興起與甲午戰(zhàn)爭的關系。
甲午戰(zhàn)前的許多仁人志士已意識到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危機，積極尋求救國的方略。鴉片戰(zhàn)爭時期，林則徐、魏源提出仿造外國新式船炮和“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開近代中國海防思潮之先河。19世紀六七十年代，馮桂芬提出“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3](卷下，《制洋器議》)的“自強”之道；薛福成等提出“中國多出一分之貨則外洋少獲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奪外利以潤吾民，無逾此者矣”[4](P543)的“求富”主張；洋務派先后創(chuàng)辦了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企業(yè)。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引發(fā)的關于海防問題的大討論，其中心內容是如何防日，即“揣度日本情勢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為之備，于是有海防之議”[5](P337)。洋務派以變局觀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認為唯有整頓海防、變法用人，方有所期。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事件和1884年爆發(fā)的中法馬尾海戰(zhàn)后，清政府定下了“以精練海軍為第一要務”及“擬請先從北洋開辦精練水師一支”的調子。1888年5月，北洋海軍正式成軍。洋務派以“求強”“求富”相標榜，但甲午戰(zhàn)敗和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表明只注重器物層面變革的洋務運動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落后狀況。于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著力從制度層面尋求復興道路。
對于甲午戰(zhàn)爭所產生的影響，恩格斯在1894年11月曾指出：“在中國進行的戰(zhàn)爭給了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6](P674)甲午戰(zhàn)敗的創(chuàng)巨痛深，進一步喚醒了中華民族的群體意識。1895年5月，為阻止中日《馬關條約》的換約，康有為聯(lián)絡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發(fā)動公車上書，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強調“窮則變，變則通”，“與其以二萬萬償日本，何如以二萬萬外修戰(zhàn)備，內變法度哉”[7](P123)。緊接著，康有為寫下《上清帝第三書》，呈遞到光緒帝手中，其中指出：“夫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比于日本，過之十倍，而為小夷嫚侮，若刲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薄按耸デ宥儆嗄晡从兄笕瑁煜鲁济袼l(fā)憤痛心者也�！�“然殷憂所以啟圣，外患乃以興邦。”他提出汰冗兵而和營勇、廣學堂而練將才、厚海軍以威海外的六條變法建議，認為“鄧世昌捐軀報國，若加激勵，豈患乏人”[7](P139-144)。9月，他與文廷式、陳熾等組織強學會，在《京師強學會序》中大聲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7](P165-166)就甲午戰(zhàn)爭對民族覺醒的程度而言，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zhàn)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8](P1)何啟、胡禮垣在《新政始基》指出：“未之戰(zhàn)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則其醒者亦將哺糟啜醴，宜其醉醒無時也”，但是“一戰(zhàn)而人皆醒矣，一戰(zhàn)而人皆明矣”[9](P183)。陳熾在《上清帝萬言書》中也說：“以倭奴蕞爾小邦，遂能力制中朝。受此亙古未有之奇辱，使我中國之人，自上達下，稍有人心者，無不摧心失志，懷憤含羞，痛哭呼天，不能自己�！�①
維新志士們奔走呼號，越出康乾以來厲禁知識分子干政的成規(guī)。在甲午戰(zhàn)爭中曾一向主戰(zhàn)的光緒帝和許多朝廷官員也意識到形勢的嚴峻及殘酷。光緒帝在《馬關條約》簽訂前曾憤然說：“臺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10](P550)在戰(zhàn)后的“上諭”中又表示：“宵旰彷惶，臨朝痛哭……此中萬分為難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蓖瑫r宣誓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騖空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雹�翁同龢閱讀了陳熾的《庸書》、湯震的《危言》等變法著作，以及與傳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討論過聘請西人、采用西法進行改革的問題。
維新派既痛陳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又主張向西方學習。在那個年代，“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xiàn)代化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11](P1470)。1895年6月，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指出：“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與其相三條實美改紀其政，國日富強，乃能滅我琉球，割我遼臺。以土之大，不更化則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7](P153)1898年1月，有感于德國侵占膠州灣，康有為心懷“膠東之恥”趕寫了《上清帝第五書》，其中指出，“自東師辱后，泰西茂視”，“諸國眈眈，采頤已外”，因此必須“下發(fā)憤之詔”，以激勵“人心之志氣，然后訓練軍隊，大購鐵艦，沿海數(shù)十艘而習以海戰(zhàn)”。他向光緒帝建議，“擇法俄、日以定國是，愿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是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認為非采法俄、日，“不能為天下雄也”[7](P202-203)。隨后，他又第六次向清帝上書，即《請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折》。其中再次申述變法的重要性，并批駁頑固派對變法維新的種種責難。他指出，世界各國皆以變法而強，中國要想救亡圖存，必須全面變法�，F(xiàn)在朝廷雖有變法的用意，但“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舊僚攻之；不以為用夷變夏，則以為變亂祖制，謠謗并起，水火相攻”。故應效法“日本明治維新之始”，當務之急是采取三項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二曰開制度局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12](卷1)這是康有為首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變法維新統(tǒng)籌全局的具體措施。此外，康有為還在北京的官員和知識分子中間進行活動，于4月建立起保國會，參加者有在京官員和各省舉人200多人。保國會以救亡圖存相號召，其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經過康有為等人不斷催促，還有帝黨官員的積極活動，光緒帝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來實行變法。6月11日，光緒帝召見全體軍機大臣，決定“下詔定國是”進行變法，于是有百日維新。
這是近代中國采法俄、日以“為天下雄”的一次展示，也是以君主立憲制來取代君主專制制度的初步嘗試，將近代中國變革從物質技術層面推進到政治制度層面。百日維新雖然時間短，成效甚微，但終為以往所未曾有過的事情�！敖袢漳荇[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13](P567)。維新派對封建制度的種種批判，動搖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思想和政治基礎，傳播了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沖擊了人們的社會心理和社會觀念。特別是維新派通過辦學會，開學堂，沖破清政府例禁，初步形成國人議論時政的新風氣，使中國傳統(tǒng)社會“智慧驟開，如萬流潏沸，不可遏抑”[15](P156)。正如當時《字林西報》所描述的那樣，國人“對國事漠不關心的時代過去了”，大批仁人志士均懷著“改革一日不完成”便“不會一日休止”[14](P493)的熱望。同時，戊戌變法的失敗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歷史教訓。維新派以火熱的愛國熱情，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xiàn)變法維新，結果卻是：“戊戌六君子”血染京師，光緒帝被困于瀛臺，康有為、梁啟超出走海外。
戊戌變法失敗后的第二年，梁啟超有鑒于甲午戰(zhàn)爭的歷史教訓寫了《愛國論》。他指出，“甲午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焉。自中東一役，我?guī)煍】�，割地償款，�?chuàng)巨痛深，于是慷慨憂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優(yōu)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為國，今見敗于他國，乃始自知其為國也”[15](P65-66)。1900年，他發(fā)表《中國少年說》，強調“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fā)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16](P12)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首次提出“中國民族”概念，并把中國民族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是“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tǒng)，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fā)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二是“中世史，自秦統(tǒng)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shù)千年未經發(fā)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按藭r代今處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為二千年所未有。”[17](P11-12)1902年，梁啟超著《新民說》，著意論述了“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維新派思想家把救亡與啟蒙結合起來，仍在為民族復興作出新的努力。當然，在此時和稍后革命與改良的論爭中，革命思想逐步占據(jù)主導地位，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fā)展。
二、“振興中華”：革命救國與國家的復興
在近代中國，正式提出“振興中華”的是孫中山。他正是由于甲午戰(zhàn)爭的影響而率先發(fā)出這一吶喊，成為時代強音，并由此完成了由主張改良到革命的轉變。于是，“中國之革命，發(fā)軔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18](P114)。
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一個月，孫中山經過數(shù)月的醞釀，于1894年6月到天津向李鴻章上書，陳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治國大計，并以日本為例進行對比，他指出，“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也后于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其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反觀中國，“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國家每舉一事，非格于成例，輒阻于群議者”[19](P15)。李鴻章則以“甲書旁午”為由，婉拒了孫中山的上書。7月25日，日本挑起豐島海戰(zhàn)，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從天津來到北京的孫中山，所見所聞是京師正忙于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可謂邊海烽火告警，京師宴安升平。
有鑒于此，孫中山深刻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既“日本命將遺師，侵入吾土，除宅居戰(zhàn)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開釁之舉者”。而“中國睡夢之深，至于此極”[19](P52)。他本想通過上書以“冀九重之或一垂聽”，但事與愿違。于是，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國檀香山創(chuàng)立興中會。《檀香山興中會章程》指出：“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shù)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fā)奮為雄，無敵于天下。乃以庸奴誤國，涂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huán)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因此，“特聯(lián)絡中外華人，創(chuàng)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19](P19)。從此，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振興中華”的旗幟下，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清朝的腐敗統(tǒng)治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1895年2月，香港興中會成立。《香港興中會章程》較之《檀香山興中會章程》加進了“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和設立該會以“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等不少文字，尤其是規(guī)定接收會員以“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為其父母邦竭力，維護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為條件，并“必要當眾自承其甘愿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19](P21-22)。是年10月，孫中山策動廣州起義，與清廷公開對立。1900年發(fā)動惠州起義，惜未成功。孫中山曾回顧說，在廣州起義失敗時，人們還視其為“亂臣賊子”，而到惠州起義失敗后，“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表明“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20](P235)。這樣，隨著1900年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和先后侵占天津、北京，義和團運動也以失敗而告結束，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并向列強表明清政府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樣，由于外國資本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擴張、掠奪和控制，民族矛盾進一步深化，使得以推翻清政府這個“洋人的朝廷”的革命運動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正如1902年曾師從康有為求學于萬木草堂后又傾向革命的歐榘甲在《新廣東》中所指出的，“自中日戰(zhàn)爭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他指斥清廷：“所謂朝廷政府者，日食吾民之毛，日踐吾民之土，我民之深仁厚澤，諒既洽入其心矣，宜何如激發(fā)天良，感恩圖報，以致我國之富強，以報我民于萬一。乃不惟尸位無能，不稱其職，而且忘恩背義，賣國賣民，則我中國四萬萬之股東，其默爾而息乎�！�[21](P279-280)
1904年，是農歷甲辰年，爆發(fā)了為爭奪中國領土而進行的日俄戰(zhàn)爭。孫中山指出，日俄戰(zhàn)爭實際上是這兩個國家在爭奪亞洲的霸權，中國之所以成為列強利益糾紛的場所，其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衰弱與腐敗，強調必須防止歐洲列強趁機掠奪中國。孫中山說：“全世界的注意力，現(xiàn)在都集中在遠東，這不僅是由于俄國與日本間正在進行著的戰(zhàn)爭，而且也由于這樣的事實，即：中國終究要成為那些爭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主要斗爭場所。歐洲人在非洲的屬地——迄今為止，這一直是歐洲列強之間斗爭的焦點——現(xiàn)在大體上已經劃定了，因而必須尋找一塊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領土和擴展殖民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東亞病夫’的中國，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這樣一塊用以滿足歐洲野心的地方�！�孫中山批駁了西方流行的所謂“黃禍論”論調，即“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與豐厚的資源，如果它覺醒起來并采用西方方式與思想，就會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威脅”。他明確指出，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zhàn)爭，那只是為了自衛(wèi)。只有當中國人被某一外國加以適當訓練并被利用來作為滿足該國本身野心的工具時，中國人才會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19](P248-253)。
孫中山在奔走革命的過程中，既呼吁中國必須改變現(xiàn)存的專制制度而實行民主共和政體，同時還闡發(fā)了趕上西方強國以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思想。1905年8月，他在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指出，中國通過向西方學習，不僅“足以突駕日本”，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19](P283)。10月，他在《〈民報〉發(fā)刊詞》中闡發(fā)其三民主義思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同時，孫中山還表達了振興中華民族的情感：“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fā)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夸嫂。”[19](P288-289)這表明中國同盟會以三民主義的政綱來“奮發(fā)振強”，是對興中會振興中華思想的升華。隨后，孫中山又在給外國友人的信中進一步指出，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的復興，將是全人類的福音”[19](P319)。這非常清楚地表明：“振興中華”與“國家的復興”是內在統(tǒng)一的。
因而，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孫中山等革命派所倡導民族主義，其核心內容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那么如何來認識這種“反滿革命”問題引起世人的關注。對此，孫中山曾作出非常明確的回答，“民族主義，并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們并不是限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同時，他還指出，“中國數(shù)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種政體，不是�？棵褡甯锩梢猿晒�。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因此，“推倒?jié)M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19](P325)。此后，章太炎于1908年在《排滿平議》中也指出：“排滿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傅刃其腹哉？”“吾儕所執(zhí)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而今之政府，為滿洲所竊據(jù)，人所共知，不煩別為標目，故簡略言之，則曰排滿云爾�！盵22](P51)在三民主義的召喚下，人們愈來愈覺悟到，無論是為了延長清王朝的命運進行一些改革，或是通過“種族革命”以恢復漢族帝國的統(tǒng)治，還是在不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搞君主立憲，都不可能挽救國家危亡的命運和走上文明進步的道路。
中國的歷史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而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1911年12月30日，孫中山有感于武昌起義后全國響應，“風云泱動，天下昭蘇”的情形，充滿激情地寫道：“昆倉之山，為黃河之源，渾渾萬里，東入于海，中有偉大民族，代產英杰，以維其邦國；吾黨義烈之士，對茲山河，雄心勃郁，其亦為任艱巨，以光吾國而發(fā)揮其種性乎!”[19](P579)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申明：“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同時，孫中山還就領土之統(tǒng)一、軍政之統(tǒng)一、內治之統(tǒng)一和財政之統(tǒng)一作了闡述。他強調：“滿清時代借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后國家經費，取給于民，必期合于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經濟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23](P2)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第一章總綱強調：“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僅三個月便讓位于袁世凱。由于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迫使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只能以“愈挫愈奮”戰(zhàn)斗精神發(fā)動二次革命、三次(護國)以至四次(護法)革命。盡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它畢竟開啟了思想解放、政治變遷、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閘門，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推進了民族復興的進程。
三、“扶清滅洋”：義和團運動延緩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
19世紀末興起的義和團運動，與甲午戰(zhàn)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華北民眾所受的困境直接相關。它是甲午戰(zhàn)后西方列強加緊侵略和瓜分中國的產物，也是中國人民奮起挽救民族危機的必然結果。
日本通過甲午戰(zhàn)爭從中國攫得巨額賠款、土地等權益后，其他列強紛至沓來，大肆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1897年，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出兵侵占膠州灣，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發(fā)生的嚴重事件。如果說1894年孫中山所痛陳的瓜分豆剖還處于“實堪慮于目前”的狀況，1895年康有為所指出的中國處于強鄰之中已是岌岌可危，那么甲午戰(zhàn)后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與德國侵占膠州灣事件則開啟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在甲午戰(zhàn)前，德皇威廉二世就提出“要及時地在中國沿海占領一個堅固的據(jù)點”的圖謀。他的這個愿望在德國參加的三國干涉還遼時進一步暴露出來，就是由此“可以從心懷感激的中國得到一塊地方作為海軍基地和加煤站之用。”③當然，德國畢竟還是使用武力于1897年11月強占了膠州灣，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以“租借”為名強租中國港灣，把山東變?yōu)槠鋭萘Ψ秶�。緊接著，俄國軍艦強占旅順口和大連灣，把東北變?yōu)槠鋭萘Ψ秶�。英國不僅強租威海衛(wèi)，還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并強逼清政府同意其在長江流域的特權。法國則通過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等活動，把兩廣與云南作為其勢力范圍。同時，清政府為籌集對日戰(zhàn)爭賠款，三次向俄、法、英、德銀行團借款，并加緊對國內的搜刮。外國教會勢力也乘列強瓜分中國之機，加緊進行宗教滲透。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在山東爆發(fā)了義和團運動。
山東在甲午戰(zhàn)爭中受到日本侵略軍的進攻，飽受戰(zhàn)禍的苦難。尤其山東是遭受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和宗教滲透較嚴重的省區(qū)，民教沖突異常尖銳。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山東活動猖獗，到甲午戰(zhàn)爭后全省108個州、縣中，有72個州、縣建立了教會活動的據(jù)點，共有大小教堂1300余處，傳教士150余人，僅天主教徒就有8萬人。面對教會勢力的橫行不法，廣大群眾始乃抱怨，繼而為仇，先后在曹縣、巨野、沂水、平度、威海、臨清、即墨、冠縣等地掀起反洋教斗爭，教案迭起。每次教案后，教會勢力便要挾清政府鎮(zhèn)壓群眾，勒索賠款，進一步激起山東人民和地方官的不滿④。山東巡撫張汝梅曾就德占膠州灣后“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的情形奏報清廷，認為“民氣遏抑太久”，有“川壅則潰之勢”[24](P13)。于是，長期以來聚積在群眾中仇視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通過義和團運動爆發(fā)出來。1898年3月，山東冠縣的義和拳眾聞“來有洋兵”，于是聚眾“亮拳”。10月，趙三多、閻書勤在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威縣)蔣家莊率拳民起義，打起“順清滅洋”旗號，揭開了義和團運動的序幕。隨后，義和團在直隸不斷發(fā)展，并進入京、津地區(qū)，直接威脅著列強在華的侵略利益。對于這段歷史，嚴復曾這樣描述，“中國自甲午中東一役，而情實露，自庚子內訌，而情實愈益露”；“中國近二三十年，教案之起，不絕于時，而以乙未山東、庚子直隸二者為最大。乙未一案，德人乘便以奪吾膠州之軍港，俄英尤而效之，旅順、威海，相隨已去。蓋中國北方，從此無門戶。”[25](P115、191)
因此，從中國民眾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斗爭逐步發(fā)展為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加緊瓜分中國的斗爭，正是義和團運動興起的必然歷史邏輯。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能夠初步意識到正是外國的侵略造成了“禍亂中華”的狀況，即“混亂擾攘均由洋鬼子招來”；并表示他們“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26 (P112)。雖然義和團的反侵略意識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維新派相比有些簡樸，但認識的基點和指向是一致的，均在不同層面上體現(xiàn)出挽救民族危機的迫切要求。因而，在當時就有人對義和團的反侵略之舉作了較為客觀的評述。如柳堂《宰惠紀略》云：“中國受外國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壓，人人銜恨，無以制之。一旦傳聞義和拳燒洋樓毀電桿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稱快。”[26](P403)義和團運動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斗爭，順乎民意，合乎民心。正如一位御史在奏折中所說：“方今天下強鄰虎視，中土已成積弱之形，人心憤激久矣。每言及中東一役，愚父老莫不愴然泣下，是以拳民倡議，先得人和，爭為投錢輸粟。倡始山東，盛于直隸，現(xiàn)傳及各省。所至之處，人多羸糧景從。父老莫可拴束，妻子不阻挽，獨悻悻以殺敵致果為心。”[24](P178)
義和團以“壇”或“場”為基層組織，在各壇口或場口門旁一般紅底三角形大旗，書有“順清滅洋”、“助清滅洋”、“興清滅洋”、“保清滅洋”、“扶清滅洋”等字。特別是1900年春，當?shù)蹏髁x試圖派兵入侵中國和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招撫政策日益占上風的時候，“扶清滅洋”的旗幟不脛而走，成為各地義和團的主要口號。雖然這一口號并不是義和團通過對社會主要矛盾進行科學分析后提出來的，但它卻反映了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扶清滅洋”的口號對義和團運動的迅速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曾吸引了廣泛的群眾，并使一些地主官僚也卷了進去，擴大了反帝斗爭的基礎。但它也不免有一定消極因素。如提出“扶清”，雖然具有保國的含義，卻又將“中國”與“大清”等概念相混同，表明義和團在主觀上并不反對清政府，也不反對封建制度；它提出“滅洋”，固然接觸到了救亡的時代主題，卻又對洋人、洋教和西方思想統(tǒng)統(tǒng)排斥，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這一口號，模糊了清朝專制統(tǒng)治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后來成為清王朝得以利用、控制、甚至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義和團的重要原因。同時，不少義和團組織規(guī)定了“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違朝廷法，滅洋人，殺贓官”[27](P142)的戒條，因此得到了廣大勞苦群眾的支持，使其隊伍迅速發(fā)展和壯大。
義和團運動的發(fā)展，嚴重威脅了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利益。1990年4月，美、英、法、德四國公使聯(lián)合照會清政府，限“兩月以內，悉將義和團匪一律剿除，否則將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兩省，代為剿平”[28](P169)。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等八國拼湊了二千多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的率領下，乘火車由天津向北京進犯，開始了八國聯(lián)軍的侵華戰(zhàn)爭。與此同時，列強已經策劃了更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各國增兵大沽口。6月17日，聯(lián)軍攻占大沽炮臺，從大沽登陸，打開了進攻天津和北京的門戶，進一步擴大侵略戰(zhàn)爭。21日，清政府發(fā)布宣戰(zhàn)上諭，隨后又在電旨中說，“此次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于挑釁”，令駐外使節(jié)向各國解釋宣戰(zhàn)出于被迫的苦衷，并保證“現(xiàn)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24](P186、203)。可見，清政府在宣戰(zhàn)后，雖然曾命令團民與清軍共同防御京、津，但它也為自己的投降留了一條后路。這表明，由慈禧把持的清政府宣戰(zhàn)的實質只不過是利用義和團，借以發(fā)泄對列強在廢立大阿哥問題和以武力威脅問題上的不滿情緒，并伺機鎮(zhèn)壓義和團。面對八國聯(lián)軍的侵略，義和團和部分清軍一起頑強抵抗。8月14日，聯(lián)軍攻占北京，為爭奪在華權益進行爭斗。沙俄要挾清政府以承認它獨占東北為條件，表示承認李鴻章為全權議和代表，支持慈禧太后繼續(xù)執(zhí)政，主張立即從北京撤出各國軍隊，進行議和。英國則主張扶植光緒帝，不承認李鴻章為議和代表，反對聯(lián)軍從北京撤兵。德國仍繼續(xù)派遣軍隊來華，計劃攻占煙臺，進而獨霸山東，提出懲辦慈禧，以此恫嚇清政府，賺取更多的權益，反對立即議和與撤兵。日本因與沙俄爭奪中國東北有矛盾，支持英國的主張。法國為了阻止英國在廣東、廣西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俄國的建議。美國提出第二次“門戶開放”的通牒，主張“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維持現(xiàn)存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實際上要達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共管，從而奪得更多的權益。從1900年10月至12月底，經過列強之間長時間的反復協(xié)商、爭斗、妥協(xié)，最后英、德、日接受了俄、法、美的建議，承認“皇太后為合例”，同意李鴻章為議和代表，條件是清政府須接受各國的全部要求，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的照會，由李鴻章電告慈禧太后。慈禧亡命西安，“以首禍當議已，常悁栗不自安；及見約無之，喜過望，詔報奕邼、鴻章盡如約”[26](P34)。于是，列強又強加給中國一個嚴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它的簽訂更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
盡管義和團運動在八國聯(lián)軍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中失敗了，但迫使列強改變了侵華的手段，并不得不從義和團的頑強反抗精神中認識到，“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tǒng)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28](P86)的中國。美國《紐約新西報》刊發(fā)《論中國不可瓜分》一文指出，“今日為各國計，惟有扶其四萬萬人所戴之皇帝，使之復辟，再行親政，則義和團不平而自平”[29](卷17)。列強在義和團運動之后采取了“以華制華”的所謂“保全主義”政策。對此，梁啟超深刻分析了列強為何從熱議瓜分中國，而又迅速變?yōu)?strong>“保全支那”的原因所在。他引述了英人赫德《中國實測論》的論點：“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fā)，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者也�！�若“自此以往此種精神必更加深入人心，彌浸全國”，因此要放棄瓜分，使中國人“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于我歐人，如果則將來所謂‘黃禍’者，可以煙消燼滅矣”。梁啟超明確指出：“此雖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實不啻歐洲各國之公言矣�！�并進一步揭露，“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繼之以開放門戶”的實質是進一步侵略中國，“使吾民之欲謀衣食者，愈不得不仰息于彼族”[17](P43-46)。從當時國內外的各種議論來分析，可以說正是義和團運動延緩了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
“殷憂所以啟圣，外患乃以興邦�！盵7](P139-140)近代中國有識之士有鑒于甲午戰(zhàn)敗發(fā)出的這一醒世之言，折射出國人應對民族危機積極心態(tài)。振興中華、變法自強、反帝愛國的疾呼，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聲浪，既延緩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在近代中國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甲午戰(zhàn)爭二十年后，1915年6月李大釗發(fā)表題為《國民之薪膽》一文指出，“吾國對日關系之痛史，宜鐫骨銘心紀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其中“甲午之役，喪師割地，東亞霸權，拱手以讓諸日本”，“此三甲紀念，實吾民沒齒不忘者也”[30](P297)。此后，新文化運動興起，并以心理層面的深化，開啟了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新路。
參考資料及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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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地方社會與階級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