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重塑工人階級的政治高位
原創(chuàng) 歐洲金靴2022-05-01 云阿云智庫•人民利益
編者按：毛主席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然而在今日，當舊知識分子在革命退潮三十余載后反攻倒算之際，庶民的勝利安在，這是一個警鐘式的課題。
文 / 歐洲金靴
“釗自束發(fā)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yè)，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4月28日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早期建黨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家李大釗同志英勇就義九十五周年的忌辰。
在今天，紀念李大釗同志的最重要訴求就是重新認識并重塑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高位，以及開展工人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合理性、必要性。
由此引出的結(jié)論和思考就是：任何打壓工人維護自身權益的運動的做法，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動派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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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6日（有說15日或12月初），李大釗在天安門（有說中央公園）發(fā)表演說，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庶民的勝利》。
《庶民的勝利》中有這樣一段：“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必經(jīng)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這新紀元的創(chuàng)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須知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
這次演說是根據(jù)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歐戰(zhàn)）協(xié)約國集團戰(zhàn)勝同盟國集團是“公理戰(zhàn)勝強權”的觀點而發(fā)。
李大釗認為，取得這次戰(zhàn)爭勝利的不是協(xié)約國的武力，而是人類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因而戰(zhàn)爭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一戰(zhàn)的勝利，是民主主義對專制的勝利，是勞工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
同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五卷五號發(fā)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二文，這是中國最早的馬列主義文獻。
特別是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中，李大釗公開贊揚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并大膽預言：“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出現(xiàn)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春天，李大釗撰寫的《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記錄了唐山煤工的悲慘境遇，引發(fā)了全國范圍內(nèi)廣泛的工人群體覺醒和斗爭運動開展。
該文有這樣一段描述：“他們終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間的空氣陽光，他們都不能十分享受。這個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獄。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餓鬼。有時炭坑頹塌，他們不幸就活活壓死，也是常有的事”、“在唐山的地方，騾馬的生活費，一日還要五角。萬一勞動過度，死了一匹騾馬，平均價值在百元上下，故資主的損失，也就是百元之譜。一個工人的工銀，一日僅有兩角，尚不用飲食。若是死了，資主所出的撫恤費，不過三四十元。這樣看來，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騾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騾馬的生命”、“也有許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該令他們作的工，那種情景更是可憐�！�
五四之后，李大釗又到開灤進行社會調(diào)查，寫出《唐山勞動狀況》的調(diào)查報告并發(fā)表于《新青年》。
該報告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與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國工人待遇和組織強有力的工人團體等號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前夕，李大釗發(fā)表文章指出：“過去的五一節(jié)在中國并不是勞工階級的運動，只是三五文人的運動；不是街市上的群眾運動，只是紙面上的筆墨運動”、“中國的勞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節(jié)作一個覺醒的日期！”
這樣的疾呼，顯然放置于建黨百年之際的今天都是無比應景的。
同年11月，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李大釗的親自領導下創(chuàng)辦了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通俗小報《勞動音》周刊，該刊第一期用大量篇幅對包括長辛店、唐山礦等處的工人的受剝削現(xiàn)狀加以詳盡報道，且標題異常鮮明露骨：《礦務局利八倍于資本》、《幾十分鐘內(nèi)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
行行文字泣血，控訴了西方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殘酷壓迫工人、視中國工人的生命如蟲蟻的罪惡。
1922年10月，震驚中外的開灤五礦大罷工在李大釗（當時已是北方區(qū)委負責人）的指揮下正式爆發(fā)。
在罷工過程中，超過三萬工人直接與帝國主義和軍閥的軍警正面搏斗，悲壯場面宛如《共產(chǎn)黨宣言》中“一個幽靈，共產(chǎn)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lián)合起來了”所言，李大釗與工人的對立面，英國雇傭軍出動了，駐唐山的美國軍隊出動了，軍閥曹錕的保安隊出動了，紛紛對工人運動進行了瘋狂的鎮(zhèn)壓。
曹錕甚至唯恐鎮(zhèn)壓不力，又親自加派一師一旅。這些反動軍隊在礦區(qū)宣布戒嚴，實行血腥清洗。
整個礦區(qū)盡管處在血雨腥風之中，但礦工們卻表示“絕不畏縮，寧死不屈”，并宣告“除非把我們?nèi)w工人都打死，不然，還留我們一人活著，也要為死者報仇，和他們決戰(zhàn)！”
次年，李大釗又領導了轟動全國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在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暴力鎮(zhèn)壓后，他依然堅持給予大江南北的工人群眾勇氣：“現(xiàn)在中國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只有無產(chǎn)階級！”
受到工運的鼓舞，“五卅”運動以后，李大釗利用“五卅”形成的大好形勢，繼續(xù)以開灤煤礦為重點，決定成立工會。
1925年8月18日，趙各莊礦工會成立，這是開灤礦區(qū)成立最早的工會，于四年前的長辛店工人俱樂部（也是在李大釗關懷下建立）一道，均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占據(jù)著重要地位。
后來，黨領導建立的工會雖轉(zhuǎn)入地下，但建工會的斗爭一直未有停息。
它反映了我們黨的一大生命力特征：與工會這樣的工人階級組織始終死死相依。
中國共產(chǎn)黨，到任何時候、至任何階段、行任何高度，都永遠不可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不可有任何彈壓工會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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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無產(chǎn)階級能否擔當起歷史使命的問題，李大釗曾給予肯定回答，他認為資本家貪得無厭地榨取工人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必然使資本集中于少數(shù)人之手。
隨著生產(chǎn)規(guī)模擴大，整個社會生產(chǎn)會趨于社會化，其結(jié)果就造成工人階級團結(jié)起來的條件和無產(chǎn)階級自身會日趨成熟，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李大釗提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在他的腳下伏下了很多敵兵，有加無減，那就是無產(chǎn)階級。無產(chǎn)階級本來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產(chǎn)物，到后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必然是無產(chǎn)階級�！�
這也就是為什么他會做出“赤色的旗幟必將在全球飄揚”的判斷。
在這樣的思路下，亞洲的解放成為了全世界解放事業(yè)的一部分，亞洲人民也與世界人民站到了一起，而亞洲的軍國主義資本亦是與西方的壟斷資本主義成為了一丘之貉。
縱觀中國二十世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始終是一場與“門羅主義”反動話術息息相關的反門羅革命，這也是李大釗革命意志的延伸。
這種革命意志，在“超國家”的廣域?qū)用娴挚棺×巳毡拒妵瘓F以“亞洲門羅主義”為旗幟的區(qū)域霸權，堅定支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爭取民族自主的革命；又在“次國家”的層面克服了割據(jù)軍閥的“省域門羅主義”，最終完成了中國國內(nèi)秩序的全面重建、實現(xiàn)了黨的全面領導。
而深刻把握住這兩個方向的時代舵手，毫無疑問就是毛澤東主席。
對外，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農(nóng)武裝革命連續(xù)扛住了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兩場直接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與代理人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對內(nèi)，紅軍剿滅驅(qū)逐了無法統(tǒng)一中國、只能加劇地域撕裂和階層分化的蔣介石買辦集團。
事實早已證明，作為革命追隨者的毛主席領導工農(nóng)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前二十七年確實幾乎做到了大釗同志暢想的“赤燃全球”：從非洲到西歐，從拉美到北美，毛主席的頭像被高舉在世界各個角落，鼓動著二戰(zhàn)后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同此涼熱”。
而那，也正是國際共運的歷史高潮。
甚至，四年前的法國黃馬甲運動和阿根廷民眾反對G20峰會的游行，毛主席都依然在今時今日可以成為全球底層階級心中的圖騰和手握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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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四年前的今天，在聆聽李大釗慷慨激昂演說的人群中，恰有時年25歲的青年毛澤東。
當然，李大釗的思想轉(zhuǎn)變也是有過程的。
1917年春天時，李大釗尚在《甲寅》上連發(fā)過三篇批判日本門羅主義的文章，包括《新中華民族主義》，這同梁啟超1902年所著《亞洲地理大勢論》極為雷同。
但是在俄國革命勝利后，通過閱讀列寧的著作、了解十月革命，李大釗開始由民族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跨變，其結(jié)果在前文第二段已有述。
只是在今朝，似乎總有人在紀念李大釗時有意無意地淡化蘇聯(lián)的影響、淡化十月革命的影響，仿佛大釗同志的理念是在中國大地上憑空而來的。
回避上世紀20年代前后的蘇聯(lián)，其實質(zhì)是在回避革命，回避庶民，回避人民民主。
李大釗曾對列寧發(fā)動群眾運動的思想：“列寧在流放中還在組織工人，發(fā)動群眾，俄國共產(chǎn)黨人終于在列寧領導下戰(zhàn)勝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們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眾，不經(jīng)過長期的、慘烈的斗爭，我們的革命前途很難想象�！�
十月革命讓李大釗的理論升華，同時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人生觀——“我在李大釗手下?lián)螄⒈本┐髮W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jīng)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去年秋天召開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領袖在會議重要講話中專門提到了聞名遐邇的“窯洞對”，并深刻總結(jié)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百年奮斗征程上回答這一歷史之問的兩個答案：“只有讓人民起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自我革命”。
這兩個答案，一個來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毛主席給予全黨的歷史經(jīng)驗；一個來源于十八大后的從嚴治黨，新時代的領袖給予全黨的歷史經(jīng)驗。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必須告別過去所謂某種“犧牲式發(fā)展”的模式之后，《庶民的勝利》在今天依舊綻放光芒。
如毛主席曾在丹東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對工人們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然而在今日，當舊知識分子在革命退潮三十余載后反攻倒算之際，庶民的勝利安在，這是一個警鐘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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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張作霖在蔣介石密電“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后患”的唆使下，將李大釗等二十人秘密絞殺于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
臨刑前，李大釗笑對劊子手，激昂發(fā)表人生最后的一次講演：“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等于絞死了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我們已經(jīng)培養(yǎng)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產(chǎn)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二十二年后，1949年的3月，已帶領解放軍接近推翻全部買辦資本勢力與帝國主義爪牙的毛主席，時隔三十年后重返北京，感慨萬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兒呢！”
李大釗曾經(jīng)提出，“要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毛主席亦有指出：“知識分子必須參加勞動”，即“知識分子勞動化”。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在《關于革命軍人入黨辦法的規(guī)定》中也有過宣布：“凡非勞動者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加入我軍者，入伍后一年始可取得革命軍人成分”、“凡剝削者本人加入我軍者，入伍后二年始可取得革命軍人成分�！�
在新中國建立后，面對工人階級、農(nóng)民階級雖然取得軍事與政治的勝利、但科教文的領域依舊被舊資產(chǎn)階級與舊知識分子把控的局面，毛主席為核心的黨并沒有犯“幼稚病”得搞什么西式民主，而是通過發(fā)動群眾運動的“大民主”來監(jiān)督政府。
在這一層民主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捍衛(wèi)工人階級的罷工權就是一枚硬幣的另一面：始終給予勞動階層向非勞動階層表達革命情緒、停止無效增值的權力，也就是始終給予“庶民”繼續(xù)取得“勝利”的權力。
黨的建立、黨的成長、黨的執(zhí)政都是來自于工人階級的庶民，因而保障工人階級的罷工權同樣實在維護黨自身的威信。
正如保障“民眾參與政治運動”與“一黨領導一切”理應是相輔相成、彼此共生的，互相捍守著對方與自己的合法性。
像列寧1917年11月在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上的演說：“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氣勃勃的創(chuàng)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并保持政權！”
毛主席更是有指：“應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jù)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介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
工人罷工自由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時刻宣示本階級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勞動、高高在上、只會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和把權持章的尸位官僚。
去年五一前夕，一則 #北京一處級干部體驗做外賣小哥# 的新聞刷了屏，不論這位領導出于什么目的，但從他的反應和發(fā)表的感想來看：① 現(xiàn)在階層之間的差距確實很大，高層對底層依然存在誤解，比如外賣這個拿命換錢的職業(yè)竟然依然在很多人眼里以為是個不錯的行當，以為可以輕輕松松月入一萬；② 這個活動對于這位領導的啟示和觸動，從他的抒情來看應該是真實的。
所以，建議這樣的活動多開展起來，把領導干部高聳的目光重新拽到黎明百姓中來，把領導干部肥大的屁股重新拽到工農(nóng)階級中來。
1963年5月，毛主席就干部參加勞動問題發(fā)聲：“干部只有參加勞動，才能解決貪污、多占問題，也可以了解生產(chǎn)情況，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參加勞動，勢必脫離勞動群眾，勢必出修正主義......縣干部也要參加勞動，基層干部不參加勞動，不就跟國民黨保甲長一樣嗎？”
跋
回顧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畫舫，我們黨的綱領吧：“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chǎn)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chǎn)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jié)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chǎn)資料，歸社會公有�！�
第二年的9月初，安源路礦工人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組織和領導下，以“安源工人俱樂部”為組織核心，發(fā)動舉行了大罷工。
時年29歲的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安源后，在與李立三、劉少奇等人研究罷工事宜時指出：“斗爭中要有勇有謀，口號要提得‘哀而動人’，爭取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的同情�！�
在安源路礦，近百年前的一萬七千名工人喊出了“從前是牛馬，現(xiàn)在要做人！”的口號，一致決定舉行大罷工。
四十五年后的1967年1月，毛主席又用極簡的語言道出了人類政治文明最深徹的哲學：“大風大浪也并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fā)展起來的”、“在今天的條件下，發(fā)揚大民主，只會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而決不會削弱無產(chǎn)階級專政。打掉那些束縛群眾手腳的清規(guī)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舊框框，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無罪，造反就是有理！”
這句話的背景是上海“一月革命”的勝利，上海市民、革命群眾在滬上建立了一個如巴黎公社般雄偉的組織。
這個組織，由毛主席親自建議命名為“革命委員會”，這在老人家看來是又一次“庶民的勝利”：“這樣好，以前是解放軍解放人民，現(xiàn)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軍從旁協(xié)助！”
在李大釗同志的忌辰及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時日，應當重塑和強調(diào)認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以及干群關系的扭轉(zhuǎn)方向。
列寧曾在《五一節(jié)》中說：“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擊潰千百萬日益覺悟、日益聯(lián)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工人們的每一次失敗都推動更多的戰(zhàn)士參加戰(zhàn)斗，都促使更廣大的群眾覺悟過來，走向新的生活，準備新的斗爭！”
只有戰(zhàn)斗，只有不斷深化自我革命，才能在增量上奪取、在存量上守護屬于工人階級的權益。
大釗同志永垂不朽，全世界勞工萬歲、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快樂！
警惕「工業(yè)黨」的帝國主義傾向
原創(chuàng) 歐洲金靴2022-03-24 云阿云智庫•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專題
文 / 歐洲金靴
2021年5月1日，長安網(wǎng)發(fā)了一條嘲諷印度、以印度底層苦難為“輿論戰(zhàn)抓手”的“點火”微博，引發(fā)全網(wǎng)熱議；
2021年11月19日，立陶宛反華事端正憨，胡錫進跳出來發(fā)了一條微博：“中國完全不必被立陶宛氣著，鼻屎小國哈”；
2022年3月22日，觀察者網(wǎng)馬前卒發(fā)了一條微博：“俄國是中國的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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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chǎn)》中曾有述：“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是小資產(chǎn)階級和工人階級某些階層的一部分，他們由于受帝國主義超額利潤的收買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看門狗和工人運動的敗壞者�！�
一年后，列寧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中又有言：“我們揭穿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實際上在出賣群眾利益、揭穿他們維護少數(shù)工人暫時的特權、揭穿他們傳播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和影響、揭穿他們實際上是資產(chǎn)階級的同盟者和代理人——這樣，也就教育了群眾認識到自己真正的政治利益，教育了群眾通過帝國主義戰(zhàn)爭和帝國主義停戰(zhàn)的漫長而痛苦的動蕩過程，來為社會主義和革命進行斗爭。”
三十年前，蘇聯(lián)與歐洲蘇維埃力量已經(jīng)在帝國主義的蠶食中被吞并和淹沒，其作為政治資源繼承者的俄國政權，今天亦是在帝國主義國家設置的框架里奮力掙扎、為了生存而進行“去意識形態(tài)化”式的自衛(wèi)戰(zhàn)爭。
那么社會主義中國，更需警惕帝國主義傾向，而不僅僅是為“防止亡黨亡國”而勤敲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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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長安網(wǎng)的“點火”說起。
先別急著陷入群論，可以代入編輯本身制作這條微博的初衷。
很簡單，他只是很單純地想表達一個事實：「中國強大，印度垃圾」。
「中國強大，印度垃圾」，這絕對是沒毛病的，且是絕對貼合事實的，尤其是放置于抗擊新冠這個國際性事業(yè)中進行對比，印度政府的許多操作更是在中國體制面前呈完敗之勢。
所以長安網(wǎng)的編輯想要輸出的觀點即「中國強大，印度垃圾」，很OK。
但是，那條微博的問題并不在于輸出的觀點本身，很多一味強調(diào)印度如何如何抗疫不力的朋友完全是跑題了。
那條微博的真正問題在于輸出觀點的方式：太冷血了，冷血得讓我們這些自己人都有點不寒而栗。
中國的強大，需不需要借助他國底層貧民的悲劇來強行反襯、強行凸顯？
這種手法，難道不恰恰是對中國強大的一種矮化嗎？
醉心于大國較量心態(tài)，卻沒有底層共情意識。
作為國家級宣傳平臺，完全可以把精力和筆墨放在抨擊印度落后的醫(yī)療制度、印度的私有化教訓、印度的種姓文化缺陷，共同導致了難以形成社會化抗疫的局面。
而不是拿底層印度貧民的慘死，來“揚我中華國威”。
有錯的不是印度貧民，而是無能的印度政府。
這種國威，揚起得過于急不可耐、過于用力過猛、過于不顧吃相，我個人實在是不需要。
估計許多人要說了：“你忘了中印邊界犧牲的烈士了嗎？你忘了印度處處配合美國印太戰(zhàn)略圍堵我們了嗎？你忘了印度媒體一天到晚抹黑我們了嗎？怎么能和這種SB阿三‘共情‘呢？”
我想說，日本人當年對我們做了什么，無需多言吧？中國軍民在抗日戰(zhàn)爭中犧牲的烈士規(guī)模，無需多言吧？
然而毛主席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敗類。”
侵華戰(zhàn)爭前夕與戰(zhàn)爭進行期間，日本國內(nèi)反華氣氛高漲，從民間媒體到課堂學生教材，無不殺氣騰騰、個個要滅我中華于極瞬之間。
可是在毛主席眼里，那些狂熱的日本人民、特別是童稚時就學習操作玩具槍和玩具手雷、被教說“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軍國主義教育的受害者而已。
這也就是為什么毛主席會在1945年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后提出不應這樣傷害日本平民：“盡管日本是壞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們對罪犯難道就能夠這樣子不分青紅皂白，不分平民和戰(zhàn)犯都去殺嗎？不應該這樣子，所以他只要傷害到平民，我們當時八路軍那個時候連俘虜都不殺，我們殺了日本人的軍人，他犯過法，他殺過人，但是我們抓了他，我們要改造他�！�
同時，毛主席也看穿美帝的陰謀、一針見血地點明美帝不過是耀武揚威地進行原子彈宣傳。
毛主席還自信地表示：“原子彈無非是一個紙老虎，它沒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動派看起來有力量，其實都是紙老虎，因為他們背叛人民，他們不站在人民這邊”、“是人民決定誰勝誰負，如果沒有人民的力量，沒有一個正義的人心所向的話，原子彈只不過是一個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這就是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的意識形態(tài)原則，同時也是作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胸懷：時刻牢記“解放全人類”，特別是解放受苦受難的人，哪怕這些人是身處于敵對國家中。
這種姿態(tài)，本身也是對自己居于意識形態(tài)高位的自信。
在毛主席時代，我們一方面進行要求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宣傳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對日本國內(nèi)左翼力量的支持，幫助被美帝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統(tǒng)治的日本人民進行民主化斗爭。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在北京發(fā)表演講時，更是呼出驚世高論：“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
2
所謂“解放”，一定是帶有高度的同情心理的。
對被解放者的政治同情和對解放者自身的政治自信，二者促合在一起才能構成政治正義，即一切政治行為的合法性。
也就是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中說的：“我希望我國人民好好地自己團結(jié)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團結(jié)一致，向著爭取反侵略斗爭的勝利、向著建設我們偉大國家的勝利、向著保衛(wèi)世界持久和平的勝利而繼續(xù)前進，同志們，只要我們這樣做，我相信，勝利決定地是我們的。”
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帝國主義每每入侵他國顛覆政權都要打著“輸出皿主滋油”的旗號——連邪惡不要臉如美帝，都知道追求一個“師出有名”、都知道追求一個政治正義。
那么遑論風清氣正的我們了，怎可行踩踏別國底層悲劇之舉？
我們可是一個無產(chǎn)階級政黨啊。
美國為什么那么害怕蘇聯(lián)？為什么蘇聯(lián)都解體覆滅三十余年，美國還是不放過它、還要不遺余力地在各種電影、游戲中丑化惡搞蘇聯(lián)？
美國真正害怕蘇聯(lián)的是什么，是蘇聯(lián)鋼鐵洪流的軍事武裝嗎？
如果是害怕這個，聰明的美國人就不會在紅警中配合著《蘇維埃進行曲》將蘇聯(lián)的軍事力量大吹特吹了。
美國人在根子上從來就不懼怕蘇聯(lián)乃至今天俄羅斯的核武庫，他懼怕的是蘇聯(lián)當年喊出的那句口號：“解放全人類！”
準確而論，是蘇聯(lián)的社會制度和國家運轉(zhuǎn)模式，是蘇聯(lián)國內(nèi)“勞動者當家做主”、“沒收資本家財產(chǎn)”、“一切權力歸于蘇維埃領導集體與蘇聯(lián)工農(nóng)”的階級景觀。
這些，才是讓西方利益群體、壟斷財閥們自1917年始，一夜之間被破防的根因。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曾語：“蘇聯(lián)是什么？第一，這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國家，農(nóng)民、工人、知識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現(xiàn)在的議會（指俄羅斯）一個也沒有；第二，蘇聯(lián)意味著國家掌控著經(jīng)濟命脈；第三，蘇聯(lián)意味著免費的醫(yī)療/住房/教育；第四，蘇聯(lián)意味著沒有階級貧富之分，這里沒有超富，也沒有赤貧�！�
所以，美國人送給全世界偽精蘇分子（一群鍵盤戰(zhàn)爭狂）的所謂《蘇維埃進行曲》，其歌詞與蘇維埃沒有一毛錢關系。
這就是毛主席晚年面對蘇修的蛻變景觀，而對中國產(chǎn)生擔憂的：“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
細細想來，晚近四十年來，我們又有多久沒有提過“無產(chǎn)階級專政”了？又有多久沒有提過“階級斗爭”了？又有多久沒有提過“解放全人類”了？
連“解放”臺灣，都在1978年變成了“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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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胡錫進的“鼻屎小國論”。
可以探究：中國的強大，以及對于臺灣省主權被侵犯而致滿腔怒火的表達，需不需要借助侮辱立陶宛來實現(xiàn)？
這種“國威”，今天以胡先生為典型代表的某些“正能量官媒”與某些“愛國網(wǎng)友”，揚起得實在是過于急不可耐、過于用力過猛、過于不顧吃相了，在我看來完全是不需要。
我不禁試問：如果今天挑起臺灣省鬧劇的不是立陶宛這樣的所謂“鼻屎小國”，而是某大國、某超級強國，是不是胡錫進之流就要偃旗息鼓、陰陰自慰了？
尤其事實是，給予立陶宛這個前臺木偶以挑釁中國信心的，本來就是某帝國主義強國，胡先生難道心里沒數(shù)嗎？
非要逮著一個立陶宛窮盡潑婦罵辭，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胡先生這是在避重就輕，是在刻意回避與立陶宛背后某帝國主義強國進行正面交鋒？
事實上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胡錫進在臺灣問題上的諸如“薛定諤的臺海戰(zhàn)爭打響論”等怯媚姿態(tài)，確實是讓人可以認定他對美國的恐懼以及恐懼背后的崇拜（以及拿中國網(wǎng)民當傻子、以致于肆意得販賣廉價的雞血）。
對待弱小的立陶宛，就色厲氣大地怒斥其“鼻屎小國”；而轉(zhuǎn)過頭來，對待強大的美國，便又如阿Q一般夾起尾巴躲到角落里自我安慰：“隨他美國去吧！我們先忍忍，看他能怎么樣……”
這就是今天官媒的對外作態(tài)嗎？
每每美帝國主義向前五步時，胡先生便戰(zhàn)狼式叫囂“你敢不敢來十步？”待到人家真的向前十步，胡先生又咆哮“我不信你敢二十步！”
如果這時候美國方面沒動靜了，胡先生就會瞬間吹起勝利號角：“我們贏了！他們果然沒敢二十步！”
………………
敢問，這就是傳說中的“贏麻了”？這就是所謂的“強硬”？
在國際外交場合，選擇性的強硬，其本質(zhì)就是不強硬。
對弱敵國忘乎所以地自大，其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對強敵國的跪首稱臣。
這是Pink黨、工業(yè)黨永遠無法邏輯自洽、無法改掉的通病。
而這種通病的病發(fā)緣由，則是來源于自身的階級局限：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帝國主義道路。
如此階級性的通病，如果不加限制和扭轉(zhuǎn)、甚至反而放任其于遁于中國的外交，那么它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拉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
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國際主義精神框架內(nèi)，也一定會讓毛主席一手建立起來的新中國不再“新”，從而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以國力強弱來擺弄自身的外交姿態(tài)，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對外思路。
從歷史看，也往往是社會主義向社會帝國主義邁進的第一步，最終則一定會把社會主義制度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昔日蘇聯(lián)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從1956年波蘭危機到1968布拉格之春，從1979年阿富汗危機到1989年獨立分離風潮………早就給予中國人慘痛教訓和歷史經(jīng)驗了。
去年，代表領袖和十四億中國人民意志的潔篪同志，才在阿拉斯加以“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ā)同中國對話”為名，不卑不亢、身位極正、國格拉滿得教育了一番美帝國主義。
結(jié)果，同為對外發(fā)聲陣線一員的胡錫進先生，竟然毫無學習領會，仍在以“實力”作為外交姿態(tài)的風向標，真的讓人失望。
難道中國在實力羸弱的時候就得低三下四？在實力強大的時候又得趾高氣揚？
1950年面對美帝國主義時，我們強大嗎？1969年面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時，我們強大嗎？
可是為什么我們沒有“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ā)”去向美帝和蘇修低頭、去把朝鮮半島和東北三省拱手相讓給兩大帝國主義？
按照胡先生的邏輯，這實在是難以理解吧？
特別是在2020年5月胡先生曾鼓吹“中國需要在較短的時間里將核彈頭數(shù)量擴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東風-41戰(zhàn)略導彈”的前提下，我們?nèi)粞壬耐饨凰季S，就更加無法解釋為什么曾經(jīng)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可以不靠核彈就打退麥克阿瑟與格列奇科這兩位戰(zhàn)爭瘋子。
今天的立陶宛窮兇極惡地挑釁中國主權，我們完全可以從捍衛(wèi)自身領土尊嚴的正義角度，絕對自信且從容地與立陶宛進行平等對話，奉勸其切莫被一時的沖動所禁錮、甘當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棋子。
而不是胡錫進先生那一副驕傲自大的霸主作態(tài)，以看不起、瞧不上立陶宛的舊日殖民帝國式嘴臉，對立陶宛不屑一顧“什么鼻屎小國，也敢挑釁我大中華？”
……這種論調(diào)的下一句，是不是跟著要蹦出一嘴李云龍式的“信不信我大中華一炮轟了你xx養(yǎng)的立陶宛？”
………………
“彈丸小國”，說起來多么的輕蔑，仿佛小小立陶宛不堪一擊、中國隨時都可以繼續(xù)“贏麻了”……
然而不要忘了，正是這“彈丸小國”的立陶宛，三十年前卻是偌大蘇聯(lián)帝國土崩瓦解的第一塊磚、第一洞蟻穴（1990年3月11日，在蘭茨貝吉斯的授意下，立陶宛議會全票通過《立陶宛獨立宣言》，將原本的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更名為立陶宛共和國，將原本駐扎在立陶宛境內(nèi)的蘇聯(lián)部隊改為立陶宛國防軍，并表示蘇聯(lián)憲法將在即日起失去法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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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仁政而拾霸政，棄仁氣而擇“霸氣”，“鼻屎小國”，這樣的口氣非但不可能體現(xiàn)絲毫社會主義大國風范，反而會在如街頭罵娘的口辭中將自身內(nèi)心的沖動暴怒和淡定不得，充分暴露。
“蕞爾小國”、“彈丸小國”、“老鼠跳蚤”，止不住地以各種下三路的詞匯與敵國進行謾罵，繼而用核武器、國家軍事實力對其進行恐嚇，卻絲毫不從斗爭正義性的角度（維護我國主權領土完整）與立陶宛進行交鋒，這必然會讓胡先生所代表的“胡氏戰(zhàn)狼外交”呈現(xiàn)出社會帝國主義的蘇修姿態(tài)。
由此，也根本無法讓作為反動方的立陶宛心服口服。
縱使你胡錫進真的扔一顆原子彈滅了立陶宛，你的對手也只會認為自己是輸給了核彈而非輸給正義，根本認識不到自己踐踏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錯誤性。
這一點，實際與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幽幽不滅、始終認為自己“1945年只是輸給原子彈而已”、完全認識不到自己的法西斯侵略罪責，是同一個道理。
正是因為胡先生之流從未真正以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角度進行理論深耕，因而在外交場合會屢屢于危急關頭將命運交給“核武器”，而不是去討論議題本身之中中國處于的正義立場。
最后展現(xiàn)的姿態(tài)便是：要么在對手的核武器面前敗下陣來，要么仗著自己有核武器就在小國面前耀武揚威。
“鼻屎小國”，這種惡俗到極致的話放置于公開的對外辭令，上一次我看到如是現(xiàn)象，還是2004年臺灣民進黨負責所謂“對外事務”的陳唐山。
2004年9月24日，新加坡時任外交部長楊榮文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發(fā)言提到了臺海形勢，呼吁國際社會關注臺海局勢，設法避免它惡化。
結(jié)果陳唐山得知后公開大罵，用閩南話罵道：“像新加坡這樣鼻屎大小的國家，竟然也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耀武揚威地！”之后又罵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話……
這就是“鼻屎小國”一詞的由來。
臺灣政客的粗鄙陰暗、在國際社會上恃強凌弱的嘴臉，于這個詞身上一覽無余。
然而，十幾年后，我方的胡錫進先生竟然撿起了臺灣政客吃剩后吐在地上的口香糖，并津津有味得嚼了起來……不敢對壘美帝國主義，只敢甩著腦袋痛罵立陶宛……
看不起“鼻屎小國”？于Pink黨而言，立陶宛都是讓人不屑一戰(zhàn)的“鼻屎小國”了，怎么還能驚得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去年深秋時沸騰連連？
小國，真的就沒有能量嗎？
如果沒有這個世界上眾多“鼻屎小國”的支持，中國1971年能夠順利重返聯(lián)合國嗎？
我是不知道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勢力看到像胡錫進先生此情此景是如何想法，70年代莫斯科的社會主義霸權重現(xiàn)？（還好，他退休了，不再身披官方戰(zhàn)袍）
我也不知道那些中國與關系交好但實力羸弱、國土狹小的國家，看到胡錫進先生“鼻屎小國”的言論又是如何想法，會不會感到后背發(fā)涼、心生齟齬。
因為，這完全就是昔日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再現(xiàn)！
曾經(jīng)在他勃列日涅夫的眼里，地球上哪個國家不是“鼻屎小國？”蘇聯(lián)遇到的哪個國際事件不可以用所謂“真理只在大炮之內(nèi)”來解決？
但結(jié)局呢？
那么多的“鼻屎小國”們最后都活得好好的，而你坐擁千門大炮、千枚核彈、千輛坦克的蘇修帝國卻轟然坍塌了。
5
這個世界上每天都在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人間慘劇，也在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小國依附西方強權而對中國不利”的遺憾，我很愿意以此去抨擊這些國家其執(zhí)政者之無能，但我絕無興趣去利用和借助那些底層的慘像或是政客的下作，去對準其民族體量和底層人民而“揚我中華國威”。
“親不親，階級分”，無產(chǎn)階級立政的工農(nóng)國家，絕不該有這樣的道德萎縮。
1968年4月，面對遠非今日印度政府般羸弱、相反異常強大的美國政府，毛主席都曾雄文豪邁：《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tǒng)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只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統(tǒng)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白人中的廣大勞動人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爭目標。因此，美國黑人的斗爭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美國白色人種中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國黑人斗爭必將同美國工人運動相結(jié)合，最終結(jié)束美國壟斷資產(chǎn)階級的罪惡統(tǒng)治�！�
對敵國底層的政治同情，才是在敵國國家機器面前最巍峨的政治自信。
社會主義外交觀的核心是什么？——不放棄解放別國的工農(nóng)階級，不輕易輕視別國的反動階級，不畏懼抗擊別國的剝削階級。
這其中的內(nèi)核真理，就是堅定的人民信仰，而不是所謂“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ā)”。
曾經(jīng)面對艾森豪威爾、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眾法西斯帝國主義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脅，永遠站立于人民偉力之中的毛主席，從來有過恐懼和妥協(xié)嗎？
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tài)度是：“時間要打多久，我想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后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的將來的什么總統(tǒng)，由他們做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tài)度是用大三線建設換取時間和空間，令蘇修軍隊入侵中國的成本和付出的代價呈指數(shù)級上升——最終在大國捭闔、主動扭轉(zhuǎn)國際形勢的共同配合下，蘇修放棄了進攻中國，轉(zhuǎn)而培植越南等蘇修勢力在東南亞襲擾中國（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戰(zhàn)爭也最終成了蘇修“流血的傷口”，間接促成其亡國）。
真正的大國，其國之“大”，不僅在器，更在于“氣”。
即抗美援朝時毛主席做出的論斷：“美軍鋼多氣少，我們鋼少氣多。”
最終戰(zhàn)爭的結(jié)果也應證并解釋了戰(zhàn)爭為什么勝利、志愿軍為什么偉大、1840年以來中國為什么有了毛主席才重新成為一個「大國」。
長安網(wǎng)、胡錫進、馬前卒的這三條微博，短短三篇博文，其實反應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且是積重已久的問題。
它讓我仿佛看見了1956年之后美蘇兩國的宣傳機器彼此攻擊、互相嘲諷的歷史魅影……
喬治敦大學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R·S·克萊因教授在其《世界權力的評價》一書中，曾有這樣論述：“在國際舞臺上的所謂實力，簡言之，乃是一國之政府去影響他國政府去做本來不愿意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國不敢去做其本來躍躍欲試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論其影響方式是利用說服、威脅，或明目張膽的訴諸武力�！�
論武力，沒有原子彈的中國可以迫使坐擁核武器的美國，在板門店極為不甘地簽下停戰(zhàn)協(xié)議；
論武力，核彈頭數(shù)量不及蘇修帝國主義一個零頭的中國，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橫行的“有限主權論”陰謀概念，在中國的毛澤東面前一敗涂地。
真正能夠讓中國屹立世界的，絕不僅僅是一門門火力威力巨大的炮筒，而是堅定且自信的政治高度。
不認識到這一點，而盲目陷入英雄史觀和原子彈崇拜，注定無法厘清包括二戰(zhàn)歷史、冷戰(zhàn)歷史和后冷戰(zhàn)史在內(nèi)的近現(xiàn)代人類文明史。
6
在這里，分享一個小林寬澄的故事，非常應景。
小林不止一次談到的毛主席所寫《論持久戰(zhàn)》里的俘虜政策，指的就是：“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shù)姆椒ㄒ龑麄兞私馊毡窘y(tǒng)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
1937年10月，毛主席將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作為我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指出“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zhàn)，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
抗戰(zhàn)期間，針對我軍日俘不斷增多的情況，我黨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延安日本工農(nóng)學校，由日共領導人岡野進任校長，對日俘進行系統(tǒng)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學員后來都成為反戰(zhàn)同盟戰(zhàn)士。
后至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共中央又發(fā)布了《對俘虜工作的指示》，確立對被俘蔣兵“權衡利弊、靈活運用”的方針，明確“大部爭取補充我軍”、“做好俘虜教育”等規(guī)定，把我人民軍隊的俘虜工作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度。
優(yōu)待戰(zhàn)俘，這是我軍自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定下的軍紀鐵律，伴隨著我軍近百年風霜始終寫在軍隊紀律的核心位置。
早在1928年2月，毛主席就宣布了工農(nóng)革命軍的俘虜政策：“不打罵俘虜，不搜腰包，受傷者給予治療，愿留的收編入伍，愿走的發(fā)給路費�！�
1929年，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司令部頒發(fā)《關于優(yōu)待俘虜問題》的命令，進一步以條例形式將優(yōu)待俘虜?shù)恼呗涞亍?/span>
正是鋼鐵一般的優(yōu)俘政策，塑造了我軍“人民至上”的戰(zhàn)爭觀，這也是我軍總是能通過政治工作來拉攏爭取敵方俘虜?shù)木売伤�，避免了我軍要像蔣匪國軍那樣通過抓壯丁這類的反動壓迫行為來擴充兵源。
最令全世界輿論驚嘆的，當然就是在朝鮮戰(zhàn)場了。
在朝鮮，被我志愿軍俘虜?shù)拿儡姟㈨n軍，統(tǒng)統(tǒng)得到優(yōu)待，“罐頭優(yōu)先鑿、雪粥優(yōu)先熬”（雪粥就是雪水摻雜樹葉煮的粥，這對于我軍是最高伙食了），甚至還在戰(zhàn)俘營中給美軍舉辦籃球賽、開設掃盲班教美軍識漢字。
這讓你想到了什么？
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屹立至今？就是因為歷史上即便是被蒙古人的彎刀和清兵的鐵蹄破了關，他們依然會在武力征服之后臣服、融入于中華文明。
中國人是怎么說話的、是怎么吃飯的、是怎么進行生產(chǎn)的、是怎么思考問題的，從未因為蒙古人和八旗人的入局而被打斷。
相反，外族源源不斷地學習我們，最終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從這個角度看，熟讀古史的毛主席是以極為磅礴的氣概，將共產(chǎn)黨人的國際主義與中國人的文明高位有機結(jié)合在一起，讓人民軍隊成為了一支共產(chǎn)主義的軍隊，也讓中國成為了「新中國」——這個新，就新在我們是國際主義、是共產(chǎn)主義的，而不是帝國主義的。
莫尼卡·費爾頓夫人曾于1952年9月到過我軍戰(zhàn)俘營參觀訪問，同英美戰(zhàn)俘們談話、開座談會。在仔細了解了志愿軍戰(zhàn)俘營的情況之后，她感慨地說：“簡直是奇跡！這里真的不是戰(zhàn)俘營，而是學校！”
在我軍戰(zhàn)俘營中，美英俘虜們還可以可以給家人寫信。我軍給他們發(fā)了鋼筆、紙、信封，不要太貼心。
這也促使了許多美國大兵留下，在毛主席和我軍的教育下成為了一名共產(chǎn)主義者。
7
無產(chǎn)階級的對立面就是資產(chǎn)階級；而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反面，就是帝國主義。
什么是帝國主義？
美帝國主義就不用多說了，真正值得警惕、銘記、觀察的，是50年代末起始的蘇聯(lián)，同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
“解放全人類”這個列寧和斯大林留給蘇聯(lián)的最寶貴遺產(chǎn)，逐步被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所謂“戴維營會談精神”所取代，至格列奇科的“原子彈打服中國”與勃列日涅夫的“征服阿富汗”達到頂峰。
1981年的蘇聯(lián)“81-西方”軍演，看似鐵流滾滾、聲勢浩大，但你已看不到一丁點蘇維埃人民軍隊的樣子了。
當時的西歐諸雄在顫抖，美國媒體也在隱憂，可是真正聰明的、藏在深宮處的那一小撮美國大佬卻在暗笑——從“81軍演”，幾乎就已經(jīng)能夠預見蘇聯(lián)的悲劇和美國的勝利了。
從去年的長安網(wǎng)事件亦可看出，很多人依然執(zhí)迷不悟“放印度死人的照片，不恰恰說明印度當局無能嗎” 說這種話的人恰恰暴露。
既然要懟印度當局，那就應該大大方方地懟，而不是借底層貧民的苦難來當作你擺秀優(yōu)勢、攻擊敵國當局的抓手工具。
同樣的圖，海南警方官博的文案就顯得大氣多了。
哪怕是從外交戰(zhàn)的技術角度，當一個敵國發(fā)生了社會性的、群體性的災難，這難道不正好是一個“契機”嗎——用展現(xiàn)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大國憫人姿態(tài)的手法，分化敵國當局與底層慘民的契機。
現(xiàn)實中我們也確實是這么做的（中國當時已向印度提供超兩萬臺制氧機），然而在輿論場上，長安網(wǎng)卻短短一行字拉了全局的胯………
有的人要說了：“拉倒吧，印度貧民是慘，但他們就是一群 %×*«%«￥……你根本感化不了的！看看他們在外網(wǎng)都是怎么罵中國的！”
對于這種言論，我只想說，當年的日本鬼子被軍國主義洗腦、美國鬼子被帝國主義洗腦、蔣記國軍被蔣府法西斯洗腦，哪個不比今天的印度人被反華主義洗腦嚴重？最后都是怎么被我軍感召教育的？
其次，這種蔑視歧視而非懷揣同情拯救心態(tài)的思維，非常可怕且可憐。
因為有對下之蔑視歧視，必然也有對上之仰視崇拜，這實際是將人類劃為了三六九等。
你瞧不起印度貧民，那么請問你瞧得起誰，西方白人？
那么這種所謂“瞧得起”，就會變種為對白人的媚洋崇拜跪舔。
不得不說，當民眾以這種通過蔑視嘲弄敵國底層災難、去達到攻擊敵國的目的的思維，去感染裹挾政府時，這更是恐怖……
今天你鼓動本國政府去蔑視別人，明天難保你自己不會被……不多說了。
8
中國，應該成為世界文明爭鋒舞臺上的燈塔，而不是一個狹窄領域——帝國主義熔爐里的一員。
中國絕不可成為帝國主義，中國的崛起必須是社會主義的。
什么是社會主義？“無產(chǎn)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什么是帝國主義？比如川普口中的所謂“美國優(yōu)先”，又比如胡錫進和馬前卒口中的那些暴論。
十年前，準確的說是十八大之前的中國輿論場，恨國是主流，公知群魔亂舞、南方系大行其道；而十八大之后，特別是十九大之后，愛國終于成為主流，特別是以《戰(zhàn)狼2》為代表的文藝作品引領了一股“愛國風潮”。
這很好，這當然很好，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還是要以相當克制的態(tài)度說一聲“但是”：就今天這個一眼望去“遍地是愛國大V、愛國博主”的輿論畫景而言，事實上，很多人反美，但他們反的只是美國，而不是美帝；很多人愛國，但他們愛的也并不是中國，而是（一種幻想中的）中帝。
以Pink黨、工業(yè)黨、GDP黨為例，很多人都理解不了我們到底在批判這些群體什么？
這些人的骨子里，其實是默認美國主導世界、默認資本和強權主導世界秩序——這里的“美國”我只是一個代指，指的是霸權、帝國主義。
他們當然愛中國，但他們愛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國而已，因為這四十年的中國可以在某些方面滿足他們的帝國主義幻想。
即“中華帝國主義”。
但是毛主席建立的不是中帝，而是社會主義中國。
Pink黨們看上去天天“反美”，但他們的目的和愿望，是打倒美國，然后由中國取而代之。
可是毛主席和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所要求的，不僅是打倒美國，且是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美國。
正如《讓子彈飛》里，張麻子面對黃四郎曾堅定地這樣反答：“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因為，張麻子要的從來就不是這座碉樓，而是這片土地上，再也沒有碉樓。
今天，我們在新時代領袖的教育下一遍遍地強調(diào)與學習“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我想請問問工業(yè)黨們：這里面有“大炮自信”、有“原子彈自信”嗎？
大炮飛機坦克航母原子彈固然重要，它同樣是一個大國的象征、是國防實力強大之必須——但是，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真正安身立命的法寶。
就中國共產(chǎn)黨、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決定我們能夠走多遠的，只能是領袖提出的“四個自信”中的四要素：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是這四要素，孕育出了大炮飛機坦克航母原子彈，即“槍桿子出政權”的前提一定是“黨指揮槍”；也是這四要素，決定著中國人民的政治地位、以及意欲被中國共產(chǎn)黨解放的全世界其他受苦受難的被剝削人民的政治地位——這同時也就重申了中共不可動搖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和“解放全人類”的理想。
“四個自信”，刻畫著黨的純潔性，而絕非什么飛機航母、什么“光錐之內(nèi)是尊嚴”。
當年把美國侵略者打到談判桌前的人民志愿軍，他們有飛機嗎？有航母嗎？有原子彈嗎？
別說這些硬家伙，喝雪水飽腹的人民志愿軍連胡錫進口中充滿著小資情調(diào)的“鐘表花瓶”都沒有！
可是他們在美國侵略者面前，卻比中國歷史上那些裝備精良、氣質(zhì)綽約的軍閥部隊們、蔣介石國軍們，有尊嚴的多！
既不蔑視南朝鮮偽軍為“鼻屎小國”，也不媚視美國軍隊為“不可戰(zhàn)勝的大國”，半個多世紀前毛主席鑄造的人民志愿軍，才是真正的大國軍隊、人民軍隊。
我覺得我已經(jīng)說得夠通透了。
跋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工業(yè)黨們在國家主義層面所秉持著沙文主義世界觀，其硬幣的另一面，就是他們在維穩(wěn)主義層面也同樣秉持著等級主義治國論。
即：一切均用民族主義的敘事去麻痹輕易共情的受眾，實現(xiàn)去階級化、去革命化、去社會主義化的訴求。
認清這一點，才是全世界無產(chǎn)者能夠“團結(jié)起來”的政治前提。
否則，便是中學歷史教材（岳麓版選修《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里的那段經(jīng)典案文：“英國資產(chǎn)階級竭力向民眾灌輸這樣一種意識：資本家的財富就是整個民族的財富，資本家的事業(yè)就是全民族的事業(yè)�！畟惗貣|區(qū)最貧困的愛國者, 只要一想起英國的工業(yè)和財富，也會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這種灌輸下，極端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泛濫�！�
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jié)：“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fā)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zhèn)湟孕腥收臒嵴\，來替農(nóng)工民眾革命。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nóng)民眾停止自己的斗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nóng)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nóng)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關于這一點，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樣就國民黨的虛偽政策給出過辛辣評價：“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xiàn)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而用《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中的一段話來為本文做收尾，則更為宏大和精妙：“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郭論】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chǎn)力”！
原創(chuàng) 郭海強2022-05-01 云阿云智庫•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專題
【重發(fā)七年前的舊文，向全國工農(nóng)兵學商勞動者致敬！！】
【郭論】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chǎn)力”！
郭海強
1988年9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首次在國內(nèi)公開提出并快速成為一個“改革開放重要理論”，同時亦成為一句風頭甚勁的政治口號。
然而，稍有馬列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生產(chǎn)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勞動對象（自然資源和生產(chǎn)材料）、勞動資料（科學技術和生產(chǎn)工具）以及從事各種生產(chǎn)活動的勞動者。
人類發(fā)展歷史告訴人們，在長期的勞動及生產(chǎn)過程中，體力和腦力勞動者逐步掌握了各種科學技術，不斷發(fā)明了各種生產(chǎn)工具，充分利用各類自然資源和生產(chǎn)材料，生產(chǎn)出維系人類生存以及促進人類發(fā)展的各種物質(zhì)和精神產(chǎn)品。
對于勞動者而言，科學技術就是一種生產(chǎn)工具，離開了勞動者這個生產(chǎn)主體，徒具工具功能的科學技術（包括今天最現(xiàn)代化的自動化生產(chǎn)設備）都不可能進行自主性生產(chǎn)；而無論如何先進的科學技術，亦只有通過勞動者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和生產(chǎn)性活動，才能發(fā)揮各種各樣的生產(chǎn)作用。
因此，無論在任何歷史時期內(nèi)、以及在任何實際條件下，科學技術都是來源于從事各種生產(chǎn)活動的勞動者，并為勞動者所掌握和使用。即使僅憑邏輯與常識來作出判斷，在生產(chǎn)力所涵括的各種要素之中，勞動者作為生產(chǎn)主體顯然是第一性的，也就是無可置疑的“第一生產(chǎn)力”。
扼要而論，將科學技術判定為“第一生產(chǎn)力”，首先是混淆了人與科技的主客關系和主從地位。如果我們片面強調(diào)“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難免會在實際運作層面陷入“科學決定論”的盲動之中，甚至由于夸大科技的工具功能從而忽視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導致廣大勞動者淪為科技的奴隸。
其次，將科學技術判定為“第一生產(chǎn)力”，是對生產(chǎn)力范疇的狹義理解乃至是錯誤解讀。如上所述，生產(chǎn)力是一個具有整體系統(tǒng)性的社會生產(chǎn)體系，而不是一個單一的、工具性的生產(chǎn)力量。
在構成生產(chǎn)力的三大要素之中，雖然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勞動者這三者缺一不可，但只有作為生產(chǎn)主體的勞動者才能將三者貫穿起來從而形成生產(chǎn)力，并不斷地推動生產(chǎn)力的持續(xù)發(fā)展，而科學技術顯然不可能替代勞動者發(fā)揮這個主體作用。
事實上，早在1968年，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傳人的尤爾根·哈貝馬斯就已經(jīng)提出了“科學技術是頭等生產(chǎn)力”的著名論斷，認為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里上升為一種新型意識形態(tài)。這種具有“壟斷資本主義”性質(zhì)的代表言論，顯然是要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抹殺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提供一種理論依據(jù)。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事實表明，一旦將科學技術定性為“第一生產(chǎn)力”，必然在客觀上導致工人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在當代中國的政治地位大幅滑落，淪為遭受權貴官吏資本集團層層壓迫剝削的“弱勢群體”。
更為嚴重的是，人工智能時代即將到來，如果繼續(xù)奉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這個錯誤方針，各項產(chǎn)業(yè)的資本寡頭為了追求經(jīng)濟利潤最大化，勢必會造成“機器人全面取代自然人”的恐怖圖景，全人類就會逐步全面退化，最終被具有高度自主智慧的機器人全部消滅，地球人類就此永遠消亡。
20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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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沖及：他們?yōu)槭裁催x擇了社會主義 