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構建理論之：貿易與人權
——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
原創(chuàng) 強世功 云阿云智庫•帝國殖民
中美競爭不單純是兩國力量對比關系的變化，而是涉及兩種人權理論、兩種政治理念、兩種全球秩序構想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觀：一種是美國基于經濟軍事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所形成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世界帝國秩序觀；另一種則是中國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通過對話來解決各種爭端，在全球化時代致力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一家”秩序觀。
✪ 強世功 |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對華包圍戰(zhàn)略出現(xiàn)一個微妙變化：以炒作“新疆棉”事件為起點，中美價值沖突日趨激烈。盡管不少開明人士寄希望于拜登政府改變特朗普任內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但拜登政府在香港、臺灣、新疆等中國事務上掀起的風浪，顯露出對華意識形態(tài)合圍的強烈傾向；而拜登政府即將舉行的、有意將中國等國排除在外的“全球民主峰會”，更加劇了兩國的價值裂痕。
本文著眼于宏大的歷史視野和理論分析，揭示出美國行為的深層根源。作者指出：拜登政府將“貿易”與“人權”緊密掛鉤的做法，意味著中美競爭已不單單涉及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更涉及到兩種人權理論、兩種政治理念、兩種全球秩序構想的競爭。而耐人尋味的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正是巧妙地將兩種人權理論“體用結合”，建構了一個隱蔽的新型世界帝國。
那么，是哪兩種人權理論呢？一種是基于英國全球商業(yè)貿易所誕生的第一代人權理論，其核心價值是自由，強調經濟不受政治干涉，但結果卻是使后發(fā)國家變成“附庸國”或“準殖民地”。美國借助這套人權理論推動全球經濟擴張，最終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的建構者。而基于法國大革命等建立的第二代人權理論，其核心是平等，意在反叛和顛覆一代人權理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地位不平等和發(fā)展不平等。美國借助第二代人權理論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正當性，推動殖民壓迫下的民族和國家起來瓦解歐洲殖民帝國體系，而后又推行“門戶開放”，迫使這些國家接納美式全球商業(yè)貿易體系。這兩種人權理論原本是相互矛盾的，但美國卻通過第一代人權為體、第二代人權為用的路徑，以一種“外人權”而“內帝國”的表里結構，建立了新型世界帝國。不過這種矛盾的存在，也是美國行為并不自洽的原因之一。
遺憾的是，中國似乎尚未充分意識到從“人權”這一普遍價值出發(fā)，講述原本精彩的“人權故事”的重要性，以至于在這場全球意識形態(tài)和話語權的爭奪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作者認為，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們未能從全球視野理解貿易與人權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未能理解人權理論的不同版本及其內在聯(lián)系。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完全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的第一代人權理論敘事，忽略或遺忘了中國秉持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在第二代人權理論敘事中做出的世界性貢獻。面對美國的挑戰(zhàn)，我們首先就要理解美國如何利用貿易與人權之間的互動來構建世界帝國，從根本上理解“美國行為的根源”，如此才可能進一步發(fā)展社會主義傳統(tǒng)的人權理論和人權敘事。
本文原發(fā)表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原題為《貿易與人權（上）——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fā)，供諸君思考。
貿易與人權（上）
——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
強世功
1
問題的提出：
何以講好“人權”故事？
從特朗普對中國全面發(fā)起貿易戰(zhàn)以來，不少開明人士僅僅將其看作特朗普在民粹主義支持下的瘋狂舉動，從而期待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民主黨上臺之后，拜登政府能夠恢復商業(yè)理性，著眼于中美兩國商業(yè)利益而緩和對華關系，通過談判解決中美兩國的經貿分歧。然而，在2021年3月舉世矚目的中美阿拉斯加對話上，雙方爭論的并非具體的經貿分歧，而是兩國關系的定位。拜登政府試圖向世界表明，美國以“人權帝國”形象回歸世界并繼續(xù)領導世界，以矯正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政策給美國的世界帝國形象帶來的損害。為此，拜登政府在中美會談前一天以人權理由對中國香港施加進一步制裁。緊隨其后，西方以“種族滅絕”“強迫勞動”之類的人權理由在聯(lián)合國對中國展開圍攻，并對新疆的棉花出口進行制裁。
“貿易”與“人權”兩個問題緊密掛鉤，代表了美國民主黨未來對華戰(zhàn)略的根本轉變，即試圖按照“新冷戰(zhàn)”的思路搶占“人權”的道德制高點，從而在西歐和東亞致力于強化“民主同盟”的建構，動員整個世界帝國的力量向中國全面施加壓力。由此，中美今天的競爭決不能簡單理解為中美兩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壓制中國崛起而引發(fā)的沖突和競爭。[1]
如果我們不能從人類歷史演化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帝國體系的形成與發(fā)展，那么就看不清美國兩黨對華政策搖擺中的不變要素，也就無法真正理解中美競爭不單純是兩國力量對比關系的變化，而是涉及兩種人權理論、兩種政治理念、兩種全球秩序構想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觀：一種是美國基于經濟軍事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所形成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世界帝國秩序觀；另一種則是中國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通過對話來解決各種爭端，在全球化時代致力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一家”秩序觀。[2]
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僅是兩國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的競爭，更重要的是圍繞觀念和價值展開的關于全球政治秩序建構的競爭，這無疑是一場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貿易”和“人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涉及經濟政治實力，后者涉及文化價值觀念。這意味著，中美兩國未來必然會在國際上圍繞“人權”問題展開話語權競爭。
遺憾的是，中國似乎尚未充分意識到從“人權”這一普遍價值出發(fā)，講述原本精彩的“人權故事”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國在人權事業(yè)中做出了舉世矚目的巨大貢獻，我們卻始終未能講好中國的“人權故事”；另一方面，我們也未能揭穿美國版“人權故事”的偽善面紗。以至于在這場全球意識形態(tài)和話語權的爭奪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其關鍵在于，我們未能從全球視野理解貿易與人權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未能理解人權理論的不同版本及其內在聯(lián)系。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完全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的第一代人權理論敘事，忽略或遺忘了中國秉持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在第二代人權理論敘事中做出的世界性貢獻。因此，中國要與美國爭奪人權話語權，首先就要理解美國如何利用貿易與人權之間的互動來構建世界帝國，從根本上理解“美國行為的根源”。[3]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從全球視角出發(fā)獲得自信，進一步發(fā)展社會主義傳統(tǒng)的人權理論和人權敘事，從而在全球事務中高舉“人權”旗幟，打贏人權話語的輿論戰(zhàn)。
2
“自由貿易的帝國”：
第一代人權理論
眾所周知，今天我們所說的人權理論起源于啟蒙哲學，具體而言源于自然狀態(tài)學說、自然權利學說和社會契約學說，這些學說奠定了現(xiàn)代憲政、法治乃至民主的基本框架。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權利理論稱為“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強調是“自然人”在自然狀態(tài)中作為動物擁有的為所欲為的正當性；而“自然人”一旦加入社會契約成為“公民”，就只能享有公共權力制定的“法律之下的權利”，也就是“公民權利”（civil right）。在這個意義上，只有“自然權利”或“公民權利”，并不存在“人的權利”（human right）。因為“自然人”乃是動物，不是文明意義上的“人”；而自然人一旦成為人，就處在公共權力的約束之下，成為各個國家具體的“公民”。
按照啟蒙哲學的理論思路，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在不同社會條件下會過渡到不同政治狀態(tài)，根據不同的法律體系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權利”。也就是說，人的自然權利是相同的，但在不同國家、民族享有的“公民權利”是不同的。初民社會、游牧民族、農業(yè)社會和商業(yè)社會的公民權利無疑是不同的，更不用說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傳統(tǒng)下的公民權利也會不同。因此，如果我們真正秉持啟蒙哲學傳統(tǒng)，“勇敢地運用理性”，就不會接受今天主流學界所流行的“中國古代沒有自由、人權、法治、憲政和民主”之類的各種“黑話”，也就不用著力去批判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這就意味著，我們今天面臨的政治爭論不能簡單地歸之于“東方”與“西方”之爭，而是源于啟蒙哲學所開創(chuàng)的不同傳統(tǒng)。而要解決這一爭論，就必須在啟蒙哲學的基礎上運用我們的理性，理解人類的歷史和未來。
就18世紀西方的啟蒙哲學而言，人權話語的建構是為了給歐洲歷史中涌現(xiàn)的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活狀態(tài)提供正當性辯護。這就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來，從西歐興起的全球商業(yè)貿易所推動的市場交換、自由流動、私有財產、契約精神、城市生活等這樣一種不斷擴散、壯大的社會生活。這種社會經濟狀態(tài)和生活方式給歐洲的封建主義和宗教秩序、東方的帝國秩序以及新發(fā)現(xiàn)土地上的初民社會秩序帶來了巨大沖擊。西方啟蒙思想家們稱這種新型生活方式為“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更為概括性的“資本主義”。自此，在全球地理版圖上形成了西歐的“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秩序、東歐的封建秩序和宗教秩序、東方的農業(yè)帝國秩序以及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初民秩序并存的格局；而商業(yè)貿易將曾經這些被分割在不同地理空間的不同文明秩序聯(lián)系起來，催生了最初的全球化圖景。此時，面對新發(fā)現(xiàn)空間中的初民社會，剛開始崛起的西方擁有巨大優(yōu)勢，將前者變?yōu)橹趁竦兀?strong>但面對強大富裕的東方帝國，歐洲處于明顯的劣勢，絞盡腦汁思考如何通過商業(yè)和炮艦擠入已存在了幾個世紀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借助炮艦和通過殖民非洲、美洲所獲得的白銀和廉價產品，西歐才勉強獲得加入“東方貿易圈”的“門票”。[4]然而，18世紀之后，歐洲發(fā)生的兩件大事深刻地改變了全球化的歷史圖景。
其一，英國通過長期的重商主義戰(zhàn)略率先完成工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改變了全球格局，英國利用炮艦打開東方帝國的貿易大門，借助廉價的工業(yè)品打開東方帝國的廣闊市場，從而將這些地區(qū)變成自己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英國由此逐漸從歐洲霸主變成全球霸主，最終在19世紀打敗大陸競爭者拿破侖帝國之后，成為唯一的世界霸主。為了將整個世界納入英國主導的貿易體系，英國開始在全球推廣“自由貿易”的理論。英國在成為全球工業(yè)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同時，倫敦也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英鎊取代了白銀。這意味著全球經濟霸主從東方世界轉向西方，從中國轉向了英國，全球經濟和權勢格局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大轉移。最終，英國建立起第一個擴至全球的世界帝國——“自由貿易的帝國”。也正是在工業(yè)革命和自由貿易推動的世界帝國興起和全球權勢大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1840年之后的中國歷史。
其二，法國大革命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革命性貢獻。18世紀，英法兩國曾長時期在全球層面相互競爭。英國人通過海洋貿易獲得了巨大的殖民地和財富，而法國長期被面向大陸的農業(yè)政策阻礙，未能向英國那樣走向全球商業(yè)擴張。在這個意義上，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由法國在全球遭受屈辱引發(fā)的一種過激精神反應。在這種精神的推動下，不僅產生了大革命的激情，而且產生了大革命之后的重要文件《人和公民權利宣言》。這個文件將啟蒙哲學的抽象性概括發(fā)展到極致，率先提出了“人權”（human right）概念。這個概念不同于啟蒙思想家關于“自然權利”的理解，而是將自然狀態(tài)下人作為動物的權利上升為人的權利。但更重要的是，“人權”給出了衡量“人”與“非人”的標準和尺度。具體而言，歐洲人將自己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上升為“人類”，從而潛在地將全球其他地理空間和文明秩序中的其他民族視為“非人”或“野蠻人”；相應地，歐洲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意味著“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就意味著“野蠻”。既然是“野蠻”，那么不僅殖民主義是正當的，種族主義和大屠殺也變成了正當的。歐洲現(xiàn)代的“野蠻性”實際上源于歐洲人發(fā)明和壟斷了“人權”概念，進而壟斷了對“人”與“非人”的裁判權。
歐洲崛起使得大英帝國主導的“貿易”這種經濟社會生活與法國哲學主導的“人權”這種價值觀念表達，實現(xiàn)了完美的結合。在貿易推動的資本主義這種特定的社會形態(tài)、制度體系和生活方式中形成的“公民權利”，為“人權”充實了具體內容，核心是私有產權、市場交換權、自由貿易權，以及為了保障這些權利而形成的有限政府和憲政法治。這就是我們今天已經爛熟的輝格黨敘述中的人權理論邏輯。一旦將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公民權利”視為“人權”，甚至將之視為劃分“人”與“非人”、“文明”與“野蠻”的尺度，那么在歐洲人看來，非洲、美洲的初民社會就仍處于“野蠻”狀態(tài)，而中國、印度這些擁有漫長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政治體系但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東方社會，則依然處在“未開化”階段。對這些“野蠻人”和“未開化人”進行殖民征服以及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改造，將他們納入全球資本主義商業(yè)貿易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無疑是對這些民族和地區(qū)的“拯救”——這被歐洲的人權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看作是白人自覺承擔的歷史天命，是“白人的重擔”（吉卜林語）。由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鼓吹人權的歐洲自由主義者可能同時是帝國主義者。[5]
正是通過隱含的“人”與“非人”、“文明”與“野蠻”的劃分尺度，人權理論成為一種正當化的意識形態(tài)，推動全球商業(yè)貿易的世界帝國肆意擴展。正是在世界帝國建構的背景下，“貿易”和“人權”開始攜手合作，“貿易”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硬實力”，“人權”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軟實力”，共同推動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的擴張。我們把這種與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相匹配的人權理論稱為“第一代人權理論”，其要義在于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私有財產權和自由市場交易權等，即后來貢斯當所說的“現(xiàn)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
3
從“革命權”到“發(fā)展權”：
第二代人權理論的興起與發(fā)展
法國人為歐洲崛起提供的不僅是“人權”這個抽象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為“人權”概念賦予不同于商業(yè)貿易這種“消極自由權”的內容，那就是平等地、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權，以及擁有政治統(tǒng)治權的“人民主權”，即貢斯當所說的“古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說的“積極自由”。這種人權理論的奠基人無疑是盧梭。正是基于民主自由權和人民主權，人權理論發(fā)展出民主革命的權利、獨立建國的權利和獨立探索發(fā)展道路的權利。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是這種理論傳統(tǒng)的繼承人，他們不斷繼續(xù)發(fā)展盧梭提出的人民自由權和政治自主權。
歐洲思想中經常區(qū)分英美自由主義與歐陸自由主義，強調前者基于所謂的經驗主義，后者基于所謂的唯理主義，等等。這種哲學觀念的分野，也體現(xiàn)為兩種人權理論以及與之相應的兩種發(fā)展道路之間的差異：前者是基于英國全球商業(yè)貿易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第一代人權理論，后者則是基于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第二代人權理論。第一代人權理論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尤其強調個人在經濟領域不受政治權力干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代價是制造、擴大甚至固化了社會不平等。作為對第一代人權理論的校正，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核心價值是追求平等，是在各領域追求人與人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乃至文明之間的平等。幾百年來，第一代人權理論已經成為輝格黨敘事中不變的教條；第二代人權理論卻能根據歷史環(huán)境的變化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因此始終處于發(fā)展變化之中。
第二代人權理論雖然不斷發(fā)展變化，但核心要義始終在于對第一代人權理論及其推動的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的顛覆和反叛。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顛覆和反叛的方式不同。早期，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民主革命權、民族自決權和獨立建國權，推動了歐洲殖民帝國體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導致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陷入分崩離析，于是階級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權”，就成為人權理論的重要內容。“二戰(zhàn)”之后，特別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面對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在全球的勝利，西方左翼提出后現(xiàn)代理論、后種族主義，轉而在文化私人生活領域追求平等，試圖顛覆世界帝國的文化基礎，發(fā)達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議題也由此轉向基于種族、性別的“身份政治”。
一旦我們從兩種人權理論推動的兩種發(fā)展道路的角度考察，就會非常清晰地看到：如果捍衛(wèi)從大英帝國到美國的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傳統(tǒng)，就必然強調第一代人權的重要性；如果反對英美的世界帝國傳統(tǒng)，強調人人平等的共和主義或民族國家平等的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傳統(tǒng)，必然強調第二代人權理論的重要性。因為第一代人權理論與英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最大成就正在于為“二戰(zhàn)”后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提供了思想武器，使得世界帝國體系（殖民體系）日趨瓦解，并促進了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共同體體系（聯(lián)合國）的形成。《聯(lián)合國憲章》不僅強調主權絕對性、國家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等原則，更重要的是強調不同文明對權利概念的不同理解。兩種人權理論及其支撐的兩種全球秩序，始終處于不斷糾纏的斗爭之中。
因此，當我們理解人權理論時，重要的不是話語層面的論述，而是它們在非話語層面推動的歷史行動和政治實踐。同樣是“革命權利”，從一國內追求人人平等的共和體制，發(fā)展到全球秩序中追求民族平等、國家平等的聯(lián)合國體制，前者針對的是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交織在一起所建立的專制政體，后者針對的是基于全球自由貿易理論建立起的世界帝國體系。然而，如果意識到世界帝國體系的經濟基礎是科技、產業(yè)、貿易和金融的中心-邊緣式世界體系，[6]那么，處于邊緣地帶的殖民地國家或后發(fā)展國家，要擺脫對這種不平等經濟體系的“依附”，不僅須運用政治上的“革命權利”來脫離甚至推翻世界帝國體系，更重要的是還應掌握基于獨立政治主權的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發(fā)展權”，尤其要擺脫國際資本的剝削和壓迫，保護本國的產業(yè)和市場，推動本國經濟發(fā)展。因此，“二戰(zhàn)”之后，無論是從美國到德國的保護幼稚產業(yè)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對于發(fā)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都有著非常巨大的吸引力。
在這種背景下，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核心概念就從“革命權”轉向“發(fā)展權”，即強調發(fā)展中國家擁有與發(fā)達國家一樣的發(fā)展本國經濟的權利。不少人將第一代人權稱為“個體人權”，將第二代人權稱為“集體人權”。但無論是“革命權”還是“發(fā)展權”，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石在于人民主權，主權意味著政治的“自主權”和“獨立權”，強調每個國家為了保持獨立性，均擁有摧毀世界帝國體系的“革命權”，強調每個國家均有運用獨立的智識判斷選擇經濟發(fā)展道路、制度模式和文明價值觀念的“發(fā)展權”。第一代人權理論必然產生“歷史終結”理論，即人類只有一條現(xiàn)代化道路，那就是通向世界帝國體系，而第二代人權理論必然強調“多元現(xiàn)代性”理論，強調發(fā)展道路和文明的多樣性，強調基于“美美與共”的“天下大同”。
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的批判，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保護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競爭和辯論，這些辯論均圍繞兩種人權理論展開。這兩種力量的博弈在聯(lián)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中得到了體現(xiàn)：《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體現(xiàn)了第一代人權理論的主張，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體現(xiàn)了第二代人權理論的主張。發(fā)展中國家依據“發(fā)展權”等第二代人權理論，名正言順地選擇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道路和發(fā)展模式，尤其強調政府對于推動經濟發(fā)展的積極作用。在這種背景下，連信奉第一代人權理論的發(fā)達國家也不得不尊重“發(fā)展權”概念，并提出了“發(fā)展經濟學”的話語策略，只不過把私有產權、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作為藥方提供給發(fā)展中國家。
4
“美國行為的根源”：
兩種人權理論的體用結合
從建國時期聯(lián)邦派與反聯(lián)邦派的爭論開始，美國就始終處在“矛盾”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孤立主義與世界主義、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各種不同理論視角的概括。這種矛盾起源于北美在獨立建國過程中，同時繼承了歐洲的兩種人權理論傳統(tǒng)。
無論政治體制的設計，還是推動商業(yè)擴張，大英帝國始終是美國建國的模仿對象。聯(lián)邦派就是第一代人權理論的積極主張者。對內，他們主張通過三權分立和有限政府的分權理論來約束政治權力；對外，他們始終堅持建構“強大的聯(lián)邦”來保障個人自由，以為美國人和美國企業(yè)在全球開展自由的商業(yè)貿易開拓空間。他們還主張建立強大的海軍，聯(lián)邦擁有獨立統(tǒng)一的外交權、司法權乃至行政權，甚至學習英國的重商主義戰(zhàn)略，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yè)”，這一切無疑都以大英帝國作為楷模。聯(lián)邦黨人的政治理想，就是模仿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帝國“老路”。主張走這條道路的人，無不用輝格黨敘事講述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二戰(zhàn)”后基于英美特殊關系的大西洋體系論述，以及冷戰(zhàn)中針對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論述，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輝格黨的自由主義敘事。后冷戰(zhàn)時期，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全面興起，對第二代人權理論展開系統(tǒng)批判，否定法國大革命和歐陸哲學傳統(tǒng)，進而否定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
然而，在美國建國時期，最強大的精神力量源于第二代人權理論。這種人權理論的美國繼承者主張，借助人民主權和共和主義傳統(tǒng)反抗殖民帝國體系的“舊世界”，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美國往往被視為“新世界”的代表，就是要徹底拋棄歐洲殖民主義的專制統(tǒng)治，以“人民主權”奠定國家發(fā)展的政治獨立性，拋棄歐洲在殖民體系下建立的世界帝國，進而通過獨立的、平等的國家之間的“聯(lián)盟”，建立起邦聯(lián)主義的世界體系。這實際上相當于走一條不同歐洲殖民帝國主義體系的“新路”。這種主張尤其體現(xiàn)在杰斐遜代表的反聯(lián)邦派的論述中。正是在這種傳統(tǒng)的基礎上，20世紀的威爾遜提出了“大國共同體”這種“國際聯(lián)盟”構想，這一構想最終發(fā)展為后來的聯(lián)合國體系。從“一戰(zhàn)”到“二戰(zhàn)”，美國之所以是“世界燈塔”，就在于與歐洲殖民主義的世界帝國體系相比，美國進步力量主張的這種主權國家獨立平等的聯(lián)盟體系代表著人類進步的方向。
這兩種人權理論及其背后的世界政治理念看似相互“矛盾”，美國卻恰恰利用二者建構起一個全新的世界帝國。一方面，美國利用第二代人權的自由建國理論，推動美國向西部擴張，以“聯(lián)盟”的方式將西部并入“美利堅聯(lián)合國”的聯(lián)盟體系，使得美國在北美大陸不斷發(fā)展壯大，最終建構起一個全新的“大陸帝國”。正因此，當美國向西的邊疆開拓完成之后，特納才會憂心美國的共和主義理念會隨著邊疆擴張的結束而走向衰落。[7]另一方面，美國又利用第一代人權中的商業(yè)貿易理論，采取重商主義戰(zhàn)略，加快美國經濟商業(yè)貿易的崛起。尤其經過南北內戰(zhàn)后，美國形成了統(tǒng)一的國內大市場，政府產業(yè)保護政策下的“美國體系”也逐漸完備和強大。[8]美國終于擺脫了在英國建構的“棉花帝國”中的邊緣地位，成為工業(yè)強國，進而成為全球商業(yè)貿易的強國。整個19世紀，美國正是在充分利用這兩種人權理論的基礎上，在大陸和海洋兩個地理空間中，在吸納新州與商業(yè)工業(yè)發(fā)展兩個領域飛速擴張，最終實現(xiàn)了自身的崛起并開始登上世界舞臺。
20世紀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的美國，面對的是英國和俄國代表的歐洲“舊世界”中的殖民帝國傳統(tǒng)。面對這種形勢，兩種看似矛盾的人權理論又構成新一輪的精巧組合。一方面，美國充分利用第二代人權理論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正當性，推動處于殖民壓迫下的民族和國家開展民主革命，不斷瓦解歐洲殖民帝國體系。在這個歷史節(jié)點上，邁向世界舞臺的美國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一樣，也扮演著革命性和進步性的角色。如果我們不考慮國內政治，僅僅考慮對國際格局的理解，威爾遜和列寧都是法國大革命思想的繼承者，都在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礎上推動民族自決、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雖然他們有不同的現(xiàn)實政治考慮，但在意識形態(tài)上都是歐洲殖民帝國體系的顛覆者，都主張主權國家在獨立平等的基礎上走向國際聯(lián)盟的道路。正是由于威爾遜的美國和列寧的俄國對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捍衛(wèi)和推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歐洲舊帝國道路在那個時代的全球政治觀念中喪失了正當性。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殖民主義的帝國體系開始解體，一系列殖民或半殖民國家獲得獨立或解放。這些國家都按照共和國聯(lián)盟的世界主義理想，要么加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聯(lián)盟體系，要么加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的聯(lián)盟體系。
另一方面，美國并不完全按照第二代人權理論要求這些新獨立國家必須是民主共和國，這些國家甚至可以是封建酋長國或獨裁專制國家；但這些國家要加入美國主導的聯(lián)盟體系，就必須接納美國按照第一代人權理論建構的全球商業(yè)貿易體系。換言之，美國對加入其聯(lián)盟的國家有一個隱蔽的條件：必須采取第一代人權理論強調的自由市場體制，尤其要對美國開放其商業(yè)貿易領域。這就是與“民族自決”理念相伴隨的是“門戶開放”政策。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被美國視為“敵人”，絕非因為它們在理念上宣稱要推翻資本主義世界，而是因為它們選擇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使得美國的資本、商業(yè)貿易的經濟力量無法滲入�？梢姡绹鴮嶋H上始終依據第一代人權理論的資本主義理念來劃分政治上的“敵我”關系。
綜上所述，第一代人權理論及其推動的世界帝國始終是美國政治的根本；而第二代人權理論往往只是工具，通過“民族自決”以及后來的“顏色革命”來打擊外部的政治對手。這些國家經過民族自決或政權更迭后，要獲得美國的政治認可，就必須采取市場經濟體制；至于在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上是建立自由民主政體，還是嫁接部落酋長制、獨裁專制和宗教政體等其他上層建筑形式，都無所謂；只要其市場對美國的資本和商業(yè)開放，接受美國推行的全球經濟規(guī)則，就可以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商業(yè)貿易體系中，變成美國支配下的準殖民地。比較之下，采取計劃經濟的國家因為完全不受美國經濟力量的干涉、滲透和支配，很容易被美國視為“敵人”。因此，美國在政治上判定敵我的邏輯之所以“矛盾”，真正根源乃是美國試圖通過交替使用兩種人權理論，建構一個新型的隱蔽的世界帝國。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回到世界帝國的內在邏輯來探尋美國行為的根源。
在這方面，阿明提供了一個具有洞見的觀察。他認為古代的財富積累主要依賴土地上的物產，為了掠奪其他土地上的財富，古典帝國往往通過軍事征服建立直接統(tǒng)治，通過貢賦和稅收完成利潤榨取和財富積累。為了掩蓋經濟上的榨取關系，并為軍事征服提供正當理由，古典帝國發(fā)展出一套具有壟斷性的復雜的文明和宗教學說。然而，資本主義時代的財富積累往往通過資本和貿易完成，軍事征服和直接統(tǒng)治的必要性大大降低，這就意味著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不需要壟斷，但需要建立起一套類似的具有壟斷性的關于全球經濟的復雜學說。這套用概念、數學公式和圖表建立起來的復雜高深的經濟學知識，實際上同樣是為了掩蓋新型的帝國榨取。[9]事實上，從這種古典的區(qū)域性文明帝國向現(xiàn)代的世界帝國過渡的過程中，恰恰是商業(yè)貿易的全球化使得通過資本和商業(yè)貿易控制全球的世界帝國成為可能。作為第一個世界帝國，大英帝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采取殖民主義這種“有形帝國”（formal empire）模式，[10]除此之外則盡可能采取“無形帝國”（informal empire）模式，通過商業(yè)貿易這只“看不見的手”獲取利益。[11]由此，帝國建構藝術的演化史，正是從直接征服的古典帝國形態(tài)發(fā)展到殖民主義“間接治理”這種中間形態(tài)，再發(fā)展到“無形帝國”形態(tài)的歷史。
進入20世紀后，由于威爾遜對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宣傳，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主義理念的競爭，再加上有大陸帝國和“門羅主義”的基礎，美國可以在遵循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民族國家獨立的前提下，走“無形帝國”這種新型世界帝國道路，即要求所有新獨立國家采取“門戶開放”政策，接受自由貿易的市場理念，從而將其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12]正是在這種新型世界帝國的建構過程中，兩種人權理論以及“民族自決”和“門戶開放”兩種政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其中，第一代人權理論推動的“門戶開放”為“體”，而第二代人權理論形成的“民族自決”為“用”。這種新型世界帝國建構，在“二戰(zhàn)”后美國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有很好的體現(xiàn)：在政治上，完全接受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主權國家獨立平等地加入“聯(lián)合國”這個國際聯(lián)盟體系；但在經濟上，通過布林頓森林體系建構起美元霸權和對全球經濟的控制。“二戰(zhàn)”后，歐洲各國、日本等大量國家在法律形式上雖然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美國卻可以通過經濟、金融、科技、信息數據等方式將這些盟友變成“附庸國”或“準殖民地”。
可見，在美國建構的新型世界帝國中，這兩種相互矛盾的人權理論實現(xiàn)了完美的“體用”配合：一方面，美國始終高舉“人權”大旗，揮舞“人權”大棒干涉其他國家，主張“人權高于主權”，并采取“人道主義干涉”，摧毀其他國家的主權；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全球市場體系將在前述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市場和勞動力納入其世界帝國的分工體系。這種戰(zhàn)略在后冷戰(zhàn)時代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和突出，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意味著美國失去了外部制約的力量，可以肆無忌憚地加快世界帝國建構進程。兩種看似“矛盾”的人權理論，形成一種完美的“體用”結合，表面上宣揚第二代人權主張的共和主義和世界主義理想，骨子里則是第一代人權理論支撐的世界帝國建構，從而形成“外人權”而“內帝國”的內外表里結構，共同推動新型世界帝國的建構和全球擴張，這無疑構成了“美國行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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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實質是“新殖民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