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智庫跟美國智庫差在哪里？
王文2021-12-31云阿云智庫•智庫建設
相當多的中國智庫，每年都會獲得幾百份黨和國家領導的批示，這是相當大的決策影響力，但他們從來不張揚。而從決策影響力來講，中國智庫已經超過美國智庫了。中國智庫跟美國智庫差在哪里？就差在智庫本源的邏輯——思想坦克，就是思想的進攻性。
來源：觀察者網
王文 |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
【導讀】 中國已經開始新覺醒，西方卻不愿醒來。
這是新冠疫情兩年來，中國民眾對國際環(huán)境最大的感受。西方不僅不愿醒來，還一再打壓、抹黑、攻擊中國，不斷擠壓中國崛起的話語空間。
歲末年初，觀察者網專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zhí)行主任王文，從中國這一年面臨的輿論環(huán)境談到我們如何對外斗爭，打破西方話語幻象，構建中國敘事。
【采訪/觀察者網 查希，整理/觀察者網 沈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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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對輿論戰(zhàn)樂此不疲
觀察者網：2021年我們又在新冠疫情中度過了一年，回顧新冠兩年來，中國的抗疫一直處于被抹黑的狀態(tài)，從開始的“病毒溯源”到后來的“清零孤立政策”，無視中國出色的抗疫成果和全球合作。這次新冠疫情以來，為什么西方一直不愿“覺醒”，而是沉浸在對中國的指責和抹黑中？
王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西方的抗議和抹黑，典型的體現了雙方文明價值觀以及背后的國家治理邏輯的差異。
所謂文明價值觀的差異，對于西方來講，在近現代化進程中，西方都以自由個人主義為基本文明價值觀的基石，所以他們認為“我的生命我做主”，“戴不戴口罩是個人的自由”。
在西方文明邏輯基礎上，他們當然對中國這種以政府主導，在所謂的“限制個人100%絕對自由”基礎上的抗疫成績是不認可的。在這樣的邏輯下，西方仍然我行我素。甚至有西方保守主義者認為，與其要向政府袒露我每一天的行蹤，暴露我所有的日常生活，我寧可自己死掉，這種邏輯在我們看來是非�；闹嚨�。
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我們需要去批判的，自近現代化以來，西方國家治理體系中的資本至上主義。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發(fā)展進程里存在著非常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誰錢多、誰在這個社會競爭中能夠贏，那就誰說了算。
在西方這場抗疫進程中，能夠明顯看出是資本至上的慣性仍在發(fā)酵。在這種慣性下，西方疫情中因為感染而死掉的人，絕大多數都是中低收入者。然而，在中產階級之上的西方社會里，甚至有人認為這個是好事，是社會競爭的產物。他們還認為這是淘汰了一批懶人、壞人、窮人。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因疫情死了這么多人，但是2020年仍然有7100萬選民堅持給特朗普投票。而這次疫情對于中國來講，是一種對人性、對資本、對國家的新政治覺醒，我們更加看清了西方社會的本質，即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以及西方社會背后更深層次的陷阱和面具下的西式“美好生活”。
觀察者網：2020年開始的對中國抗疫的抹黑，其實和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的貿易戰(zhàn)輿論疊加在一起了。根據您的觀察，從學者圈、媒體圈、公眾不同層面來看，兩波輿論疊加后，中國的國際形象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王文：在疫情期間，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上出現了過山車式的變化。
疫情初爆發(fā)時，中國國家形象在世界上，甚至在國內一些老百姓的心里都是非常糟糕的，當時武漢封城后，國際上絕大多數人都不理解中國為什么要做出這么殘酷的事情，還出現了一些人對“吹哨者”的誤解以及某作家日記的流行等。
現在看來，在國內外，絕大多數人并不理解中國這種一錘定音、高瞻遠矚式的抗疫方式，當時的中國國家形象到了“抗疫低谷”時期。但在2020年5月后，國內外社會都看到了中國抗疫的正確性，而且在抗疫的進程中，我們這種動態(tài)清零政策挽救了大量老百姓的生命和財產。
有報告顯示，如果中國不采取那種方式的話，現在可能會產生300萬人的死亡。若真是那樣，將是一次人類的悲劇，中國的悲劇，中國怎么可能承受這么大損失？這說明了中國的戰(zhàn)略部署一切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以對病毒的敬畏為防控的邏輯起點。
反觀西方社會，西方的防控邏輯起點是以財富為中心的。2020年3月是西方疫情爆發(fā)時期，西方社會的信心跌入谷底，美股10天熔斷4次，而美國政府并沒有把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封城，他們采取的措施是一次性印鈔，進行無限量注入貨幣，給資本市場注入超出預期的流動性。
中國是在救人，而西方是在救錢、救資本家，所以在疫情的背景下，中國的國家形象在5月后逐漸開始回升，并且到達了一定的高峰。正是以救人為本的抗疫方式，中國此后不斷向海外輸送口罩、呼吸機、疫苗等，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愛精神。
總而言之，當人們回過頭來再看中國的國家形象時，西方某些媒體和政客出于虛妄、理虧、傲慢、驚詫甚至惡毒歪曲等目的攻擊中國，但我認為，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的內心都有一桿秤，一切都是公道自在人心。
我們要對中國國家形象有信心，只要中國自己把國內的事情做好，并且力所能及地為全世界做一些真正有利的事情，人在做，天在看，我相信，中國國家形象不會差，反而會越來越好。
觀察者網：其實我們看這兩年美西方對中國的抹黑，還是聚焦在人權、新疆、臺灣這些領域。但令人遺憾的是，美西方一直無視中國的發(fā)展和對外解釋。雙方的溝通障礙僅僅是因為政治體制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嗎？這背后還有哪些現實的因素？
王文：大體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國家治理上對文化認知的差異。西方一些人認為，人權的保護應該建立在程序正義與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西方有人權問題，但那是社會競爭的結果。他們甚至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有一些人群是本該被淘汰的，這樣出現的人權問題是自然的。而中國出現的人權問題，是中國式專制制度、政府壓制所導致的。我將此這種指控視為“西方學術傲慢”與“西式思想雙標”。
當然，對于這種政治文化的差異，我們要不斷地去解釋，讓那些誤解中國的人真正理解中國。西方長期以來對學術固化與意識形態(tài)思維造成的，我們就用更加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優(yōu)勢與學術論證與之辯駁，直到說服他們。這需要中國學術研究更強大、論證更深入、理論更深刻。
第二個原因則是不能容忍的，一大批的西方的媒體或者政客一直保持著內心道德優(yōu)越感和對中國的長的偏見、鄙視，無法接受中國崛起。
簡單來說，他們在內心覺得西方就是不錯的，中國過去窮得叮當響，再加上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中國是不可能成功的。西方認為中國制造的是假象，并且惡意揣摩。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應該以輿論戰(zhàn)的方式去壓制。
第三個原因是更加要去斗爭并且消滅的，就是有一批人在某些西方強力部門的主使下，有意花錢造謠新疆以及香港人權問題，這完全是對中國的污蔑和造謠，像鄭國恩那樣的造謠者就是輿論市場上的犯罪者，就應該通過中國的制裁法案，對他進行威懾制裁，顯示中國的國家尊嚴。
觀察者網：最近輿論場上有一個熱話題，上海震旦職業(yè)學院的一名教師在課堂上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背后顯示有境外勢力的介入，您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怎么去看？該事件給我們怎樣的警示？
王文：現在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接受程度還遠遠不夠，他們當然希望使用各種對中國不利的方式，來回應中國崛起。
因此，無論中國發(fā)生什么富有爭議的事件，都或多或少引起西方人的干預，進而影響或延緩中國崛起，這是崛起進程中的新常態(tài)。而輿論斗爭是中國發(fā)展新常態(tài)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這就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反復提醒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中國目前已經走在世界舞臺的中心點，而中心點往往就是風暴區(qū)。
在這個風暴區(qū)中，每一個中國人都需要警惕，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家國情懷以及本國意識去看待復雜的輿論環(huán)境，這背后可能還有更加深層次的含義。在面對這些紛紛繁繁的輿論熱點時，每一個中國人一定要冷靜客觀清醒。
觀察者網：馬上我們要舉辦北京冬奧會了，近期“抵制冬奧會”的戲碼又開始在美西方政客間上演。但就像馬克龍說的，“抵制冬奧毫無意義”。包括其他方面對中國的遏制，美西方不是意識不到很多都是無用功，為什么還是樂此不疲？
王文：這個問題也非常有趣。
在西方政治輿論生態(tài)中，很多西方政客都有一種唐吉柯德式的個人偏好和慣性。唐吉坷德拿著沖鋒槍和風車戰(zhàn)斗，營造出了一種虛假的個人英雄形象。
西方政客常常做類似的事情。比如，在空無一人的議會大堂里，只有議員自己一個人在演講，義憤填膺地顯示自己的正義感。我接觸過不少西方政客，他們普遍有“演員”與“人來瘋”性格。一到人多的地方，就來勁了，表演天分就會暴露，這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所決定的。
在“抵制冬奧會”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中國崛起對于西方來說，已經像龐然大物一樣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威脅感和壓迫感。在他們看來，只要提出對中國的遏制、就能顯示出自己的強大或是正義感，這是一個挺別致的套路。
對于那些靠污蔑貶低中國而活的西方政客，真正可憐的是老百姓，比如說，澳大利亞的某些政客，靠著天天罵中國來獲取個人選票，老百姓卻得不到實際利益；對于政客來講，卻可以通過展示這種強勢來得到選票，競選政治里的“賣慘”，營造了虛空的個人英雄主義光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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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外發(fā)聲、敢于斗爭
觀察者網：中美貿易戰(zhàn)以來，中西方越來越陷入輿論戰(zhàn)的斗爭中，有人會把這形容為是“口水仗”，雖然我們的外交風格變得越來越強硬，維護了國家利益，但這種“口水仗”會不會也是一種消耗，會跟著西方陷入到無謂的爭斗中？
王文：首先，西方拿輿論來對付中國的背后，其實折射的是中國的強大，他們會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用輿論戰(zhàn)嗎？他們直接拿大棒打就行了。
西方對中國的壓制和遏制，現在只能倒退到輿論層面上，在軍事、企業(yè)制裁、法律、經貿以及科技等其他方面，西方基本上占不到中國便宜。
輿論戰(zhàn)是西方壓制中國的最后一塊“遮羞布”，是企圖顯示自身優(yōu)越性的工具箱中的最后一個幫手。
然而，即使在輿論戰(zhàn)上，西方也越來越示弱了，也不能完全占有優(yōu)勢，在近幾年，中國外交部越來越有信心，即便他們主動污蔑和辱罵中國，中國也毫不客氣立刻懟回去，而且懟的更有道理、更理直氣壯、更有自信。
最近人大重陽連續(xù)發(fā)布的《十問美國民主》和《“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說明中國已經有話語權，我們有巨大的國際輿論牽引力和國際議題的設置權。比如，胡錫進、李世默等都能在海外一流媒體中發(fā)聲，甚至能夠在推特上發(fā)文影響華爾街股市。
我們一定要自信地看到，在輿論場上我們也越來越“扭虧為盈”，甚至主動占據輿論高地，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這些年越來越好，實力越來越強大，國內治理越來越好，發(fā)聲也越來越有底氣。
所以，中國對海外斗爭的根本，還是在于國內治國理政，只要我們把國內事情做得越好，那么中國對國外任何的博弈和斗爭都會以勝利而告終。
觀察者網：今年年中，我們組織過一個專題，從外交官、學者、媒體不同角度，探討如何打好中國對外輿論宣傳組合拳。從反饋來看，大家普遍的呼吁是中國學者和媒體的聲音太弱了，您曾經在媒體工作過，如今又是學者身份，也經常和媒體打交道。從您的經歷和觀察來看，中國學者和媒體的聲音無法傳播出去，缺乏斗爭性和競爭力，都有哪些原因？
王文：我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學術論文《調動“百萬大軍”——論中國智庫對外傳播的進展、困境與政策建議》，這篇論文梳理了當前中國專家學者服務“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進展與諸多不足，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背景及原因。簡單地講，有三個原因：
第一，慣性原因。中國學者或者世界學者都有這樣一種職業(yè)慣性，受長期“藏之名山，傳之后世”士大夫著書立說傳統觀念的影響，學者都認為自己應該寫本書傳之后世，在書齋里做本職工作，并沒有為中國外交服務的理念，這是受職業(yè)慣性的影響。
第二，激勵制度。中國學者去海外講中國故事，在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報刊上發(fā)表一些觀點，卻不會受到制度的激勵。只有發(fā)核心刊物才能評教授。很多學者認為，在國際媒體上為中國外交發(fā)100篇文章，也評不了教授，不如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fā)10篇文章。
第三，制度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我們有大量的報批、審批程序，管理制度非常嚴格，從而壓制了中國學者到海外講好中國故事的意愿。
所以，我在文章中也主要針對這三點提出意見，一方面就職業(yè)習慣來講，呼吁學者們改變觀念。從激勵制度上講，要把那些在海外發(fā)聲的，等同于能夠評職稱的一部分績效指標。第三，在制度上也要進行改革和創(chuàng)新，建立激勵機制和溝通渠道，建立學者與部委相互配合的機制，在重大事件、議題上形成合力、立體發(fā)聲。
我覺得，很多人聽進去了“百萬大軍”一文里講述到的一些觀點，制度改革也正在進行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推出一系列實實在在的制度，去撬動更多的“百萬大軍”中國學者投入到國際傳播的事業(yè)中去。
觀察者網：我們也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國際話語能力在提升，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fā)展倡議”等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中國智慧的理念，也有人擔心在民主、人權、環(huán)保、全球化等領域發(fā)聲，會讓中國陷入西方的話語體系。您怎么看這種擔憂？我們是要推翻西方的話語構建另起爐灶，還是說打入內部來擊破西方的話語幻境？
王文：話語原創(chuàng)和延續(xù)拓展，跟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對原有規(guī)則的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走向國際社會也面臨很多規(guī)則的修訂，比如“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就是中國原創(chuàng)的，有些情況下，對原有規(guī)則我們要遵守，比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有大量原有的規(guī)則需要遵守，還會改變本國國內的規(guī)則去跟國際接軌。
話語體系同樣如此，在全球所有的文化溝通過程中，我們不得不面對由西方領銜的近現代化概念以及通用短語，比如說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都是在近現代歷史期間形成的詞匯，并且以西方的實踐為標準。
當然，這些詞匯的背后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邏輯，所以我們先要去了解和解構這些詞匯中去，然后再去建構該詞匯的中國標準。
世界規(guī)則不合理，我們就改革它，比如人民幣進入到國際金融體系中，那么過去的國際貨幣體系就不合理，人民幣就需要加入特別提款權，現在一籃子貨幣里人民幣占有10%左右。
中國現在也越來越民主，越來越法制，越來越有人權了，那么就要在原有的話語體系下加入中國式改革方案。西方的民主是只出現在投票一瞬間的“投票民主”，而中國的民主方式比西方更加注重全過程，于是中國將其歸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
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在國內的反響非常好，國際上也逐漸開始認知。隨著時間的推移，未來越來越多的人會去理解這個概念，就會逐漸加強全球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理解。
另外，中國也原創(chuàng)了很多新的通用詞匯，比如說“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系、新常態(tài)等等，這是中國思想在全球化進程中對現代世界文明的新貢獻。我們貢獻了這些新的話語，自然也引領全世界。
總而言之，在話語層面上，我們當然會遇到眾多陷阱，我們不用怕，只能往前走，遇到陷阱要么繞開它，要么跳開它，如果一旦陷進去，就拼命的掙扎斗爭去填補和戰(zhàn)勝陷阱。
中國在這些年來積累了充分經驗，越來越多的學者像張維為、李世默、潘維、房寧已經開始去抗爭、斗爭，并且建構中國式的話語。
十八大后的將近10年時間里，建構中國式話語的成績是非常顯著的。當然做的還不夠，畢竟人還是很少，但是我們要看到希望，看到未來的前景。
觀察者網：在12月初的思想者論壇上，馬丁·雅克提出了“中國如何與世界溝通”的問題，認為中國應對西方攻擊的許多嘗試之所以效果不明顯，是因為沒有搞清楚受眾群體是誰。您是否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我們把國內那一套官僚化的宣傳策略和話語用于國際傳播，會帶來哪些適得其反的效果？針對政治精英、學者、普通群眾，該采取哪些不同的宣傳策略？
王文：外宣內宣化的批評一直存在，我相信相關的決策者也都聽進去了。近一兩年來，整個外宣的改革和變化其實還是非常顯著的。
尤其是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了政治局的第三十次集體學習后，外宣變化的速度就更快了，但中國需要時間，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一個中原之國，文化相對保守，是一個很固化的古老文明。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中國并不十分擅長進行海外溝通和交流，尤其是進入近現代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當然要有自己的政治話語和中國式道路。再加上西方對中國的整體上壓制，中國需要一個過程。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新中國頭30年是解決“挨打”問題，第二個30年是解決“挨餓”問題，今后30年要解決“挨罵”問題。
在話語權層面上，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定力，腳踏實地一步步往前走，才能真正到達外部受眾終端，只要方向是對的，我們就不怕到不了終點。
現在情況正在變好。尤其是有關抗疫問題的國際宣傳和傳播，還有針對于美國“民主峰會”的對外輿論戰(zhàn)，都顯示了中國外宣經驗的提升，效果正在加強。
觀察者網：您所在的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剛剛發(fā)布了針對民主峰會的《十問美國民主》，此前8月份時曾發(fā)布《“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都引發(fā)了廣泛反響。我們知道，歐美有很多知名智庫，非常有影響力；相比之下，我們國家的智庫研究起步晚，面臨的體制限制也很多。根據您在重陽金融研究院的工作觀察，從人員、制度等方面考慮，我們還要做哪些努力，向“國際一流智庫”看齊？
王文：中國智庫發(fā)展速度非常快，自十八大以來，中央力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只是在大浪潮中的小浪花而已，也算是與有榮焉。
現在的中國智庫離世界一流智庫就只差捅破一堵看不見磚瓦的墻，而這堵墻最大的難度就在我們的觀念。因為智庫的核心就是“思想坦克（think tank）”，代表了思想要有進攻力。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直是很內斂的，他們經常把大量的思想知識變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意思是把文章寫成內參、奏折報給了決策者，被決策者消化掉，他們不善于也不愿意張揚地對外講，更不愿意到國際上去說。
相當多的中國智庫，每年都會獲得幾百份黨和國家領導的批示，這是相當大的決策影響力，但他們從來不張揚。
而從決策影響力來講，中國智庫已經超過美國智庫了。我曾經調研過許多美國智庫，問他們你們有受到過白宮批示嗎？好幾位美國智庫學者說，我們離白宮就一公里，但是我們的心離白宮100公里遠。意思就是說，白宮內部有自己的一套決策慣性，對美國智庫的聽取程度是越來越低，尤其特朗普時期。
中國智庫跟美國智庫差在哪里？就差在智庫本源的邏輯——思想坦克，就是思想的進攻性。思想坦克的核心就在于讓中國智庫的學者更多具有外向性功能，這需要制度改革，對激勵制度進行拓展。
讓中國智庫學者不僅僅是專注在寫內參，要轉過來向世界上去講好中國故事，和那些對中國進行污蔑抹黑的言論和論調進行斗爭，而且要善于斗爭，這也是觀念轉化的過程。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很年輕，是從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的，嚴格一點的話，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的。而中國參與到全球治理的進程，是十八大以后才開始的，只有10年左右的歷史。
在這10年當中，中國不斷向世界上拋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話語、新的主張、新的改革方案，而僅僅10年的時間，中國就已經取得優(yōu)秀的成績以及巨大的影響力。
人大重陽也只不過不到9年的時間。我們一定要有信心，時間站在中國這邊，種種跡象都表明中國擁有著時間的主動權和和對事態(tài)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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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套路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